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1954年出生，山西新绛县人。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山西省副省长、山西省作协主席、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等。
主要作品有《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生死守护》《换届》等。所有作品均被改编或即将改编为影视剧，被改编的影视剧播出后先后引发强烈反响。他还曾受邀担任热播剧《人民的名义》的顾问。
先后数十次获文化文学类重要奖项——1995年至2007年8次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小说《抉择》被推举为新中国成立50周年10部献礼长篇作品之一，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其作品还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金盾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曹雪芹文学奖、吴承恩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获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等。
张平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换届》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过去的一年，您在写新的长篇吗？
张平：去年收获多多，根据《十面埋伏》《重新生活》《生死守护》《换届》改编的五部影视剧，一部去年十月已经在山西太谷拍摄完毕，即将择时播出。其余四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拍之中，期盼今年都能与观众见面，期待社会的积极评价和反响。在此感谢所有主创人员的辛勤努力和心血付出！2025《当代》第一期，刊发了我的一篇散文《刀郎的歌声撼动了谁的心弦？》，此文同时录入即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之中。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换届》，荣膺《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3年度长篇五佳作品，您说这部长篇小说是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这部长篇小说和您以前的作品有何不同？
张平：过去的作品都是采访出来的，或者说，都有真实的生活原型和素材，觉得生活本身更具冲击力，虚构反而会减弱故事的生动和精彩。但《换届》跟我本人的阅历密切相关，作品中的很多故事情节我都曾亲历过、体验过。作品中的很多人物，我都非常熟悉，很多都曾是我的上级、同事和挚友。这比采访来的作品更真实生动，更丰富多彩，情节也更集中，矛盾更尖锐，内容更厚重。文学来自生活，为了让这种生活理想化，增加了虚构的成分，因此《换届》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来得这么晚，是因为这部作品的素材完全来自那一段鲜活生动的在政府工作的生活体验。
文化艺术报：您一直坚守现实题材，您的每一部作品，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响。现实题材，在今天依然深受读者喜爱。您能不能讲讲这方面的原因和您的写作初衷？
张平：现实题材永远是社会十分关注、民众非常喜欢的题材，我也一直呼吁更多的作家进行这类题材的写作。
关注现实，直面现实，描写现实，是最容易成功的写作路子，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写作素材太丰富、太精彩了。你不去关注，你不去描写，实在太可惜了。我一直觉得，当今所有的优秀作品，即使你想写历史题材、科幻题材、武侠题材、魔幻题材，都必须对现实生活有深入了解，都必须与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二月河，比如金庸，比如刘慈欣，他们的作品对现实都有很强的介入和映射。事实上，凡是能引发强烈共鸣的文学作品，肯定都体现了强烈的现实精神。所以任何一个作家，都应该对现实生活保持着一种高度的敏感性，关注政治、关注民生、关注变革，时刻关注社会的任何变化。比如像我的作品，我曾经说过，我所有的作品都是采访出来的，深入生活，下去采访，搜集素材，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
一个人想当作家，如果不了解生活，不了解社会，不去了解底层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不了解某一故事的来龙去脉，那你这个作家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写不出来，写出来也没有人看。
关注现实、描写现实，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为老百姓说话，要为老百姓写作，要为老百姓呐喊发声。民意、民权、民生，是所有作品的生命线。老百姓的心声、期盼，老百姓的权利、利益，老百姓的生存和生活，如果你对这些毫不关心，那你干吗还要当作家？作家的作品就是让老百姓看的，你不为老百姓说话，你不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老百姓又怎么会关注你的作品？我的大部分亲戚，现在都还在农村，姐姐妹妹姑姑姨姨叔叔婶子内兄内弟，大都一直是农民或者是打工族，还有几个上了大学的。所以就业问题、打工问题、土地问题，还有打官司、上学、看病，他们面对的问题太多了，生活也太艰难了。你如果不为这些人说话，就等于不为百姓说话、不为自己说话。我们现在常常用到“躺平”这个词汇，我觉得作家是这个社会上最不能躺平的一个群体，一旦躺平，没了冲动，没了激情，没了爱恨，你的创作也就终止了。看到社会上的不公和非正义，别说气愤得发抖，如果你连感觉都没有了，那你干吗还要写小说。
