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娴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一、隐秘的角落：民警熬夜多半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情
笔者在与湘北A县某城关派出所民警访谈过程中得知，最令基层民警头疼的就是凌晨以后的报警电话，并且，几乎都是涉及到辖区内的未成年人犯罪案情。民警接到电话，就能想见出警后的那些熟悉面孔，和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案情。
在A县，未成年人犯罪案情里占据绝大多数的是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A县共有4个典型青少年帮派。
（一）“搞爆破”
近十年来县域社会中汽车数量快速增长，就算是走路上班的人也要跟上形势买上一部车，汽车也成为农村青年结婚的刚需。汽车为人们往返于农村和县城提供了便利，同时，随着支付电子化转型，传统偷盗减少，而汽车内财物被盗案迅速增加。“搞爆破”也被罪错少年们称作“开盲盒”，他们不砸窗也不敲门，只是趁人们睡去，在夜色中拉开私家车车门，盗窃车内财物。他们的作案手法比较单纯，或者说，几近愚笨但猖狂。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少年们不会刻意躲开监控，而是像检查流水线产品，淡定地依次拉过，拉不开就下一辆，直到得手。
除了自主偷窃，也有被迫偷窃。被迫偷窃的财物并不是可以直接收入囊中或者瓜分掉，而是要实时上交给唆使犯罪的成年组织者。由于成人偷窃犯罪成本高，成年人会先借初中生一些钱满足其上网、购买游戏装备等需求，等到没钱还的时候就要未成年人去偷。他们会把偷窃到的现金藏在鞋子里，谎称没有得手，但运气不好被发现的话，就会挨一顿打。
（二）“砍人”
“砍人”的缘由有两种，一种是与陌生人寻衅滋事，如被人看了一眼感到不爽，发生口角后出于激愤而斗殴。另一种是报复寻仇，主要是出于经济纠纷或者兄弟义气，纠集成年帮派团伙实施报复。
除了那些被定责的寻衅滋事罪、偷窃罪、故意伤人罪，更加隐性的校园欺凌也频繁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社会街角青年是校园江湖中私力救济的重要主体。校园冲突发生较频繁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争夺男女朋友、“垄断”烟酒等校园违禁物品售卖权、无故欺凌弱势者。常见暴力手段是言语辱骂、孤立边缘等软暴力，比如一边拳打脚踢，扇耳光，一边拍摄视频上传。当受害者不服欺凌，反抗的时候就会升级为“砍杀”的暴力事件。
学生在校园中发生冲突后，并不会像想象中的立马寻求公权力帮助，只有严重事故发生后，老师家长才会拨打110报警。一方面，警察到校以后也只能因其是未成年人而按照治安管理法处罚并不予执行，而且还会遭致施害人群体的进一步报复。另一方面，学校老师可以通过校纪校规管束暴力事件，但从根本上不能消除双方的怨气，少年们更想比拼能耐，靠自己赢得“尊严之战”。
在公权力介入机制失效的同时，县域半熟人社会性质为私力救济提供了良好的关系基础，学生群体总能通过搭关系找到校外“有势力”的街角青年。而街角青年也通过“了难”（动用人情资本帮助调停）、“出头”（动用暴力制服对方）摆平校园冲突。收取保护费是街头青年重要的收入来源，熟人的费用是300~500元，搭关系的半熟人费用是500~1000元。
（三）网络空间犯罪
随着青少年“触网”机会的增多，近年来，涉嫌电信网络新型犯罪的未成年人数量逐年增长，未成年犯罪隐蔽性加强，突出表现为从盗抢等传统领域向网络空间的无接触诈骗等转型。同时，针对未成年人展开的网络陷阱也越来越多。
首先，未成年人会涉足KTV、足浴店等成年涉黑场所，模仿成年人涉黑活动。如14岁初中女生在男朋友诱导下共同从事网络色情信息传播，并在线下做外围。17岁初中辍学男生在网络上联系对象，组织4名13~14岁女生有偿陪侍并进行敲诈。
其次，未成年人通过网络销售购买笑气、迷药、依托咪酯、右美沙芬等违禁品，为了寻求刺激，未成年通过网络社群相约在KTV共同吸食。随着依托咪酯被列入管制，右美沙芬（非处方药止咳药）因其价格低廉，拥有同等致幻效果而被青睐。当民警到场时，他发现一名17岁少年一次性“o”（圈内黑话：服用）了60粒，并配合碳酸饮料使用，以达到迷幻的效果。
