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自问世以来就充满了争议。初稿完成后，很多出版社因为内容的敏感避之不及。1955年经由法国一家较小出版公司发行后，三年后才在美国得以出版。在传播过程中，对人性的探索，对情感浓度的推崇逐渐取代了原先的道德争议，令禁忌之恋登堂入室，似乎成为可接受的一种形态。随着越来越多儿童性侵案犯罪者援引“洛丽塔”为己正名，重新审视《洛丽塔》成为必要。
2024年引进的《洛丽塔原型》（The Real Lolita）一书揭示了这本小说背后的故事。作者萨拉·魏恩曼（Sarah Weinman）是一位犯罪题材专栏作家，她花费数年调查采访和查阅大量资料后写成《洛丽塔原型》。她让读者意识到，在优美词藻与情感幻影之后，是一个女孩怎样被摧毁的人生。魏恩曼曾在采访中说：“纳博科夫在他的小说中深挖了真实绑架案受害者萨莉·霍纳的故事，无论小说有多么精彩，它都无法弥补真实的创伤和痛苦，受害者的家人仍然受到影响。但是，纳博科夫本人却在这部难度极大的小说中隐藏了自己的道德愤怒，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仍有太多的人将其误解为 ‘爱情悲剧故事’，而这肯定不是。”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倩婷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萨拉·魏恩曼这本书，研究年长者对年轻者的性骚扰、性侵害，她意识到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文化上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恋童癖’，但事实上，这里面更重要的可能不是一种心理机制，而是一种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它要连接着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洛丽塔》不仅是一桩文学史上的公案，更是很多受害少女的艰难人生。最近被官方通报的广西百色一名高中男老师性侵女生事件仍在调查中，萨莉的悲剧也许还在重演。改变人们阅读《洛丽塔》的视角非常必要。
撰文 | 张晓琦
《洛丽塔原型》，[美]萨拉·魏恩曼 著，马雨禾 译，真故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5月。
萨莉·霍纳绑架案
与《洛丽塔》
萨拉·魏恩曼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的重要原型，来自1948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发生的一起女童绑架案。11岁的女孩萨莉·霍纳 （Sally Horner） ，因为想参加学校女生的小团体要纳“投名状”，在小卖部偷了一个五分钱的笔记本，由此被一个四五十岁、自称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 探员的男人盯上。
这个男人叫做弗兰克·拉萨尔，带着萨莉辗转大西洋城、巴尔的摩、达拉斯，对外宣称是萨莉的父亲，为免怀疑还会把她送去上学。在巴尔的摩，拉萨尔开始性侵萨莉，通过威胁、强奸、道歉和奖励的循环，控制了她的身心，以保证她不会说出去。邻居对他们的印象是和睦父女，萨莉成绩很好，会做家务；拉萨尔很舍得给萨莉花钱，给她买衣服、玩具，给零用钱。
单独相处时，萨莉也从未吐露实情或向周围人求助。直到他们来到圣何塞，一位叫露丝·杰尼施的女人觉察出两人关系的异常。1950年3月21日上午，萨莉在露丝的耐心劝导下说出实情，露丝帮她拨打了家人的电话。各路执法人员迅速赶到抓到了拉萨尔。
萨莉挂断电话后非常害怕被拉萨尔发现，获救后仍旧恐惧难消，也害怕家人不想要她了。在回答问讯时，她激动异常，不住喘息和哭喊。拉萨尔选择不接受律师辩护直接认罪，理由是不想让小姑娘再遭受对她的不利报道，后来又翻供上诉。
