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一
税费改革之后，义务工和村级"三提五统"被取消，村级公共品供给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输入。农村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主动向上"争资跑项"，土地综合整治、农业综合开发靠的多是这种项目。
实践中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学术界认识到项目制供给公共品的模式有严重弊端。第一是不平衡性，越是偏远落后的地区，越是难以得到资源输入，基层组织越是缺乏关系和能力争资跑项。第二是效率低，大量的资源投入公共品供给却得到相对较少的公共品。其原因在于项目制供给公共品的规范性很强，采取地方政府发包给承包商的形式，形成市场化的公共品供给模式，缺乏基层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因此，项目制供给公共品有时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为了应对现代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许多地区农民自主组织起来提供公共品，资源投入少而效率很高。在皖南农村，我们观察到自然村中的积极分子组成"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动员村民出资出力修建道路、为沟渠清淤，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在湖北大冶和江西余江，我们观察到宗族组织转化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把国家建设与自然湾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起来，把国家新农村建设的行政意志与宗族意志结合起来，从而对农民个体更具号召力。我在恩施山区农村猫子山村调研，发现到处都有农民自发组织起来。
二
刘奇高，一个退休乡村干部，2011年组织猫子山村村民低成本修建山路11.2公里。这条山路原来非常狭窄，是村里留下的中老年人年复一年地用锄头挖出来的。因为缺乏大规模的组织，修建速度很慢。有一处道路，由于坚硬岩石阻挡只有半米宽，旁边就是深沟，翻车不知道多少次。刘奇高开群众会动员群众参与修路，号召沿途村民集资、出义务工和安排伙食，向村里走出去的大老板要求赞助，向政府部门要求帮助。他还与沿途村民进行协商，处理占土地占山林不赔偿的事宜。
半年多功夫，刘奇高组织的群众队伍以极快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修建好公路。据他估算，修路的资金主要用于炸药和挖掘机，一共使用40万元，其中农民集资8万元、政府补贴15万元。同样是修建11公里山路，项目制就要花费约400万元。为什么猫子山修路的成本如此之低？关键就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节约了一切可以节约的成本。
农民自发形成的组织内部是高度熟人化的。刘奇高组织的修路委员会，由他本人任组长，"每到一个地方，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喊老百姓开会，有一户不同意就不修路"，委员会工作得到当地群众、村级组织和乡镇政府的大力支持。做工作的不仅有修路委员会，而且有当地群众，许多外出务工的农民还会专门回来做工作。从猫子山到楠木桥有4公里路是太阳乡所辖，太阳乡的书记和主任帮忙协调了电工等各项事宜。
刘奇高已经退休，那两年在家照顾老父亲，恰好在一次吃酒席时得知猫子山村和楠木桥村农民出行极为艰难，想出面组织修路。这件事别人做不了，因为需要组织能力，需要"恩威并用"。刘奇高有主持公道的能力，他经济条件上等，开过酒厂、做过生漆买卖，又可以调用政府等各方关系资源，并有着极高的威望。在恩施山区，刘奇高这样的人无疑是稀少的。当地缺乏宗族性的内生社会组织，人与人的关联是原子化的，农民很少需要在生产生活中进行大规模的合作。乡村需要能人，他得有超过一般农民的威望，让其他农民敬佩和畏惧。
如果采取国家项目的方式绕过基层组织，就需要设置各种经济组织来推进这一事务。这些组织与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是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基于谋利的性质，这些组织及其成员秉持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尽可能提高供给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结果一定是巨大的项目资金投入和低下的公共品供给效率。
据刘奇高说，沿途农民300多户，几乎没有不参与支持的。农民自愿捐资，最低100元，一般捐几百元。捐资最高的是一个很早外出务工经商已经迁出村里的农民，目前资产上百万元，他在刘奇高动员下捐了两万元。不愿意出钱的农民极少，比如家里非常穷的、不准备在这里居住的、山林和土地被修路占得多的等。一个老人虽然生活非常困难，也捐资100元用于修路，让刘奇高十分感动。
农民出力更为重要，他们通常每天从早到晚施工，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六日夜晚，整个工程中一直在出义务工。据刘奇高估计，出义务工总数达到5000人，最多时一天有300人在出义务工。税费改革之后义务工在一些农村很少继续存在，农民一出工就要求付工资。出资出力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沿途各农户安排伙食，每日4台挖机上工，有8个师傅，另外加上三四个组织者，他们一天三餐的伙食均到农户家免费安排。资源匮乏条件下，农民能够修建这么大的一项工程，不把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动员起来是不可能的。修路时，当地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农民出义务工时感觉到是为自己劳动，在为工程队伍安排伙食时觉得无比光荣。
在项目制供给公共品过程中，农民不出资出力，项目工程人员、组织者和农民无关，工程成本急剧上升。表面上农民节约了资金和人力，却由于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未调动起来，国家投入的大量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农民实质上吃了亏。反之，如果国家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主动性，那么使用同样多的资金就可以供给更多的公共品、满足更多地区的农民公共品需求。就不会窘困到要从贫困山区农民那里一家一户筹集数十万元用于修路。
在修建道路过程中，必然会损害农民承包土地和山林的利益，若是国家来修路必须要作出赔偿，而若按照国家标准，刘奇高及修路组织是赔不起的。最多有一户农民被占用2亩多山林，更普遍的情形是被占了几分地。在反复做工作的努力下，最后农户均放弃了要求赔偿。为什么农户不要求赔偿？因为农民组织进入千家万户动员，让群众明白"修建道路是为沿途的农户服务"的道理。有的家庭中老人不理解，子女回来做老人的工作。猫子山和楠木桥的农户太渴望这条道路，几十年农户自发修路却只能修建一条仅能走摩托车的道路。不是农民没有积极性，而是缺乏一个能人出来振臂一呼，现在有这个能人出来，农民哪有不支持修路的道理？农民不仅出资出力、积极安排伙食，还甘于牺牲自己的利益。群众大会频频召开，即使有"钉子户"，也在舆论压力下被迫低头。
恩施山区农村是原子化的，生产队内部的邻里关系是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基本的人情圈，是农民合伙互助合作的基础，农民不敢冒犯集体情感和舆论。例如，原来山区建房主要以石材和木材为主，需要数十个劳力帮忙，红白喜事也需要几十个人帮忙，对于一直只想搭便车而不出资出力的人，大家在这些情况下就联合起来不帮助他。
三
恩施山区扶贫最重要的内容是公共品的供给。公共品供给的高成本是制约山区农民收入的因素，应当建立一套农民组织化机制降低这一成本。恩施山区农村公共品供给诚然有资源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制度问题。目前主导的项目制忽视基层组织，绕过基层组织直接由地方政府"块块"与承包商打交道，从而把公共品供给市场化，降低资源利用效率。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有效动员是解决公共品供给低效率问题的关键。猫子山村修路有一个退休干部刘奇高，如何通过党委政府的机制创新培育更多刘奇高这样的积极分子是山区扶贫的重要任务。目前可以做的是改进项目制的实施方式，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进来，表达他们的公共品供给偏好。
选自夏柱智著《亦城亦乡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