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罗 · 克里斯托（Paul Chrystal）
资深医学出版人，历史作家，杂志撰稿人，演讲者。毕业于英国赫尔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获古典学学位。毕业后从事医学出版工作 35 年，曾任耶鲁大学出版社编辑顾问，《约克郡考古学杂志》历史编辑，Classics for All 评论员和撰稿人，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线参考书目数据库古典学撰稿人。
1999—2001年，法国、丹麦和瑞典组建了一个国际多学科研究小组，其中包括哥德堡大学的多名考古学家，他们用先进的DNA测序技术在斯德哥尔摩西南方约300公里处的弗雷斯格尔登的一座石隧墓中，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鼠疫杆菌的微量DNA，距今已有5000年。
2020年2月21日，第8批来自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一线医务工作者，登上了空军的飞机，跨越1000多公里奔赴湖北省武汉市抗击COVID-19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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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编年史：世界史上100场疫病》
[英] 保罗·克瑞斯托 著
王岳 / 陈文浩 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24年10月
如果要证明疾病（传染病、瘟疫）或其他类似事件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常态，而且至少5000年来始终是我们不欢迎的“致命伴侣”，那么，上面提到的两个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两个事件恰好描述了本书的写作范围——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2021年之间发生的100多场大流行病、流行病和瘟疫的暴发，以及在全球各地瘟疫流行和大流行病中的世界历史。所有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夺去了人们的生命，并还在持续伤害千千万万的人。
由于其强大的杀伤力、隐蔽性和破坏性，这些灾难性的公共卫生噩梦，曾以各种方式扭转了历史潮流，决定了战争结果，影响了政治和宗教变革，破坏经济，消灭人口，扰乱社会、文化和教育秩序，这些结果并不令人惊讶。但从积极角度来看，大流行病对我们提出了挑战，并促进了科学和医学研究。就COVID-19而言，它推动了科学和医学研究进入目前基本未知的领域，旷日持久的国际谈判被搁置，国际合作达到新高度。自古希腊至今，所有的瘟疫都在警告着我们，国际社会在听取建议和执行工作时，大流行病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出缺陷。我们可以把这一切总结为：连续失败或没有能力为大流行病预留机会，如对大流行病的准备工作三心二意，没有正确或持续地“遵循科学”，或对大流行病和流行病实施严格、果断和高效的管理方案。
当然，有了近2500年的“后见之明”，保持明智并不困难。另外，如今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都不会妨碍糖尿病或癌症患者的治疗，同时为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积攒资金——卫生预算，正是用在当下有需求的领域。不过，我们也有理由质疑，这些预算为什么不能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做到：当下一次大流行病降临，就像如今的COVID-19，无论发生了什么，它都会扰乱并严重削弱和粉碎社会和经济结构。限制性地保护筹集到的资金并谨慎使用，把钱花在刀刃上，肯定会缓解未来疾病灾难和经济崩溃的影响。
威胁、危险、弹性和应急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是更大的“内阁小组子委员会”的一部分，后者主要关注英国脱欧谈判，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冲动地解散了该委员会。他上任后不久就下手了，而且就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英国的6个月前。该委员会在没有任何正式议程的情况下被解散，这有待进一步探讨。后来，他任命了一位对疫苗推广负有（有限的）特殊责任的临时部长，在一定程度上纠错成功，但英国确实需要接受一个现实：大流行病规划，需要的可不仅是一位责任不清晰的临时部长，还需要认识到下一种大流行病到来的必然性。大流行病将在未来的某一年，竭尽全力再次毁掉我们的经济与社会。
我们经常听到“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这句话，但这往往是句软弱的借口，意在掩盖自身的迟缓、拖延和管理不善。新型冠状病毒无疑是一种新型病毒，有其独特和具体的特征和科学挑战，包括宏大的疫苗开发推广计划，但历史上许多非医学科学的特征和应对COVID-19的有效实践，统统有据可查。另外，只要翻一下历史书和大量医学文献，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是“身处前所未有的时代”，完全不是。本书上百次地证明了这一点：书中不仅描述了每一次大流行病、流行病和疾病暴发事件，还捕捉了它们致死与破坏的痕迹，以及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教训，帮我们减轻下一次灾难的不幸后果。继往开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聆听和吸取这些深刻、沉重的教训，并加以调整和行动。