1948年8月，萨莉·霍纳失踪六周后，警方在大西洋城一家家庭旅馆找到的萨莉照片。（出版方供图）
从始至终，他都坚称萨莉是他的亲生女儿，萨莉的母亲埃拉完全知道他俩每天在哪，她不负责任，但自己一直在给女儿钱。听闻萨莉获救，埃拉陷入无边狂喜，再次向媒体重申：“无论她做了什么，我都能原谅她。”由于媒体的大肆报道，卡姆登以及费城都传得沸沸扬扬。埃拉仍处于失业状态，最终她折中让萨莉和姐姐、姐夫去往弗洛伦斯。
萨莉没有改名，也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她始终以坚韧随和示人，但偶尔会变得伤感忧郁。学校里的同学视萨莉为妓女荡妇，无论男女都觉得可以恶毒嘲讽她，虽然她成绩优异。即将升入高中的那个暑假，萨莉和她终于交到的好朋友卡罗尔·泰勒一起去怀尔德伍德玩。在那里，她认识了爱德华·约翰·贝克，和卡罗尔分道扬镳，坐上他的汽车去往他位于瓦恩兰的家，在高速公路上猝然遭遇车祸。贝克骨折，萨莉脏器破损、颅骨断裂，当场死亡。1952年8月18日，萨莉15岁，还想着进高中后多交几个朋友，谈一场恋爱，将来做医生。
虽然纳博科夫多次否认《洛丽塔》与真实事件的关系，但小说本身留下了线索。小说男主角亨伯特·亨伯特对多洛蕾丝 （洛丽塔） 母亲夏洛特·黑兹的最初印象，与埃拉当时的照片相似，都像是“经过冲淡的”好莱坞女星玛琳·黛德丽。亨伯特和拉萨尔都和被拐骗的女孩以“父女”相称，只不过亨伯特是真的和多洛蕾丝的母亲结婚以达到目的；而拉萨尔是幻想，以此来掩盖罪行和脱罪。
小说还让亨伯特把自己的行为与拉萨尔做了对比，让他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一个中年道德犯的文章，说他违反《曼恩法案》，把一个9岁姑娘运送到州界外并供认有罪。他对多洛蕾丝说，他们的情况不同，她快13岁了，她不是他横越全国的奴隶，他是爱她的父亲。小说中的环美旅行比萨莉被绑架早一年，当时萨莉不到10岁，正与亨伯特的话吻合。他用的这些词汇，显然来自1950年的真实报道，同时暗指他与多洛蕾丝的关系。
亨伯特威胁多洛蕾丝与拉萨尔威胁萨莉的方式也一样，如果向外透露真实情况，就会被送往感化院或少年拘留所。萨莉曾将她与拉萨尔的关系告诉学校的朋友并受到劝诫，后又告诉露丝，并因此给家里打了长途电话获救。
多洛蕾丝也可能像亨伯特所担心的那样，向同学莫纳吐露了实情，也在和亨伯特大吵后打过一个神秘电话做出重大决定，虽然逃走是一个月后。萨莉总共被劫持了21个月，亨伯特劫持多洛蕾丝21个月后，发觉她越来越不受控。他认为如果给自己量刑，应该以强奸罪判处至少35年徒刑，这与拉萨尔的刑期完全一致。
研究者们还找到了纳博科夫写作《洛丽塔》时的便笺卡，共有94张保存下来，包括对新闻的解读。有几处用横线划掉的部分都出现在了小说中。他甚至化用了便笺卡上记录的另一桩罪案，即纽约35岁的办事处经理格拉默棒杀妻子后伪装成交通事故一案。这与萨莉的车祸相映衬，也映衬了小说中夏洛特的死。得知亨伯特觊觎自己女儿后，夏洛特与他大吵一架，出门后被车撞死，而此前亨伯特已对她动了杀心。
《洛丽塔原型》中的
女性群像
围绕这一案件，《洛丽塔原型》中还记录了许多女性的处境与不幸，呈现出更为深广的女性生存状况。萨莉的母亲埃拉，在19岁时与一名已婚男性生下大女儿苏珊后独自抚养。后来又和一名有妇之夫交往，生下萨莉。萨莉的生父嗜酒、家暴，埃拉在萨莉3岁时离开了他，此人不到三年后自杀。
埃拉在裁缝店工作，早出晚归非常疲惫；大女儿苏珊结婚刚怀孕，家里没人有余力给予萨莉太多关心照顾。拉萨尔让萨莉骗母亲，自己是她同学的父亲，请她暑假和他们一起到海边玩，否则就告知家长她的违法行径。埃拉没听说过这两位同学和他们父亲的名字，但想到萨莉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虽然疑惑还是同意了。
拉萨尔的一位前妻多萝西·戴尔比他小得多，也是没有得到过太多家庭关爱的女孩。她认识拉萨尔时刚高中毕业，还不到18岁，是家里六个孩子中的老大，常与严厉的父亲吵架。与拉萨尔私奔后，她父亲称拉萨尔用了假名、她只有15岁，促使警方追捕拉萨尔。但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多萝西也不是未成年人，控告被驳回。面对警察，多萝西紧张地拨弄婚戒哭喊：“他没有骗我！”