关注现实、描写现实，作品一定要好看好读好懂，有故事有人物有激情。下面的人喜欢看，上面的人也愿意看。一定让读者一看就放不下来，拿到书能一口气看到完。《十面埋伏》出版后，那一年我出差，坐的是长途火车，那时候还没有高铁，飞机也不像今天这么普遍，在火车上一坐就一天一夜是常有的事情。那一次我在火车卧铺上看到一个读者正在看《十面埋伏》，于是就偷偷地关注他。他上了车就一直在看，一直看到晚上十一点以后，卧铺车厢都熄灯了，他就把书伸到车厢临窗的小茶几下面，那里有一个夜灯，他就对着那盏夜灯一直还在看，一直看到天亮7点下车，整整看了一宿没有合眼。我偷偷看着他，也几乎一晚上没有睡着。那时候卧铺很贵，票也很难买，但他买了卧铺票，居然没有睡觉。这让我感慨万千，十分感动。还有当时的《太原日报》的主编，我俩一起去北京，上车前我给他一本《十面埋伏》，也是看了一路，从晚上8点一直看到第二天早晨6点下车，一分钟也没有休息。还有最近一次，就是我刚出版的《换届》这部小说，我坐飞机与一个人坐一排，中间隔着一个人，他一上来就在看这部小说，整整三个小时，一分钟也没有停下来，甚至连我都没有看一眼。那时候我还怕他能认出我来，飞机着陆时，飞机颠簸得一晃一晃的，他都没有把手里的书放下来。
所以我对读者始终十分敬畏，你现在想让一个读者看你的作品，喜欢你的作品，实在太难太难了。因为现在吸引你的东西太多了，电视、电脑、手机，各种网站、各类平台、各个大V，很多电子游戏就像毒品一样，靠个人自制能力很难克服。别说孩子了，大人也一样，整天手机不离手，各个都是手机控。大学生也一样，正常作息的很少。谁有时间看书啊，所以现在作家出版一部书，能发行一两万册就是畅销书。在当下这种情况下，你想让你的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就像登天一样难。你的作品如果把读者抓不住，写的又不是他们关心的内容，谁还看你的小说？直面现实，直面现实中的矛盾冲突和重大问题，是现实题材的最大优势。这也是作品抓住读者的关键，同时一定要跌宕起伏，悬念迭出；一定要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一定要出乎意料之外，尽在情理之中。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只要你想成为一个称职的作家，你就不能在作品中说假话，只能说真话、讲实情。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最不能容忍说谎话的群体——读者。读者是图书市场最不讲情面的一个群体，他不是你的下属，不是你的同事，也不是你的亲朋好友，不会给你任何面子。读者一旦发现你在作品中说假话，不说真话，或者不敢说真话，那立刻就会毫不留情地永远抛弃你。我不喜欢甚至讨厌你的作品，我为什么还要掏钱买你的书？尊重读者、尊重市场，就是要求你的作品必须有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那就是作品的真实性。只有诚实的、公正的、纯净的写作态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态，才能真正获得更多喜欢你的读者，也就是真正认可你的铁粉，成为一个作家的固定读者。
总之就这四点：一、现实题材，二、人民立场，三、好看好读，四、真话实情。或者是：现实精神、民众立场、读者意识、作家风骨。
文化艺术报：您曾经说过，任何题材写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就是真实性。谈谈这方面的看法和认识。
张平：真实是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底线。现实题材中的人民性写作，必须是接地气的，必须是人民乐于接受和认可的。因此，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灵魂和生命线首先是真实，最终也只能是真实。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题材、政治题材，很容易成为虚假的代名词。事实上，那些男欢女爱、儿女情长的家庭与伦理题材，那些尔虞我诈、神奇夸张的历史和魔幻题材，也同样容易造假和伪造。包括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些网剧和网络小说，那种任意的不切实际的夸张和想象，只会对这类题材造成越来越大的损伤。穷小子一夜暴富；跑外卖突然有了透视眼；负债人与高富帅或白富美闪婚；有奇人教授，突然武功盖世，力大无穷等等，然后开始指点江山，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让背叛羞辱过自己的人统统跪拜在自己眼前。痛快是痛快，解气也确实解气，但也确实太夸大、太虚假、太不真实了。
没有任何一种题材、任何一类作品，可以成为我们制造虚假的借口。任何领域里的制造虚假，最终都只会被人民所疏离、所厌弃。还有，“人民”这两个字，是全世界约定俗成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中，不应对它任意矮化和污名化。为人民写作，不应该是，也绝不能是一个不被提倡不被期许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文学创作，如果缺失人民的概念，那文学本身也是缺失的。