再次，未成年人“帮信”犯罪成高发涉案类型。未成年人为了轻松挣快钱满足自己购买游戏礼包、抽卡、追星的需求，在手机上参与“高薪日结”兼职活动，租售银行卡和电话卡、参与“手机口”业务、架设虚拟拨号设备。
二、社会化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吸纳机制
（一）“街头”新社会空间网络的吸纳
第一，县域消费社会的吸引力。随着近年来县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家庭大量进城，下沉消费社会也随之兴起。据调查，较村庄而言，未成年人犯罪更多高发于城关镇。繁荣的城市生活让乡村少年着迷，他们会想方设法通过分期贷款、偷窃等方式谋财，买最新款手机、租豪车、随处可见的电竞酒店和无接触就可以入住的民宿，让他们一伙人有地方落脚娱乐和发泄无处释放的荷尔蒙。罪错少年开展的团伙活动主要有：上网打游戏、闲逛、下馆子喝酒、蹦迪唱歌打桌球、洗脚理发、赌博、带女友玩乐。要维持都市高昂的消费，就要靠非法手段谋财。经济不独立的他们经常要每个人出几十块钱，才能筹够在外住宿和吃饭的钱，维持混迹生活，甚至购买200元钢管的器具也需要凑钱。
未成年人的自控能力和识别能力较为缺乏，又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影响，更容易陷入诱惑和无法摆脱的权力关系中。当下，教育体制选拔实现向上流动成了底层跃升的唯一方式，但他们因学业成绩不佳早已被淘汰出升学赛道，他们也不愿意像父母一般外出辛苦打工。在日益流行的中产阶级消费观的诱导下，他们丧失了农村吃苦耐劳传统精神，又想快速出人头地，过上体面生活。
第二，失群少年与归属感的寻觅。未成年人犯罪中团伙犯罪突出，一部分未成年有明确的功利性目标而犯罪，但更多的未成年人是被慢性卷入进去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亟需在成长过程中渴望获得家庭、学校、社区等传统组织以外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调研发现，大部分少年犯罪具有盲从性，一些成年人在外与人结仇，就想组织人马出气，于是叫未成年人说有些事，让他们过来，等到了现场，看到大伙都上了，出于义气就会闷头就上。罪错少年团的核心组织者会为吸纳进来的新成员大方花钱，带其“潇洒”，让新人对他“感恩戴德”，从而加入少年犯罪团伙效力。
犯罪也会被赋予某种仪式化的意义，成为身份认同和群体凝聚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与团伙其他成员的交往频率很高，可以说是亲密，每天都要混在一起。他们热衷于在社交媒体对日常生活进行展演，撰写青春伤感语录，互相留言列队形维系和加深感情，尊重和强化“老大”权威，争取江湖声望。当团伙中的大哥判刑后，其他成员会表达想念并安抚其家人，设法帮他走动关系，帮忙寻仇泄愤，继承帮派吸纳新成员。
第三，劣迹少年亚文化发展导致青少年犯罪。下层社会的青少年渴望达到中上层社会的生活目标，但是由于家庭、学校、社区本身种种条件的限制，使他们在各种社会竞争的场域中遭遇失败。随着县-乡-村三级教育梯度的打破，在外部的教育挤压下，乡村学校因缺乏师资等教学资源，只能将 “后进生”和仍有希望升学的“好学生”区隔管理，从而保证升学目标实现。但分班制制造了一个广泛的学业挫败群体，他们在丧失老师和家长的认可后，一部分沉溺于“手机”精神鸦片不能自拔，另一部分卷入违纪、犯罪活动，变成混混青年。后者逐渐形成 “帮伙”文化，共同用反社会行为调试内心的不适应感。比如，罪错少年会在前胸后背都纹身，纹身内容主要由喜欢的有威慑力的图案、自己的江湖称号、帮派名字组成。他们一方面被污名化，另一方面又努力维护着自己的身份标签，争取混出地位，获得社会肯定。
（二）作为次级社会化的数字网络空间吸纳
数字网络作为个体次级社会化的方式，影响少年“萎缩自我”的形成，从而影响他们对社会行为规范的内化和人际关系的形塑，最终导致青少年个人控制弱化。比如，老师和家长普遍反映，“感觉现在的孩子心思很复杂，有点极端，更脆弱了，很难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在想什么”，他们每日穿梭于虚拟与现实世界之中，荒谬的真实生活的虚无感与虚拟中的自豪感让他们的灵魂处于一种无根漂泊的状态。