被送回家后，多萝西又从父母身边逃走。拉萨尔后来因为重婚在内的其他罪名入狱，多萝西一直等着他，还跟他生了女儿马德琳。直到她有一次发现拉萨尔和其他未成年女孩在一起，以遗弃和拒绝抚养费把他告上法庭。
马德琳结婚生子后得知了父亲的事，带着孩子到监狱探望。拉萨尔送了他们自己亲手做的模型船和皮质手包。马德琳还准备让拉萨尔假释后住进自己家，但他没能等到提前出狱。她对父亲编造的各种故事都深信不疑。 拉萨尔是诱骗幼女的惯犯。书中也披露了被他侵害的其他女孩的情况。
电影《嘉年华》（2017）剧照。
女性的糟糕境遇当时非常普遍。那位救助萨莉的女性露丝·杰尼施的经历也很复杂。她迫切想逃离原生家庭，16岁就草草结婚，后来陆续经历过十次婚姻。露丝的生活是生养孩子的无限循环，家庭在贫困中越陷越深。而她也成为了和自己父母同样刻薄的人，孩子们都疏远她。
露丝的一个女儿蕾切尔又重复了她的命运，而且5岁时被拉萨尔猥亵。露丝为了留住一个情人，甚至不惜允许那个男人接近女儿蕾切尔。露丝救助了萨莉，但她却会放任丈夫、情人在包括性的各方面虐待孩子，相信男人而不是自己的女儿，助长他们的行径。
书中提及的案件还有亲生父亲杀女骗保案、女性约会后拒绝亲密接触被溺死案等。萨拉·魏恩曼以萨莉案件辐射出女性的生存图景。陌生人虎视眈眈，有些亲人甚至禽兽不如。女孩们在爱与生存资源的双重匮乏下，带着巨大憧憬投入婚恋，遭受更大打击。但惯性令她们执着于此，甚至六亲不认不惜出卖自己的女儿，伤害在代际间不断轮回。
《洛丽塔》的大众传播
小说《洛丽塔》问世以后，销量不断增高，成为热点话题和演员的素材，登上时尚杂志和银幕，电影中不时出现一些夸张的金发尤物假扮年轻女孩的形象。最露骨的演绎出现在电影《让我们相爱吧》中，梦露的角色说：“我叫洛丽塔，我不能……跟男孩子们玩”，然后演唱了科尔·波特的《我的心属于爸爸！》。
最有名的电影改编有两版，一版是1962年由库布里克导演的《洛丽塔》，兼具滑稽和惊悚两种风格。片中多洛蕾丝满口谎言，非常叛逆，一出场就戴着太阳帽和墨镜、穿着三点式，斜卧在自家花园的草地上，充满性挑逗意味，看起来并不像女孩。夏洛特则是个聒噪、饥渴又愚蠢的中年女人。电影还不时出现母女两个人雌竞的情节。
1962 版《 洛丽塔》剧 照。
库布里克在电影中投注了他对“外来者反抗社会秩序”的一贯关注，不管是进行一次完美的抢劫、拯救被处以极刑的无辜者，还是维持与一个12岁女孩的爱情都是反抗，“外来者”包括罪犯、疯子、诗人、革命者和情侣。因为审查导致的情色元素缺失，以及典型的男性视角与厌女气息，观众更多看到的，是亨伯特一个人的悲情。由詹姆斯·梅森饰演的亨伯特在片中看起来像个守旧懦弱的老实人，观众对他被嘲讽更觉于心不忍。
另外一版是1997年由阿德里安·莱恩执导的《洛丽塔》，变成了一场纯粹的爱情悲剧。花园初见一幕更加充满男性凝视意味，多洛蕾丝是融合了孩子的天真无邪与少妇情欲的淫荡客体。饰演亨伯特的杰瑞米·艾恩斯忧郁斯文，电影不断挖掘亨伯特内心的声音，更彰显了他的无奈和痴情。
1997版《洛丽塔》剧照。
结尾浓缩了小说的台词，将这种痴情推上顶峰：“她可以褪色、可以枯萎……但我只望她一眼，万般柔情，便涌上心头。” 在这种表述下，亨伯特引起了许多怜惜与诗意的绮思，他对多洛蕾丝的爱，被认为是超越生理意义与普通情侣相处的灵魂狂热、爱情本身，而他成了被惊鸿一瞥困住的可怜人。
于是，对亨伯特的指责停留在纵欲过度，而对多洛蕾丝的态度分化为两种：一种认为她空虚粗俗，精神变态，配不上任何正经男人；一种痴迷她的性感和孩子气，能把年长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小说中亨伯特的一面之词，被电影以全知视角做实、加强了。观众甚至无暇怀疑：为什么洛丽塔宁愿和一个生计困难的技工在一起，也不愿重回痴情的亨伯特怀抱？
纳博科夫的写作动机
关于小说人物是否有原型，纳博科夫给出过自相矛盾的回答，只是极力否认亨伯特和他的好友、斯坦福大学教授亨利·兰茨的关系。兰茨在30岁时曾有一位14岁的妻子，有恋童癖。“中年男子对小女孩的迷恋”贯穿了纳博科夫的创作生涯。研究者认为他对这个题材有癖好，与恋童癖那种难以消解的冲动类似，只是发生在文学领域。
写作时的纳博科夫。