我的最新长篇小说《换届》还是现实题材、重大题材、社会题材、政治题材。执着于这样的题材，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遗憾的是，这几年从事这类题材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有人说，我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所以写了这样的题材。其实不然。我分管过教育、科技、文化，但没有分管过安全、生产、交通、发改委、工信、住建、国土、安监。这些部门如何运转、什么程序、什么职能，部门里有哪些处室、哪些设置，要想弄懂弄清楚，绝非易事。《重新生活》开头有一个细节，就是纪检委要在现场带走出事的市委领导。带走时有哪些程序和用语呢？我当时先后走访了十几个纪检部门，还是没有弄清楚，最终直接找到了中纪委的部门领导，得到肯定的回复，才算放心踏实了。现实题材都是大家熟悉的范围，就像画画，画鬼容易画人难。稍有不真实，大家就会觉得假。一觉得假了，作品基本上就报废了。所以《换届》确实写得很辛苦、很努力。当然，付出辛苦和努力，自然就会有不错的回报。《换届》出版后，从目前反馈的情况看，受到了读者的普遍认可，甚至被誉为公务员必读书，迄今已连续12次加印，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抉择》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久，您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从作家到官员，会给您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变化？
张平：我一直是个作家，十分幸运的是，我曾在政府工作过几年，而且是实职，不是挂职。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宝贵的机遇。我接触到了一般作家接触不到的领域，体会到了很多作家体会不到的感受。特别是干部群体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自己也有很多亲身体验。这些体会我在作品里有展现，比如《换届》中，我写了领导干部是没有什么隐私的，每年的个人事项申报，你一填写就会非常清楚，你的存款、财产、收入，上级部门都清清楚楚。少填一项，立刻就会接到通知请你说明、请你解释。除非你不存款、不买房，让别人替你理财，其实这些也一样会被有关方面察觉。所以那些落马的领导干部，常常在家里一查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因为他们的灰色收入真的不敢存银行、不敢去投资。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天堂地狱往往一念之间。什么是慎独、慎微、慎初、慎终？面对巨大诱惑，对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是生死考验。我在政府分管教育时，当时省委省政府决定建设高校新区，这是一起数百亿的工程，十几所高校、数十万师生全部搬迁重建，配套工程还有两所附属医院、十几所中学小学幼儿园、数十个住宅小区等。当省委省政府刚宣布这一决定，我便发现我突然间成了一个在企业商业界万众瞩目的人物。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办法、各种各样的批示、各种各样的电话蜂拥而至，让我须臾不得安宁。各种建筑、材料、装修、水电暖、教学用具等，有几百项工程和采购项目，只要有一两个工程我答应下来，那就会有不可估量的后果。当时，我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里想了两天，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找到了省长和省委书记，实话实说，我说我干不了，确实干不了。第一不懂，第二没搞过工程，第三我顶不住，对一些人，我真的没办法，拉不下脸。我可以督促高校搬迁、监督工程质量，其他的我真的无法胜任，请省委省政府另行考虑人选。最终分工调整，我主管高校搬迁和工程质量监督。至今想来，我当时的决断太及时、太重要了，它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还是一辈子惶惶不可终日。
文化艺术报：《抉择》从小说到电视剧，还改编成话剧、戏曲、连环画、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广为流传，是当代反腐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从小说到电视剧，期间经历了什么？
张平：《抉择》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其实今天看《抉择》，也许大家感受不到当年的那种十分强烈的时代氛围和压抑感。创作《天网》和《法撼汾西》时，文学作品中还不能说我们党和政府里面有腐败行为。只能说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等等。《抉择》这部作品里，第一次描写了党内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且有集体腐败的行为存在。这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是一个大的突破，等于闯了一个禁区。所以《抉择》这部作品，当时可以允许被拍为电视剧，但不能拍成电影。
同名电视剧《抉择》拍出来后，当时只准在省市本地电视台播出，不能在卫视播出，也就是说，这部电视剧不能上星。电视剧的主演是李雪健和李幼斌，都是实力派演员。李雪健演市长，李幼斌演市委书记。两个人演得十分精彩，以至当李幼斌出演《亮剑》时，我觉得很不适应，这样的一个演员怎么能演了李云龙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演的市委书记太传神了。这部电视剧在北京电视台播出时，收视率非常高，被评为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李雪健也被评为最受观众喜爱的男演员。这些都是在1998年发生的事情。