本书带我们踏上了一段旅程，回到新石器时代，亲临古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的历史，进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然后发现和征服新世界，体验近代史、奴隶贸易、殖民主义，最后回到21世纪。我们开始了一段真正的世界穿梭之旅，飞过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穿越欧洲和俄罗斯，横渡非洲和中东、印度次大陆和太平洋，纵览东南亚、日本和中国，然后抵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了有效传播致命疾病的动物媒介。我们也许都知道大马蹄蝠、按蚊和携带鼠疫的“印鼠客蚤”，但单峰骆驼、鼯鼠、浣熊、果子狸、猕猴和各种珍奇鸟类的情况如何？我们描述了早期流行病中挽救世界的疫苗，考察了开创性的预防措施，例如，在东北鼠疫后和拉古萨鼠疫前，以及1629年意大利鼠疫后费拉拉市制订的防疫措施。我们乘上破败不堪的奴隶船、蜷缩在恶臭“棺材船”和凄凉的发热棚里，有时，也会在检疫所中痊愈。
瘟疫和大流行病往往会引起社会骚乱，因此，我们难免会被卷入如莫斯科鼠疫暴动，以及孟买、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动荡中。我们目睹了失控的群众对卫生工作者的暴力袭击，看到了迫害犹太人、原住民和吉普赛人的怪罪游戏，对麻风病、艾滋病患者的偏见至今仍然盛行。这些大流行病和地区流行病，也暴露了人类社会最糟糕的阴暗面。我们目睹了加拿大的种族灭绝、美国和太平洋岛屿的种族清洗，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往往消灭了整个原住民部落。在奴隶贸易和以殖民主义为名的暴行时代中，一个黑种人的生命显然不那么重要，尽管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暴行是时代裹挟之下的产物，但如今听来仍然令人震惊。种族主义、无端指责和边缘化，都以令人不安的方式频繁抬起丑陋的头颅。自古以来，生物武器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如果它们落入歹人之手，一些传染性病原体就会成为潜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今，全球气温正在上升，另一层意义上，气候变化无疑是助长流行病的同谋，而环保组织正在提高我们对无可辩驳的气候变化的认识。黑种人在死亡率统计中占比很高，而黑种人权利运动也在为世界上的黑种人、黄种人和少数族裔群体付出努力。
重要的是，本书描绘了流行病管理历史上的更早、更开明的成果：从公元前430年修昔底德造福后代的教育，到中国和日本古代的瘟疫记录、隔离设施、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自我隔离、安全的葬礼、有尊严的尸体处理、社会疏远、边境管制、手和呼吸道卫生等。当然，除了几个值得称赞的案例，其他大多数都是在我们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忽略的案例。
大流行病，从来不只是单纯的流行病，还会伴随着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这里有一些与大流行病间接相关的因素，虽不必要，但在随后的大流行病期间，如果哪些国家想要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就必须对这些因素保持警觉，并及时纠错。
1.必须保持和加强监测所有应申报的传染病。尤其对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SARS）病毒变种、流感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它们可能、将会、也确实在不断地变异，并吞噬着我们。
2.战争。多年来，作为流行病臭名昭著的伙伴，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卫生设施、医疗保健、疫苗生产和推广、杀虫剂生产和分配的破坏，战争会加剧和扩大大流行病常见的影响（惊醒它的另一个伙伴——饥荒）。
3.要确保最高水平的疫苗安全。正如我们在COVID-19中发现的，变异在所有病毒“武器”中最具杀伤力。人们熟悉的大流行病，如麻疹、鼠疫，都有可能会卷土重来，而且拥有更强的适应力、更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抵抗现有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因此，对疫苗的有效性、适用性和药物警戒性进行有力的持续监测至关重要。
4.免疫抑制（抑制免疫系统及其抗感染的能力）。可以由药物研发中许可存在的不良反应、在治疗各种癌症和骨髓及其他器官组织移植中使用的药物造成，也可以由治疗其他疾病的常规药物（不良反应）引发，或通过艾滋病、淋巴瘤等疾病自然发生。
5.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可以促进大流行病的发生，例如，砍伐森林是世界范围内栖息地丧失的最大原因。栖息地的丧失，使野兽、鸟类和昆虫别无选择，只能迁徙到邻近的人群中，并有可能接触到其他动物或人，与他们交换病菌。这些新感染的生物，反过来可以感染新地点的人类，传播人畜共患传染病。气候的变化可以促进病媒的传播（如疟疾）进入以前的非流行区，使其成为流行区，并将病原体引入新的宿主。气候变化也会促使人口的迁移流动，如迁移到较凉爽的地区，以避免寄生虫和侵袭性疾病，但会导致更多的潜在性感染。
总体而言，统计数据相当可怕：截止到2021年4月18日，全球死于COVID-19的总人数超过300万。英国占了其中的4.23%，而英国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0.87%。就像战争或自然灾害中的伤亡记录一样，读者很容易对本书中涉及的每个惨痛事件中的死亡人数麻木，并且很快就会习惯，以致死亡率统计数字后面的那些“0”毫无意义。事实上，对于著名作家笔下的死亡记录，我们更该谨慎那些圆圈，不过是他们修饰“巨大数字”的漂亮符号罢了。
我们应该记住，尽管所引用的许多死亡率数字代表了一种死亡，但它对患者的家属造成了深远的心理影响。以COVID-19为例，这些数字也往往掩盖了另一个附带伤害——由于应对COVID-19是医疗保健系统的首要任务，成千上万患有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患者无法进行我们所谓的“常规治疗”，因此遭受痛苦和死亡。
到2021年4月，英国约有12.7万人死于COVID-19，去问问他们的家属和朋友感受如何。我们有必要为死者家属多做考虑，留意所有大流行病相关死亡所引发的社会后果和心理影响。死亡率统计不仅是“巨大数字”，每个数字背后都埋藏着个人的悲剧和刺骨的伤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