1926年，纳博科夫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一则童话》中，就写了成年男子对一名身穿成人小礼服、露出乳沟的14岁小姑娘的隐秘欲望。1928年，他在诗歌《莉莉丝》中着重描绘了一个小女孩所谓恶魔般的力量，令成年男子神魂颠倒。《黑暗中的笑声》中，年长而富有的艺术评论家盯上了一位16岁的姑娘玛戈，觉得她喜怒无常、异想天开、擅长操纵人心。后来纳博科夫又写了《天赋》，其中一段概括了《洛丽塔》的基本故事。之后他又写了中篇小说《魔法师》，在结构上最接近《洛丽塔》，但没有《洛丽塔》混淆视听的能力，只是以“去浪漫化”的手法描述了一种偏常的欲求与悲剧后果。学者和传记作家们一直在寻找纳博科夫与未成年人直接接触的证据，但至今一无所获。
但纳博科夫有另一段经历。在他的自传《说吧，记忆》中，记述了自己9岁时，叔叔卢卡把他放在膝盖上反复抚弄，并伴以“柔声呢喃的甜言蜜语”。这与《洛丽塔》中一幕非常相似。小说中也多次引入过各种“叔叔”的形象。
纳博科夫说过《洛丽塔》毫无道德寓意，他反对道德说教，也不关心社会公德，一部虚构的作品主要是提供审美价值。他也没有把多洛蕾丝写成受害后堕落沉沦，而是艰难求活，展现了非凡的勇敢。他还说洛丽塔是他第二喜欢的笔下人物。
许多评论者，包括本书的作者魏恩曼，都不断强调《洛丽塔》小说的叙事策略，叙事人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的巨大缝隙，乃至洛丽塔才是小说背后的真正主角。但纳博科夫对亨伯特的描述太多，太细致入微，而对多洛蕾丝忽视得太多。这就如同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效果。这种不吝赘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1962年的电影初始剧本也是纳博科夫写的，虽然后来库布里克做了大幅改动，但署名仍旧是他。他还赞扬库布里克拍出了一流的电影。
这种话语的背后，反映出无论亨伯特多么糟糕，他都是一个人，而多洛蕾丝只是个模糊的影子。此后几十年，“少女诱惑”文化不断滋长，恋童癖得以登堂入室，被庸俗化为“畸恋”。随便搜索一下“洛丽塔”，相关词条不是“不伦之恋”就是“致命诱惑”。调教开发出幼稚女孩的魅力，被归结为男人的“洛丽塔情结”，“萝莉”则成了清纯诱惑的代名词。这种“畸恋”被开发出各种美感，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小女孩的悲惨遭遇，而是“一个堕落儿童对一个软弱成人的剥削”。女孩是否真的是受害者？“恋童癖”是否有问题？少女为什么不能有进行成人游戏的自由？到底什么是“恶”？种种质疑甚嚣尘上。
这种论调在一次又一次的儿童性侵案引发的舆论中被看到，甚至出现在一些媒体报道的潜意识中。而从多起类似案件的报道中会发现，“爱情”也是女孩们被欺骗的原因之一，她们会带着浪漫滤镜来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伤害，把性看作爱的确认。这些女孩大多和萨莉一样，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关爱，在犯罪者的施暴和宠爱之间陷入认知混乱。萨莉的身世和心态的普遍性甚至超越了种族与国别。
《同意》是
《洛丽塔》的补充
2019年出版的《同意》是法国出版人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基于自身经历所写的一本书，近年来也受到诸多讨论。这本书讲述了瓦内莎13岁时，被法国当代著名作家马茨涅夫诱骗进的一段畸形关系。这里面既有亲情的缺失，又有文化建构的塑造。瓦内莎父母离婚，父亲性情暴躁、不付抚养费，甚至在得知女儿恋情时骂她婊子荡妇。瓦内莎说，马茨涅夫的凝视令她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这种性唤醒机制，正是文化塑造的一部分。
看了太多小说的女孩从5岁起就憧憬爱情，在接受这份关系之前，已经被各种浪漫爱的故事驯化调教好了。她被他控制，和其他女孩雌竞，甚至和母亲雌竞。世俗眼光激发了她的反叛心理，死也不愿离开马茨涅夫，甚至幻想在法庭大喊“爱他胜过一切”，把自己假想成爱情悲剧里的女主角。
