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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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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Deepseek大火，于是有好事者问了一个问题：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基层法官，如何当上高级法院院长？
我就不说答案了，因为我连往下看都没看，因为这得多么无聊，才问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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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尽管全国共有584所院校开设法学专业，据教育部的统计2022年法学门类的本科毕业生大约有16.6万人。
但能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作为一个法学生，无疑属于出类拔萃。
即使是这样，有几个人想过自己当上高级法院院长？我相信童话故事也不会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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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法官。
现在要考入基层法院：
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尽管这几年这个考试放水得厉害，但2024年司法考试的通过率约为15%。据说司法考试的通过率通常在10%到15%之间。大约在7个中1个成功的概率，这表明该考试的难度较高，竞争激烈。
要通过公务员考试。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通过率为1.76%。此外，2024年公务员考试的笔试通过率约为30%，面试通过率仅为20%左右。公务员考试的过关率一般在1.28%到5%之间。也就是说大约在60个里面能有1人上岸。
要成为员额法官。据说法官员额比例应控制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39%以下，也就是大约3个人里面能有1人成功入额。
这样千挑万选成为法官的人选，怎么会把当官当成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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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不说当高院院长，一般来说中国的官员是一级级提升的，法官也不例外。
要想当个高院院长，至少第一步得当基层法院院长吧？一个基层法院，现在至少要三四百名正式公务员，也不过就是一名院长。
就是这些院长，也乱说话是从中级人民法院下派的法官担任，这几乎成了一种标配。我们放大说，一个中院连同下级区法院，往往要有三四千名干警，这里面也就产生五六名基层法院院长。
同理，中院院长的产生方式也差不多，而一个省级法院系统，往往要有三四万名法院工作者，这里面能产生20名左右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而要成为高级法院院长，这是标准的副省级中管干部，即使是从法院内部产生，至少要从省高院常务副院长提任。
我也只能说到这里了，因为太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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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看来，对大多数法律人来说，不用说成为省高院院长的远大抱负，第一位的是要独善其身。
方流芳先生有《法律人为什么容易变坏》一文，是方流芳教授在2012-13学年第一学期为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2012级硕士生开设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的首场演讲的一部分，他从陈水扁到黄松有， 认为法律职业并非理所当然地具有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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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8日，一则突兀而劲爆的消息迅速引爆首都法律圈：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焦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作为厅级高官，焦不仅在首都的检察系统打滚多年，还曾在隔壁的首都法院系统任职。他是中国政法大学1991级校友，曾于2017年法大建校65周年之际获评中国政法大学年度“优秀校友”。这件往事重新被人提起，是因为时任海淀法院院长的他风风光光地回到自己的母校，从校领导手中接过了“优秀校友”的荣誉证书，并作为“优秀校友”的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曾一再感谢母校的培养：法大在我们每位学生的心中播下了一颗“法治信仰”的种子，点亮一盏“追求真理”的明灯，使我们“敬畏法律，坚守良知，潜心学术，甘于平凡”。据说在其他场合的一些致辞和讲话中，他也经常将“理想”“干净的灵魂”等等挂在嘴上。如今听来，让人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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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咏1980年9月至1983年8月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是中国政法大学1980级研究生杰出校友。
2018年8月27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聘任沈德咏为特聘讲座教授。沈德咏向中国政法大学第二次捐赠了校史资料和职务用品。沈德咏两次共向母校捐赠合计91项、330余件物品。这些物品主要是手稿、图书、资料、照片、证件等，既包括他在校期间写下的10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4万多字的硕士论文手稿，考研自学期间写下的3万多字的《试论国际法发展史》手稿，以及记分簿、研究生毕业证书、硕士学位证书等校史资料，也包括一级大法官证书、二级大法官证书、法袍，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当选证，不同时期的工作证，中央重要会议出席证，中央党校学员证、结业证等职务用品，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刑事证据制度与理论》《司法精要》《司法改革精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等著作和主编的书籍。
不知道他这些捐献现在置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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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不是说人家中国政法，其实我们林平经政法也有大量的高官落马。
事实上，由于校友们普遍在政法机关任职，政法大学向来被调侃是“一半校友在抓另一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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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基层法官的你，还会问Deepseek如何当上高级法院院长吗？
你说他是不是想多了？
2025年2月11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