1998年冬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个编辑，叫宋继高，想到太原来见见我，跟我谈谈《抉择》改编电影的事情，并问我《抉择》电影的改编权还在不在我手里。我在电话中立刻给他说，电影版权还在我手里，你们要拍电影我当然很高兴，也很愿意。不过我得先把有关情况告诉你：第一，这部小说已经改编为电视剧了，都已经播出了，你们再拍电影，会不会有票房；第二，我必须给你说实话，这部作品，现在还不能拍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说了好多次了，一直没有通过。如果能拍的话，北影早拍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宋继高就对我说，这个不用你管，就问你愿意不愿意把电影改编权卖给我们。我说没问题，他说，你要多少钱？我说，你看吧，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对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好半天才试探着说，给你五万行吗？我张口就说，行，没问题，当时连考虑也没考虑就答应了。他说，那好，我们说定了，我会尽快给我们厂领导汇报，如果没问题，或者你来，或者我去，我们就把合同签了。一个月以后，我们签了合同，中间也联系过两次，然后一直到了第二年夏天，都杳无音讯。后来才知道，要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是当时的两位上海领导，一位是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一位是市委宣传部部长，他们一位是军人出身，另一位是教授出身。他们两个在当时几乎都是一个时间内看到了一部作品，那就是我的长篇小说《抉择》。两个人都看得血脉贲张，对小说里的人物感同身受。
《抉择》写的是什么呢？写了一个化公为私的国有企业，写了一群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写了一个曾经是这个工厂中的工人，后来当了市长的李高成。还写了几个在企业转制过程中，把一个大型企业据为己有的原工厂领导，现在摇身一变已经腰缠万贯做了老板的董事长。
文化艺术报：《抉择》之前，您还有一部《凶犯》，这个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天狗》，至今仍在网上被誉为中国人不能不看的最无法忘却的四部电影之一。
张平：我为何一直说上海是我的福地，因为我还有一部作品名字叫《凶犯》，《凶犯》后来改成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天狗》。这个《天狗》是在2006年花了500万人民币拍成的一部电影，富大龙和朱媛媛主演。《天狗》票房不佳，但这部电影囊括了当年所有的电影大奖。金鸡奖、华表奖，还有一个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奖。富大龙被评为最佳男演员，导演戚健被评为最佳导演。小说《凶犯》写了一个复转军人舍身保卫国家林场的故事。村民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村霸一起把新来的受过重伤的退伍军人几乎打死。这个退伍军人捂着伤口，一个人爬回林场，取回那杆老式步枪，又一个人爬回村子里，把恶霸四兄弟中三个打死，一个打成重伤。这个复转军人最后也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这也就是电影《天狗》的故事，至今仍在网上被誉为中国人不能不看的最无法忘却的四部电影之一。
说到《凶犯》和改编成的电影《天狗》，还得说到我的另一部长篇《天网》。《天网》被谢铁骊拍成了同名电影，同时被拍成了同名电视剧。电视剧的导演是十佳女导演斗琪。《天网》拍完了，获奖了，斗琪导演又看上了我的小说《凶犯》，她说这部作品真好啊，可以拍成电视剧。那是1995年的事情，比电影《天狗》整整早了10年。但斗琪当时有一个想法，说这个《凶犯》的背景放在偏远的山村里，可以增加的故事太少了，无法拍成20集以上的电视剧。斗琪与我商量，可以不可以把《凶犯》的背景放在城市呢？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不同的是这个复转军人保卫的不是林场，而是工厂。如果能这样，那电视剧的故事就会丰富多了。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就开始参访那些正在转制的濒临破产的只剩了一个空壳子的大型企业。我们希望得到的是，这些企业在转型或破产期间，工人们纷纷偷盗和抢劫工厂的机械和财产，最终被复转军人以生命的代价制止了。但采访的结果完全相反，誓死保卫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们。已经下岗的工人们还在自觉地保护着那些车间里的机器和车床，一个螺丝钉也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拿走。而偷走整个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借转制之名，化公为私，把国家财产转为自己财产的一些工厂的领导。
我采访那些工厂时，工人们自发地做我的保镖。有一次，工人们在车间里开了一个三四百人的座谈会，工人们讲到自己的遭遇和对工厂的感情时，一个个嚎啕大哭，情不自禁，现场泪流成河，哭声一片。
二十多天的采访结束后，我和导演的思路都彻底改变了，她回去以后自己动笔改编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我回来以后就写了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抉择》。我在小说中痛斥了这种赤裸裸的个人腐败和集体腐败，描写了工人们在腐败处境下的生活艰难。作品发表后，一百多家报纸连载，几十家电台连播，电视剧也播出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就是一直没有批准拍电影。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这两位领导同时看到了这部作品。其中一位在北京，走到王府井书店，把书店仅剩的12本书全买了下来。另一位在上海，立刻打电话给上海电影制片厂，这么好的题材，你们为什么不拍电影？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我讲的一幕。
电影终于拍成了，名字叫《生死抉择》。但如何能在全国发行？当时的中纪委书记来到了上海，参加上海市的反腐倡廉会议。晚上书记休息时，上海的有关领导便向书记推荐这部影片，说我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刚刚拍完了一部反腐倡廉的电影，希望您晚上能看看。我们已经把录像机调好了，您如果有时间看，摁一下按钮就可以。
第二天书记讲话时，第一句就说，昨天晚上我看了一部电影《生死抉择》，看得我连厕所都没顾上去。这部反腐倡廉的电影拍得太好了，太及时了，可以说是震撼人心，也大快人心。