表面上看着的宁静的未成年世界，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黑暗。
民警王翊（化名）和这些罪错少年打过不少交道，但是他发现最后警察是对未成年人无可奈何的，出警、抓捕、审案、法治教育与心理疏导、再放掉，这一套流程已经成了常规操作，变成了基层民警与未成年罪错少年之间的“猫鼠游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盗窃罪不承担刑事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不执行的行政处罚。王翊说：“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既没办法严惩，又没办法教育，最多抓进来后，气的踢几脚。就像韭菜，割了又长，一茬又一茬”。
尽管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积极破案，但近年来，湘北A县少年黑帮仍在迭代更新，由旧帮派中的核心成员重新吸纳未成年新成员组建新帮派，新的地方性少年帮派的命名、分工一般效仿其他地区组织严密的成年黑社会组织。
三、社会化进程中的“脱栓”：未成年人犯罪的挤压机制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人口剧烈流动，发达城市犯罪大量增加，社会中存在大量的灰黑地带，动荡的社会秩序加剧着人们内心的不安。随着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健全，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犯罪逐年减少，但未成年人犯罪却在近年逐年上升。那么，为什么仍有越轨的少数？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从心理学、犯罪学思考孩子们的个体犯罪动机是不够的，人性是复杂的，而对客观事物的运动过程和结果进行调节、引导和管理是可控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植于未成年人人群所处的社会结构理解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事实背后的内生机制。
只有知道未成年人是如何从社会纽带中“脱栓”掉落下来，才能从“预防、禁止”的碎片化思维转向重建未成年与社会的联结，进而以系统性思维保障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下文将立足于学校、社区、家庭等外部社会控制机构的削弱展开对县域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分析。
（一）校园规训场域的脱栓：失去梦想的乡村学校，暂停成长的孩子们
湘北A县犯罪未成年人的年龄在14-17岁之间，其中，初中辍学者占60%，职校在读占20%，普高生占10%。盗窃和斗殴案件嫌疑人以未成年男性为主。在更隐匿的角落，我们也能看到不少未成年女性参与性犯罪、财产犯罪的身影。
可以发现，罪错少年中占据半数以上的是那些升学无望后，既没有去中专职校，也没有去普高的初中“辍学”少年。其中，有的是因严重违反校园规定而彻底开除学籍，有的是因扰乱校园秩序，家长和学校无力管教因而采取保留学籍，但不来上课，等到毕业时间来领取毕业证。
笔者及所在团队在湖北某县调研时也发现，该县普职分流比例为5.3:4.7，每年都有5000个学生在普职分流中失去读高中的机会，且当地职校学位限制容纳生源有限，他们就业去向未知。在职校里充满着失败主义情绪，职校生过着浑浑噩噩人生。
我们在职校调研时发现，高职分为升学班和就业班。未分班前，学生上课睡倒一大片是常态，而到了高三，升学班的学生就会开始努力，对人生有规划。那些没有考进升学班和无心学习的少年是社会闲散青年的主要预备分子，也是未成年犯罪组织成员中的活跃分子。
在升学担忧下，近年来农村家庭大量返乡陪读。一位小型制衣厂老板在外打工和创业多年，毅然决然和妻子返乡陪读。主要原因是读初三的儿子学业成绩太差且不听爷爷奶奶管教，自己在儿女的教育上投资了很多但没有成效。他对儿子成绩已经不抱有太大希望了，就怕再不回来就要走歪了。他看到儿子每天不学无术，学会了吸烟、吃槟榔和高消费。怕下一步被带坏吸白粉、网贷、赌博、糟蹋女孩，因此回家，打算最后挽救一下。他说，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失败，如果能重来，知道兜兜转转是这样子，当初少赚一点，咬紧牙也要留一个人在家里。
