大S病逝，原本死者为大，不应再翻检一些莫须有的指控。但围绕她和汪小菲的舆论战一直在持续，而大S是否吸毒的问题环绕不去。
所以还是讲一讲这个问题。
1
汪小菲自2022年离婚后，多次公开指控大S长期服用违禁药物“思诺思”（一种镇静安眠药），并称其每月需花费巨额资金购药，甚至实名举报至台北警局。然而，警方以“无实证”未受理，其提交的监控视频等证据亦未被采信。
汪的指控动机复杂，既可能出于对抚养权争夺的策略性施压，也可能掺杂个人恩怨。其多次反复的指控模式（如先承认支付药费后又否认）削弱了可信度。
当然还有其他人的爆料。譬如黄子佼与葛斯齐。
黄子佼在2023年情绪崩溃时公开指控大小S、范晓萱等人涉毒，并称曾被具俊晔强行喂食摇头丸。
大陆娱记葛斯齐补充称，药头曾透露两姐妹通过某黄姓艺人获取药物（非黄子佼）。
然而，黄子佼未能提供具体时间、地点等细节，且部分指控已过追诉时效。葛斯齐的“药头消息”亦无实证，更多是间接传闻。
还应检视其他关联人物。
譬如具俊晔，他的尿检结果为阴性，被指在韩国饭店强行喂食黄子佼摇头丸，但因证据不足且黄子佼放弃追诉，未被追责。保姆杨阿姨提及具俊晔在家中行为不端，间接暗示大S对子女疏于照顾，但未直接涉及药物问题。
2
大S后来有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与证明效力如何？
台北地检署对大S、小S、范晓萱的毛发和尿液检测显示，含有“史蒂诺斯”等镇静药物成分，但三人提交了合法处方及门诊记录，证明其属于医疗用途。
这一结果在法律层面可以为其脱罪，但公众质疑点在于：
有没有处方药的滥用可能？史蒂诺斯（思诺思）为管制药物，需严格按剂量使用。汪小菲称大S每日服用量高达30片，远超常规剂量，但检测仅确认成分合法，未验证用量是否合规。
还有检测报告的透明度。大S工作室声明“感谢检方还清白”，但始终未公开完整检测报告，而阿雅、萧敬腾等人曾主动公开报告自证，对比之下引发质疑。
这里是否有法律漏洞与规避空间？
必须承认，若通过医生开具合法处方超量获取药物，可能规避法律制裁。台湾对管制药物的处方监管存在灰色地带，尤其对高收入群体的医疗特权缺乏有效约束。
另外还有检测时效性。毛发检测可追溯3-6个月内药物使用，但若指控涉更早时期（如黄子佼提及的2000年），则难以取证
3
我们再结合大S的个人背景与药物依赖风险，进行综合考察。
大S长期受癫痫、抑郁症等疾病困扰，需依赖药物治疗。汪小菲提及其在婚姻期间多次被送急救，可能因药物副作用或过量引发。
合法药物的长期使用可能产生生理依赖，甚至演变为心理成瘾，但此属医疗范畴，与违法吸毒有本质区别。
还有人指称大S朋友圈的开放性与文化影响，以此形成心证。
大S的社交圈以“开放前卫”著称，早年与范晓萱、阿雅等人组成的“姐妹淘”常被曝涉及灵修、药物实验等争议行为。而具俊晔作为韩国娱乐圈人士，其背景可能接触更宽松的药物文化（如韩国对大麻的处罚轻于台湾）。不过，台湾目前仍未解禁大麻，持有或使用仍属违法。
但依此作指控，不能形成证据效力。
4
如上所述，大S是否涉违禁品，在法律层面因“合法处方”暂获清白，但公众信任危机源于检测不透明与处方滥用的合理性质疑。
汪小菲、黄子佼的指控虽缺乏实证，却揭示了娱乐圈药物滥用的潜在生态。
此案的核心矛盾在于，司法证明与公众认知的鸿沟（合法未必合情），以及医疗用途与娱乐化用药的界限模糊。信者恒信，认为特权阶层有资源优势，如通过高端医疗渠道获取管制药物，可能规避法律风险。
最终，真相或许永远存在于“处方笺背面”。而真相的模糊性，让这场舆论场中的撕裂，似乎永无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