有了这句话，就在上海市开始放映了。紧接着，河南、广东，也都开始放映。广东省不仅让在全省放映，而且要求每个副处以上的干部，都必须带着自己的配偶观看这部电影。据说直到这个时候，这部电影还没有批准在全国发行放映。
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生死抉择》时，居然多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很多人哭得稀里哗啦，特别是电影中市长李高成有一段长达6分钟的独白讲话，这本是电影最忌讳的事情，因为没有观众会听你一个演员在电影里一人讲6分钟的话。但没想到恰恰是这个讲话，居然引发数次掌声。这部电影的票房是1.4个亿，当时的票价是两三元钱，包场是一元钱，《生死抉择》是那年的第二票房，第一是《泰坦尼克号》，票房是2.1个亿。
文化艺术报：《法撼汾西》《天网》引起官司时，您并不孤单，官司期间，您收到过2000多份声援信。更有一些农民从临汾赶至京城声援您，更有人将“山西省第二信访办”的美誉送给了您，您也一直履行着为民写作的诺言，您的作品，也一直延续着这个诺言。
张平：1987年应该是我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在一次业余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我与时任汾西县委书记的刘郁瑞一见如故。刘郁瑞把自己当县委书记遭遇的错综复杂的故事讲给我听，整整讲了四天四夜，特别讲了一些他亲自经办的冤案，讲到伤心处，两人一起掉眼泪。我又找到那位冤案的主角——一位基层会计，他为洗刷不白之冤，告了30年状，上访1500多次，直到70岁才平反昭雪。他曾40次被收容、8次被拘审，上访材料就有1米多厚。他对我说：“我只有一个恳求，请你把我要说的话听完，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一个人能听完我的诉说。”他声泪俱下地讲了整整两天一夜，我也含着泪听了两天一夜，共录了17盘磁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现实题材，被深深震撼了，觉得记述现实中的真实故事远比纯粹虚构有趣。这两次落泪也使我多了一份责任感，虽然觉得下笔很难，头绪太多，但还是沉下心来，先后创作出两部长篇纪实文学姊妹篇《法撼汾西》和《天网》。《天网》使我第一次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部书先后有上百家电台连播，上百家报纸连载。如果没有《天网》这部书，我的人生阅历可能会少了很多内容，但这种反响也给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几个当地的干部对号入座，把我告到了出版社所在地的丰台法院，受理这场官司的法官明确无误地告知我，这场官司你必输无疑。但最终这场前后耗时十年的官司，竟然是我赢了。胜诉的原因只有一点，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一审开庭后，因为是公开审理，数十家媒体对这场官司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我一下子成了“名人”，许多人都关注、关心起我来，不仅是作家圈，还包括山西和北京等地的群众，他们大都很支持我，认为我是在为老百姓说话。挤在公共汽车上，常常有人悄悄对我说，我们都支持你，就算你输了在我们心里也是赢家。打官司期间，声援电话和声援信源源不断，光1000人以上的联名信就有4封，500人以上的联名信有12封之多。临汾的几位农民还千里迢迢赶来京城支持我。一见面，他们就忙不迭地问：“咱那官司咋样？”
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他们还把整个村里捐来的几百元塞给我。即使到今天，一想到这些场景，仍然禁不住眼圈发热。我第一次感到了一位作家还可以有这么大的力量，而这力量是他身后的老百姓给予的。我那时候就下定了决心：要自生至死为老百姓写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与艺术无关，与文学理念也无关。
文化艺术报：《孤儿泪》《天网》《抉择》《国家干部》到《十面埋伏》，您的每一部反腐小说，都会引起很大轰动，您也因此被称为“反腐作家”。反腐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您为何会选择这样一条写作道路，是什么在支撑着您？
张平：我因为撰写了《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系列作品，被冠以“反腐作家”的名号。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并不是单纯的反腐作品，也不是所谓的“官场小说”。因为这几部作品，最主要内容依然是党群关系，描写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新社会形态中，执政党与人民、领导干部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腐败只是其中的一个主题、一条线索或一个节点，而不是全部。所以我更希望大家公允地认为它们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当然大家把我归类为“反腐作家”我也不反对，我把它视为对我的肯定。但在我自己看来，《重新生活》才是我第一部真正的反腐小说，因为它通篇都是腐败对一个家庭、一个区域以至一个社会的戕害和摧残。我是想通过对一个区域的主要官员腐败的陈述和描写，展示腐败给整个区域带来的难以想象的巨灾大难。这种系统性、组织性全局性腐败所导致的危害是所有人都应警醒、都应深思的。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是在回避这一问题，恰恰相反，作为一名作家，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就不能不关注现实；而关注现实，就不能不涉及“腐败”这一当代中国重大的现实问题。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的结果，在经济领域取得飞跃发展的同时，腐败现象也像毒瘤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每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应该有为惩治腐败而鼓与呼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艺术勇气。换句话说，“腐败”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现象，而选择了为老百姓说话，就应该直面这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