“找不到光，就会堕入黑暗”
学校是实现教育目标的组织载体，致力于使孩子能够以正确方向开启人生之旅。学校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有组织的道德环境，并不仅仅是孩子们集合的物理空间。但如今，乡村学校的组织功能正在弱化，难以承担教化责任。
首先，“差生”的弱势积累。乡村小学的定位是“快乐成长”，学业压力较小，50%以上的学生小学知识掌握很差，由于基础差，刚进初中成绩就容易跟不上。在乡村学校教学质量持续下滑的严峻形势下，乡村中学整合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一方面强化专职学习，对培优班的优秀学生强化培养，力图保证升学率。另一方面，对后进班的学生底线管理，不要求他们完成学业任务，只求不出事。不合理的班级结构难以运用惯常的集体规范开展教育，这导致学生更容易学坏样、而难以学好样。
其次，老师对学生不良行为丧失惩戒权，不能通过适度体罚达到从早从小教育的效果。老师教育学生小心翼翼，生怕遭致家长不满，不少老师评价现在孩子们很娇气，没有过去农村孩子吃苦耐劳的精气神。
再次，老师陷入行政化任务，教育系统难以发挥教书育人的主要功能。育人是一个需要细心、耐心、责任心的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因此需要呕心沥血，投入精力。如今教师过分被各类行政事务考核所“绑架”，大量精力应付家访记录、远程教育学习、安全教育、防震防灾教育等材料工作，无法细心观察和捕捉到学生异常。
比如，一个班里总有一些不懂得控制情绪、不会沟通、存在憎恨或抑郁情绪的学生，中小学老师都会注意到班上的问题学生的行为和思想需要矫正，但在自身难保的职业环境中，大多数老师不得不粗暴的将这部分学生标签化为“不会读书”的问题学生。老师只会在发生打架等严重问题后才“灭火式介入”，对受害人和施暴人口头简单管教、联系家长，如果学生屡教不改，家庭支持较弱，也只能给他们贴上“教育无效”标签，并不会下定决心持续性教育改造他们。
最后，学校教育系统性德育工作欠缺。德育教育在实践中更多成为应付上级的形式主义的纸上工作。实际上，少年犯案例中一部分是聪明而调皮的“坏孩子”，但另一部分是在心理学上被认定为有认知障碍的人。对于后者，德育教育往往是对牛弹琴，他们在理解和共情上都有所缺陷，他们犯罪前不知轻重、犯罪后不明白为何要忏悔。
对于 “问题学生”，学校也并非是完全放任自由的。近年来，城乡学校都非常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和心理学介入被社会和教育部门赋予了极高期望，一些学校投入大量资源配备了功能齐全的心理辅导室，有心理辅导老师免费咨询、讲课、专业诊疗。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行政介入的心理安全工作”又陷入了技术困境。一方面，“泛疾病化”出现，一些学生反过来利用心理测评将自己过度“问题化”，以获取老师和父母的特殊化对待，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于是，校园心理干预转化为边缘学生的反抗策略。另一方面，医疗机构也出于避责和谋利等自利性动机与学校合谋，为了减少校园内的安全事故，医院更愿意高估疾病的严重程度，减轻学校责任。
校园作为规训机构实施规训功能，并非是指对学生进行完全的压制，而是需要主体与社会互动完成。然而，“问题学生” 在校园规训场域中难以得到良好规训，其原因在于问题学生个体与校园集体的弱关联。
第一，无意义时间的社会低参与。学校没有参与活动，他们感到百无聊赖，无处释放精力。
第二，评价体系的单一化与意义匮乏。学校没有除读书以外的活动，让不读书的孩子没有事情可做，因为考试成绩好是唯一的评定标准。而不读书的孩子完全无法得到社会性价值的确认。所以被禁锢的他们非常不自由，感到生命单调无比，甚至产生社会存在性危机。
第三，传统信念断裂。乡土社会的价值观快速变迁，勤扒苦作这种吃苦奋斗的传统行为准则被他们背弃，他们也没有原来那种走出大山的理想，他们可以自由的到任何一个城市见世面，也可以在数字网络中了解到舒服的生活方式。他们去咸鱼、转转上购买500元以下的二手手机玩游戏、刷视频、社交，使自己的精神世界暂时脱离现实，达到 “坐在教室里也能旷课”的效果。
