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多个以科创为重的城市，似乎陷入了一种相同的焦虑。大家纷纷在反思讨论：为什么DeepSeek（深度求索公司）没有诞生在我们城市?
作为一款现象级的人工智能应用，DeepSeek在技术和市场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而取得类似成就的前沿科创企业，杭州近几年涌现出了一批。其中最耀眼的6个，包括DeepSeek，在蛇年春晚上表演机器人的宇树科技，《黑神话：悟空》的制作公司游科互动等，被誉为“杭州六小龙”。
讨论最热烈的城市当属南京和深圳。前者由江苏官媒提出了“灵魂三问”，后者则被网民热议：在科创方面是否将很快被杭州超越。令深圳人颇为在意的一点是，宇树科技的创始人王兴兴，是从深圳大疆离职去杭州创业的；游科互动则是注册在深圳，实际运营在杭州。
在各种论点中，最常见是这几个：杭州的科教实力雄厚，科研人才众多；杭州重视基础研究，敢于持续大手笔投入；杭州政府服务意识强，办事效率高，创新创业环境友好。
对此，笔者近期交流的多位政商学界人士也普遍认同。但他们同时指出，这些其实并非杭州独有的优点，许多城市都具备；具备这些优点也不代表就能在短时间内收获“几小龙”，创新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
这些人士的共识是，其他城市见贤思齐，重要的不是学习杭州的什么先进做法，而应该关注一些事关创新创业的社会基础层面的问题。归纳下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一个地方社会是否具有普遍的创新意识和创业氛围，是否倡导企业家精神，地方政府是否具有持续改革的意识和勇气。
改革意识、企业家精神是推动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主流价值观应始终鼓励推崇。近几年，在政府层面，一些地方表现出改革步伐放缓甚至停滞，地方领导乐做“太平官”的倾向；在民众层面，一些地方“考公考编”热持续升温，像2025“国考”报名总人数就再创新高，广东、江苏等地长期成为“考公”大户。当然，改革并非一味求快求大为好，“考公考编”与参与创新也并不矛盾。但需要警惕的是，这是否折射出社会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退化的危险？
几年前，深圳一位退休前领导在跟笔者交流时，曾对深圳改革步伐放缓、创新力度减弱表达担忧。这虽然只是个人观点，但也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感受。鼓励创新创业是全社会的事，经济发达地区资源更多，市场空间更大，更应大胆行事。如果这些地方的改革都裹足不前，年轻人变得更倾向于“进体制”，那可不是好消息。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是，公共资源是否公平地配置于不同性质、不同体量的市场主体。换句话说，政府是否能做到对国企民企、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一视同仁，避免资源因“非市场原因”过于集中于国企和大企业。
深圳、杭州等经济活跃城市早已雄辩地证明，民企、中小企业是创新活力的不竭源泉，积极拥抱它们是毋庸思索的明智选择。这方面全社会已经形成高度共识，但共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体现在具体实践中。比如，很多地方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会予以奖补，操作中不妨自我检讨，是否做到了让民企、中小企业和国企、大企业的申领难度、申领标准完全一致，而不是设置隐形障碍，厚此薄彼。这点要求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敢拍胸脯说做到了。
第三个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是否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宜业、宜居的大环境，让创/从业者能安心创/从业。
城市是工作之地，更是栖息之所，只有让人待得舒适，才能干得舒心，干出成绩。游科互动创始人冯骥在解释为什么把团队放到杭州时说，“节奏没有深圳那么快，房价也不太高，大家能够耐得住性子”。这句话可谓戳中了深圳的一大痛点。
最近十来年，深圳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居高不下。诸葛找房数据显示，2023年，在100个重点监测城市中，深圳的房价收入比以35.5居首，是第六名杭州（19.6）的1.8倍。而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当年深圳、杭州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76910元、73797元，前者仅为后者的1.04倍。对比之下，哪里更“居不易”，一目了然。
宜居的要求不单指住房，还包括安全、教育、医疗、养老、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这些都离不开政府作为。在发展为先的叙事逻辑下，地方政府普遍更关心GDP、招商引资、产业发展、财政收支等宏观情况，却容易忽略包括创业者在内的常住市民的微观感受。这种习惯性做法有点本末倒置，长此以往受到反噬也不奇怪。这方面，杭州可能是一个正面例子，值得其他城市研究借鉴。
综合笔者交流的各界人士观点，“管好”以上三点，才是地方政府涵养创新土壤、激发创新活力的当务之急。其他的都急不来。另外，大家还普遍认为，创新的赛道有无数条，每个城市都可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定位去选择突破方向，而不必今天羡慕这个、明天学习那个。创新也不是一座城市的独角戏，各城市应协同互补，共同走出一条中国式创新之路。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