文化艺术报：回想写作初衷时，您曾说，在全国许多地方，老百姓太苦了，因而想为他们说说话。而最终促使您下决心写《天网》的是一个老人，那个时候，您经常下去采访吗？
张平：我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采访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走到生活里去，才会找到新的创作源泉。比如《天网》，当时去一个县城里采访了一个多月。我去了一个老农民的家里，听他聊了两天一夜，他说到动情的时候嚎啕大哭。还有一个创作《孤儿泪》时的采访，跟我一起去的有一个杂志的主编。他说他就这几天把一辈子眼泪都倒在这儿了。这些经历就是说明，你的写作、你的生活必须跟老百姓息息相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您写过很多官员，您也当过多年的副省长，当作家和当省长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张平：在省政府工作能让你看到更多的情况，看到了以前当作家时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你进入了一个你以前根本不知道不了解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或者社会圈子，这里面既有酸甜苦辣，也有喜怒哀乐，既有大爱大美，也有至痛至恨，也一样充斥着人性的光辉或灰暗。尽管你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但这也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其实人和人的差别并没有多大，人性都是一样的，更多的是个人的选择和机遇，当然还有家庭出身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身份与结果。我之前一直是一个作家，而后突然被任职为副省长，五年后离开政府，感觉上同过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所以我的心态和感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并没有感觉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心理和精神上的跨越。不论做什么，一直还是作家的心态和眼光。这几年的干部任职，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少写了作品，但这种体验十分珍贵，让我从另一个层面看到了更为复杂，更为生动，更加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我想，这对我今后的写作，也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促动。有所得必有所失。有人说，你这五年，是高薪体验生活，我不知道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但不管怎么说，这五年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我真诚感谢有这五年的经历，我会十分珍惜它，也会慢慢地回味它。
文化艺术报：您的父亲曾经是大学教授，后来被打成右派，这段经历对您成为作家有何影响？
张平：我1954年出生在西安，父亲当时在西北建筑工程学院任副教授。大学教授这个头衔如今看起来还算光鲜，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带给一家人的却是深重的灾难。父亲是位正直 耿 介 之 人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他因为向组织“提意见”而被打为“右派”被开除不说，还进了劳教所。1958年，全家6人被遣返回我的祖籍——山西新绛一个叫刘峪村的偏远山村，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那一年，我只有4岁多。
我是像普通农村孩子一样长大的。如果说与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经历了更多的苦难。从此，读书成为我一生的习惯。初中没上完，学校便停了课，我不得已回乡务农，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在田间劳作的间隙，我仍抱着书看个不停，听到别人的挖苦也毫不在意。那时我是“右派”子弟，一方面经常挨批斗，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我是教授的儿子，有文化，所以文艺类的事情都叫我去做，譬如编戏、写剧本呀都找我。记得当时村里要排一出戏参加县里的表演，大队干部就想起了我。村里唯一一本戏剧类的书是《华东小戏选》，我就参考它写了一些小戏剧，其中有两部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乡村小戏《娶媳妇》《好媳妇》，让我在县里出了名。后来公社革委会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就把我抽去专门写戏。所以，我在16岁时就算开始了文学创作。1993年省文联评职称时，有人质疑我的创作年龄，时间怎么会有那么长？当时我拿出了我1970年的获奖证书“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好多人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相信。