总而言之，宽松的教学管理、瓦解的校园集体生活、心理干预失效，共同驱使着丧失学业目标的后进生开启他们的混迹生涯，以寻求刺激和生命意义。罪错少年们反感“生活规律而平淡，灵魂正确而单调”的生命体验，他们希望通过混迹生活跳脱出例行化的校园空间，以求得某种自我解放或是自我感知力，使自身无意义的生命感受产生一种有意义的叙述。
（二）家庭：越轨阻隔机制失效
据少管所和监狱的数据，有近27%的犯罪青少年来自破碎家庭。家庭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第一站，在发挥社会化功能上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人的价值观塑造、行为养成、社会角色培育、生活目标和技能习得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罪错少年们在家庭这一初级社会化中便遇阻。
第一，家庭破碎化，家庭结构不完整是导致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失效的重要原因。罪错少年的父母要么是抛家弃子追逐个体幸福导致婚姻破碎，要么是自己本身就是社会游荡者。
第二，教养方式的阶层分化。随着学校教育开始走向职能化、专业化、技能化，家庭教育也逐渐变成了小家庭关注的家庭发展的重要环节。县域中产在家庭教育当中会进行大量投入，既要学习成绩好，也要培养生活习惯和个人才艺，这都源于对城市的家庭的追标和模仿。而在中下层普通家庭中，80后的父母有过较长时间的城市生活经历，知道文凭的重要性，却有管教之心，无管教之力，他们的管教行为处于一种盲从、不成熟的状态，无法做到一以贯之。
从亲子关系变动的角度来看，父母权威性有所弱化，失却传统的刚性伦理，子女成就的获得成为家庭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甚至唯一部分。00后成长的环境是在家人宠爱下长大的，也处于父母的过度保护和过度关注中，他们也赶上了物质最繁荣的时代。在一个案例中，笔者发现一位80后的母亲对儿子的态度较为理解，她将儿子潜在的具有犯罪性质的团伙活动当作是正常社交，只是让儿子“悠着点”。当她的儿子被判刑后，她在社交媒体表达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并邀请其帮派成员来家里玩。我们很难用单一的溺爱或纵容来对这位母亲的教育方式进行指责，她说自己的儿子在日常生活中是个有孝心的好孩子，儿子总说自己成绩虽然差，但一定会混出名堂给妈妈最好的。
（三）地方性社区教育保障的瓦解
学校与家庭的教育功能无法充分发挥的同时，乡土社会的碎片化也导致孩子难以在“完整的社区”中获得地方性教育。
首先，教育去公共性。一方面，教育变成了个体家庭的私事，村里的人不愿意管别人家的私事。另一方面，地方社会解体，农村青少年对成套的地方社会文化与仪轨知之甚少。
其次，教育责任的正式化转移。教育责任被大量的转移到正式系统中，依赖司法系统等正式制度的事后“教育”。
最后，基层治理悬浮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青壮年人口的大量迁出，导致乡村中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留守乡村的基层干部大多上了年纪，或他们本身也受到流动性的影响，在业余时间开办企业或外出打工，没把精力用在乡村治理上；或只把有限的精力投在经济发展方面，他们对农村青少年发展不太关心，对农村留守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更不关注。乡村基层干部也认为，青少年的教育和观护是家庭和学校的责任，乡村青少年感受不到社会的关爱，他们也会利用社会治安的漏洞混迹于乡村社会。
四、守护“少年的你”：重建未成年人的社会联结
从A县城关派出所的调研案例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更像是一个难缠的青春期问题，但也折射出急速变动的社会结构下的巨大不安。当犯罪成本提高，不再受少年法保护；当结束了青春期躁动，青年成家后；当脱离地方，进入了真正的全国流动社会后，这些罪错少年逐渐进入社会正轨，接受驯服。