《同意》，[法]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 著，李溪月 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3年2月。
做编辑的母亲反对无效后接受现实。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刚经历过“五月风暴”的知识分子正在呼吁性解放，反对对欲望和身体的束缚。许多媒体和知识分子公开支持过那些被指控与未成年发生关系的人。
在瓦内莎母亲成长的年代，身体和欲望仍是一种禁忌，所以当她年满18岁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自己从严苛的性教育中解放出来，像戈达尔的女主角那样随心所欲。不管是禁止青少年性行为，还是将性局限于同年龄阶层的人之间，都成了社会压迫和不平等。即便是到了瓦内莎出版这本书的时间，还要面对害怕道德秩序“后退”的人的阻力。
马茨涅夫的朋友、哲学家齐奥朗告诉瓦内莎，艺术家的妻子，理应牺牲和奉献自我。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女儿，瓦内莎也认为一个14岁的女孩有权利和自由去爱她想爱的任何人，何况还能成就艺术。艺术至高无上，爱情与自由成了一切的理由，妇德在反禁欲的文化中进行了升级建构。
瓦内莎不认为《洛丽塔》是对恋童癖的保护，而是这个主题下最深刻有力的批判。尽管洛丽塔任性、勾引、献媚，但纳博科夫没有将亨伯特塑造成好人，相反将他无法遏制的病态激情表现得一清二楚。亨伯特最后在精神病院写下的供认书明确承认了罪行，洛丽塔何其幸运获得了这样的补偿，而马茨涅夫在作品中没有任何反省和歉意。
但瓦内莎也知道，性掠食者要么把自己塑造成施恩者，要么是受害者。而《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有着受害者的样子，不仅在于“一个痴情男人被一个庸俗女孩诱惑”，还在于他反复提及13岁就死去的恋人安娜贝尔，这种“童年创伤”成为他捕获洛丽塔的最好借口。甚至马茨涅夫13岁时也被性侵过，比纳博科夫所遭受的骚扰更甚。
不管是反复论证纳博科夫在叙事中显露出的缝隙与空间，还是强调他“自由主义反讽者”特质，说他是为了指出世间的种种残酷并讨论如何避免，都无法否认他的精力集中于亨伯特的事实。《洛丽塔》的书写是男本位的。
而真实案件中的萨莉是三重意义上的受害者。拉萨尔强奸、禁锢了她；媒体将她的事情广而告之；纳博科夫把她的经历拆散打碎，成为完成《洛丽塔》的肥料。大众传媒与受众进一步将亨伯特的立场简化为客观立场，将性侵/受害的关系篡改为爱情。
如果将萨莉的真实遭遇与小说，以及瓦内莎的认知做对比，就会发现这中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误解。她只是要说，洛丽塔虽然不是完美受害者，但问题不在她。瓦内莎是按照《洛丽塔》及其所依赖的文化成长的，反思和纠偏也在这个框架内，《同意》是《洛丽塔》的补充。文艺作品里的美好高于现实，丑陋却远逊于现实。没有温情，没有孜孜以求的模糊地带，而是赤裸裸的残忍。也许因为女性的苦难经常超过了“人“的范畴，以至于需要蒙上一层文艺面纱才能被人接受。
林奕含的革命
打破这种闭环的，是林奕含所写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至今，“房思琪式的强暴”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照亮并刺痛文学内外的性侵阴影。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 著，磨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