文化艺术报：短篇小说《姐姐》是您的成名作，在《姐姐》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前，您的生活是怎样的？
张平：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临汾地区文联。这一年我创作的《姐姐》获得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让我在全国文学圈都有了些小名气。从此我正式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的道路。
一个小说家的早期作品往往都是他自身经历的反射，我也是这样。除《祭妻》《姐姐》外，我早期的作品还有《像河流一样的泪水》《糟糠之妻》《血魂》《梦中的情思》《孤儿泪》等近十篇后来评论家们把它们称为“家庭苦情”小说。当时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除了因为熟悉外，还有不吐不快的苦衷。《姐姐》是我以自己的二姐为原型的，我从小在她的背上长大。后来二姐与大姐，还有小妹都因为父亲是“右派”的原因，不得不草率地嫁给当地的农民，她们出嫁前生离死别般的情景，给我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痛。而作品《糟糠之妻》里有我妻子的影子。我20岁时被分配到家乡的东街小学教书，在盛行娃娃亲的当地，已属大龄青年。当时家里一贫如洗，父亲又是“右派”，亲友介绍的姑娘都婉拒了我。这时我们村支书的女儿、我的同学张德芳，不顾家人的反对嫁给了我，跟我吃了很多的苦。大学期间，每月不到20元的补贴，只够我吃饭和购买学习生活用品，我妻子一个人在家务农带着孩子还常常接济我，支持我的学习，支持我买书，支持我写作。她们都是我心里最值得爱，也最让我心痛的人，我写她们，就是要用我的笔记录下她们的善良、淳朴、坚忍和不幸。这些小说，也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农村广大女性共同的不幸命运。1980年代中后期，我意识到继续写“家庭苦情”小说的局限性，开始了走出“小圈子”的直面社会现实的“大圈子”写作。在我后来的这些作品中，他们仍然是我作品中的主角，仍然是我讴歌的对象。
文化艺术报：还能想起您的处女作吗？
张平：1981年，我的处女作《祭妻》在《山西文学》发表了。《祭妻》讲述的是农村妇女兰子被“血统论”戕害致死的故事。使我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莫大的荣誉，不仅很快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多家刊物选载，还被评为《山西文学》年度一等奖、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我就这样闯进了山西文学界，得到当年还健在的作家马烽、西戎等老作家的呵护与厚爱，把我直接调入了省文联工作。
文化艺术报：纯文学的市场越来越窄，您始终坚守着，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您认为一个严肃作家应该怎样写才能不被读者疏远？
张平：我觉得主要还是靠生活积累。有些作家写到后来作品越来越少，我感觉还是因为生活圈子渐渐狭窄了，而没了生活的敏感或者缺少了生活的激情。实话实说，现在的网络作家为什么会越来越活跃？一句话，就是生活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以写作养家糊口。这些网络作家的作品始终能保持活力，就是他们必须有市场意识，必须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一个书店老板跟我说，现在的很多知名作家的作品并不好卖，一些作家的作品，能卖出去一万两万册就算非常畅销了。现在的读者太挑剔了，他们才不管你有没有名气，就是看你的作品好不好、对不对口味。如果不对口味，你说得再好，宣传得再卖力，他们也不会买账。
文化艺术报：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您“人民作家”称号，您怎么看这个荣誉？
张平：这个称号太重要，也太沉重了，让我须臾无法安宁，不可懈怠。我的作家之路，是伴随着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一路走过来的。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能用笔对这个悲壮的时代进行书写和思考，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情。
文化艺术报：您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多个奖项，您认为自己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张平：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我知道处于底层的老百姓的疾苦，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想要什么。我知道没有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善良、更勤俭、更坚韧、更能忍耐的了。我更知道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盼自己的祖国更加强大，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繁荣。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就是他们。为人民大众而写作，也就是为自己而写作。这并不只是一种选择，更多的是出自自己的一种本能。倘若让我放弃这种本能，无异于割断我的血脉亲情。所以，我的文学道路和文学选择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实乃根源于我的性格与性情，根源于我命运与心灵的遭遇。