随着核心成员的服刑，以及自我人生阶段的改变。团伙剩余成员与新帮派关系不再那么密切，他们开始进厂、上工地、跟着熟人学手艺、当保安。只是这一路上充满着跌跌撞撞，来回往复。在学习赛道上早早被甩了出去、职校也学不到多少扎实的技能、无意义和空虚的人生、高速分化的社会阶层、膨胀的物质欲望……让他们从少年到青年的路都走的不稳当，迷失方向，找不到“活法”。最后，少部分劣迹斑斑的少年仍然走向了“职业犯罪人”。而刚进入青春期的学校“坏学生”又成为帮派的新生血液，开始他们的罪恶青春。
他们有对无知犯错后的悔恨，一个字一个字的在信中写下对不起爸爸妈妈，就当没有他这个儿子。希望年后出来后一切重来，好好做人。我看到他们的伤感语录经常有这句在网络中很流行的话：“什么样的结局才能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尽管社会的胜利者、精英、大人们不断对他们嘲弄，“什么年代了，还学古惑仔、非主流那套，赶快自首，免得跑来跑去白费力气，浪费警力资源”。
对那些出身于底层家庭的农村少年来说，这是一场疯狂的冒险，是对常规和压迫的决裂反抗，是真情实感的哥们义气和无畏青春，最后是服从与承认后的自我唏嘘。“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担心如何赶上早班火车去工作。”他们从罪错少年转变为普普通通的青年，从学校空间进入新的工作空间，本能地服从工作伦理，对新的规训的内化与自我消解。
然而，我并不想说他们停留在了规训牢笼中永远无法自由。大多数罪错少年们在父母的帮助下组建了家庭，并通过生育实现了内在的责任伦理重构，成为一种“内在的召唤”。尽管现代性带来了个体化、自由化的潮流，但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家庭依然中国家庭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单元，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反规训”的空间，提供了一种情感依托和社会认同感，使得个体能够通过自我承担和实践构建出一种生活的“救赎”感。在日常化的伦理实践中，每个个体通过抉择、责任和付出，实现了对自我意义的建构，重新获得了自主性与精神归属——他们不再像少年时代那样感到孤立无援。
围绕着简单的标的物进行竞争的家庭教育，并不能满足孩子整全生命成长的需求，成长应当还包含了不只是知识学习、技能学习以外的更加具有超越性、文化性、思想性部分的学习，这种学习依赖于国家整体进行的文化濡化、资源制度支持。第一，乡村教育的多层次目标定位。义务教育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总体性目标为“成人成才、争先培优”。在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乡村义务教育承担的一个基础性任务是帮助青少年顺利“成人”，通过学校教育顺利完成社会化，成为现代公民，为其顺利融入现代工业文明体系与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在此基础上，乡校应着力于提升教学质量，让更多的农民家庭在家门口以更低的教育资源投入来实现子女成才的目标，既推动义务教育的公平特别是城乡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又使得教育成为农民家庭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通道。第二，乡村学校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建构及其意义。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原则是德育与成绩并重。乡校在学生自身成绩水平有限的现情况下，不以单一的成绩为发展导向，通过重视德育、发展艺体建立起多元化的学生评价体系。多元化的评价体系给予了学生发现和发展自我价值的机会，优等生得以通过成绩上升机会，中等学生和后进生通过参与班级管理获得激励和德育培养、通过艺体发展获更大的升学机会。多元评价体系让学生在学校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其个人心智得以健康发展，同时形成有序、积极的校园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