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戳穿了“洛丽塔”这一符号的幻象，写出了少女的情感、欲望与伤痕。林奕含在小说中几次提到“洛丽塔之岛”，显露了反诘的自觉与野心。在亨伯特眼中，性爱都是美好的，只有洛丽塔偶尔的微词。但林奕含笔下的性爱是恐怖的，像溺水、像海哭，女孩像被吹熄的蜡烛。她夜夜噩梦，无数次灵肉分离，经历了一次次性虐待后开始尝试自杀，住进疗养院。小说再现了强奸现场与少女的痛苦无助，戳破了男人构建的粉红梦境。
如果说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受害者的控诉与思考，那么林奕含所做的最具突破性的事情，是用自己的语言，解构了男性话语。她用“笋”“冰花”“苹果肉”来描述自己的身体，用“暖红如洞房”“串珠门帘”来形容老师李国华的口腔和牙齿。用男性的物化语言，呈现出女孩在这场关系中的实际处境，用惯性美好梦幻的词汇来形容其实恐怖的、正在施暴的对方，这会造成阅读感受的错位，即你感受到的，和原来被塑造的语感是相反的。还有更直接的错位展示：思琪的唇语是“不要，不要，不要”，在李国华看来就是“婊，婊，婊”。林奕含说，你在阅读时感受到的痛是真实的，感受到的美也是真实的。这是因为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将痛苦注入了原先“美”的词汇，这是一种夺回话语权的抗争。
她嘲讽“温良恭俭让”；当李国华用双胞胎姐姐十岁时自杀为自己辩护时 （这次不是初恋对象） ，嘲笑弗洛伊德理论。她反用睡美人的典故，说小女生才是王子，吻醒了老师们的年轻。林奕含指涉了权力，李国华形容房思琪的脸颊是只有帝王可用的“明黄色”，像他搜集的龙袍；房思琪意识到“肉食者”在古文里的意思是上位者，“上位”是完美的双关。她们相信一个可以整篇背《长恨歌》的人。人们沉浸于白居易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歌颂，却从来没想过去问杨玉环的感受。
她用语言无限逼近暴力现场，也展示了这种暴力得以发生的原因，用大量修辞手段让房思琪沉浸在男性话语中，又解构了这一话语。于是小说呈现出一种沉沦与挣扎的矛盾，美与痛苦纠缠。这一切并非清晰思路下的揭示，而是混乱中的直觉。与之相对应的是林奕含接受采访时的态度。一方面她已经描摹出结构，说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另一方面又不愿与结构连接，认为自己被摧毁来自现实中李国华原型的打断。她恨自己写得堕落不雅，感到屈辱，无法对施暴者有所制裁，最终以生命为书写做注。
电影《嘉年华》（2017）剧照。
因为力量与心智的巨大悬殊，成年男人与小女孩之间的关系没有浪漫可言，是赤裸裸的掠夺与暴力，核心是权力压榨与精神操纵。从萨莉的真实案件，她周围女性的遭遇，以她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洛丽塔》，到小说的电影改编与大众传播，清晰展现了女性的生存处境，现实是如何被改写的，以及这种改写又是如何再作用于现实的。
女性对性缘关系的滤镜与偏执，源于习俗与历史文化惯性，伴随着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权力丧失。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文学。在漫长的两性关系书写中，女性都被塑造为欲望客体；在所有的接受与阐释学中，女性又成为审美与意义的工具与祭品。在男性中心的话语里，不管是性禁忌还是性开放，最终都指向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而随着《洛丽塔原型》这类探寻文字与现实关系书籍的出现，以及越来越多女性基于自身经历的书写，男性语言中心正在逐渐被打破，失声太久的女性在逐渐找回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以及对各种可能性的想象。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晓琦；编辑：荷花；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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