文化艺术报：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流传下去，您认为您的作品会流传下去吗，要是会，会是哪部？
张平：我以前说过，如果三五十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还有人读我的作品，我便十分知足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2000年出版的《十面埋伏》，刚刚完成了电视剧的拍摄，片名为《势在必行》，预计在今年播出。根据《十面埋伏》改编的电影，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拍之中。这部小说已经出版25年了，至今每年都有多次重印，影视版权先后五次卖出，这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还有1997年出版的《抉择》这部长篇，每年也会多次重印，销量一直很好，还被评为“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我觉得只要你的作品真正感动了读者，读者就会推荐给他的亲朋好友甚至下一代去看。只要是为人民呐喊的作品，人民也会记着这样的作品。
文化艺术报：对您的新作《换届》，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张平：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换届》，现在已经十二次加印，即将被曾经拍摄过《人世间》《人民的名义》的李路导演改编并拍摄为电视连续剧。
我想现在还喜欢文学作品的读者，一定看过很多作家的作品，比如莫言的作品，比如王蒙、余华、贾平凹、迟子建、梁晓声、刘震云、阎连科等等作家的作品。
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你看过他们的作品，就一定看看我的作品，否则等于有一个领域的作品你没有接触到。
别人说我的作品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正面描写、正面刻画、正面强攻。
什么是正面强攻、正面描写，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就是主旋律，就是正能量。这样就狭隘了，偏颇了。
正面描写，就是直面我们所要描写的人物。比如你写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市委书记，一个市长，一个省长，一个省委书记，甚至更高，写他的言行举止，写他的心理活动，写他的内心世界。一个市长，一个市委书记，平时他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行为，感觉都是绝对正确的，都是符合实际的，都是人心所向的，但等到发生了重大事件、重大灾情的时候，你才渐渐发现，有些所谓的正确其实都是错误的，一些让你激动过的言行其实都是虚伪的。什么是官僚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什么是冠冕堂皇，往往就掩盖在这样的一些言行里。看到这样的人物时，你就会明白什么是正面描写，什么是正面刻画，什么是正面强攻了。好干部差干部，在面临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群体事件时，立刻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其他的作家很少涉及的。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生活，没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的山西省曾经历了塌方式腐败，经历了大面积腐败，我们曾在一起的一大批领导最终都出了问题，但平时你和他们相处时，感觉到他们都很优秀，根本看不到任何负面的那一面。只有等他们出了问题时，你才明白，我们看到的都是正面的东西。这些正面呈现给你的东西都只是表象，真相是什么，就在《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重新生活》《生死守护》这些作品里。《换届》是最新的一部。一句话，现在当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其实太不容易太艰难了。有些出事的领导干部，即使是现在，我也绝不相信他们出事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私欲或个人的品行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顶不住，是因为各种各样无法抵御的压力和狙击所造成的。
文化艺术报：对年轻作家，您有话要说吗？
张平：我常常深感惋惜，当代文学中现实题材作品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少太少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富有才华的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写写当代社会生活呢？为什么不接触接触现实题材呢？难道这么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非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去描写吗？特别是那些想以写作为生的青年作家，面对他们，我觉得他们写作的首选，第一是现实题材，第二是现实题材，第三还是现实题材。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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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姜 琼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