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地洛哈特恩

阿舍尔·卢斌的线索是《雅各布之书》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条线索,但作者托卡尔丘克刻意地弱化了这线索里的戏剧性成份,将它割裂、切碎、抛撒,投入到小说里的庞杂的体量中,使得这一个线索的戏剧性支离破碎,难以让人察觉。

如果把这些破碎的片断拼接在一起,就会凸显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期间曲折离奇、恩怨情仇、峰回路转样样俱有,可以说囊括了小说里的主线人物雅各布·弗兰克施加于历史、社会、人物的最深刻、最主要、最强烈的影响。

女作家选择阿舍尔·卢斌作为小说里的一条线索,是意图说明,启蒙时代带来的理性思维,对雅各布·弗兰克的宗教运动产生了扼制作用,但同时,雅各布·弗兰克思潮中那些信仰慰藉功能,又是人们嗜之如命、不能离开的一个安慰剂,令人欲罢不能。

阿舍尔·卢斌是一名医生,是一个犹太人,但他对宗教缺乏认同感,尤其是他对犹太教里的两派内卷很是反感,这源于他的身世与受教育的经历。

阿舍尔·卢斌的父亲是卡巴拉学者,按道理讲,阿舍尔·卢斌应该受到父系传统的影响,认同卡巴拉学说,而雅各布·弗兰克正是以卡巴 拉的学说作为他的煽风点火的理论基础的。



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地洛哈特恩

事实上,阿舍尔·卢斌对宗教不感兴趣。这源于他的父亲租了一个村子,从事生产,还开办了旅店,赚了一些钱,家境不错,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个更广博的世界。少年时期,阿舍尔·卢斌到意大利学习医学,但后来他身患一种全力乏力的怪病,只得回到家乡,给人看病谋生。

这段人生经历,使他对“幻觉和臆想表示怀疑,渴望一种客观的真实”,所以,他从不去犹太会堂,对宗教缺乏兴趣,更相信知识的力量,这为他日后能够迅即接受启蒙思想奠定了基础。

后来他的父亲被人陷害,家业败落,他对于人性恶有了深刻的感知。本来他与小说主人公雅各布·弗兰克很少有产生交集的可能,但是因为一个女性偶然地加入他的生活,而使他不得不与雅各布·弗兰克的宗教运动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这个女性名叫吉特拉,她是犹太社区拉比书记平卡斯的女儿,按照她身处的地位,她应该接受父亲信奉的犹太教的教宗才是,但是她后来却选择了投靠犹太教的叛逆雅各布·弗兰克,成为雅各布·弗兰克的女保镖兼侍寝者。

她之所以加入犹太教的异端队列中,源于家庭的不幸。这也是异端能够呼风唤雨、应者云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又娶了续弦,后妈受不了继女,在生了又胞胎女儿之后,吉特拉不堪在家庭里受到的冷落与虐待,如同我们通常见到的问题女孩一样,出走家庭,流落到社会上,开始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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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称是波兰国王的公主,这实际上反映了她内心里对自己旁置地位而产生的一种逆反的期许,在现实生活中她得不到家庭的呵护,便转而炮制自己的身份,在一种虚妄的身份编造中获得自我麻醉的荣耀。父亲为了改变她的放荡不羁的生活,想给她安排一个婚姻,但她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吓跑了那些未婚者,从此她乐得得过且过,逍遥自在。

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前呼后拥的雅各布·弗兰克团队在街头行走,这种集体的力量,无疑对她身无定处、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更对她产生了巨大诱惑,她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毛遂自荐,投入雅各布·弗兰克的麾下,成为他的贴身保镖兼侍寝。

在这里她获得了家庭里得不到的温暖,也由此可以看到,为什么雅各布·弗兰克的宗教叛逆思潮,能赢得应者云集,就是这种团队的力量,产生了一种凝聚力,给个体带来诸种安居乐业、心理护佑、互助安慰的群体快感。

她走上父亲心目中的异端组织,使得父亲对雅各布·弗兰克深恶痛绝,他积极参与犹太教的拉比对雅各布·弗兰克异端团伙的打击,参与了拉比审判团,撰写针对雅各布·弗兰克的驱逐词,显然在他的心中,只有把雅各布·弗兰克置于死地,才能把身陷贼窟的女儿拉回正途。

在各方势力的打压下,雅各布·弗兰克的事业陷入了低谷,一时间他的异端组织分崩离析,只得驱散门徒,另觅生存空间。



吉特拉也因而被这个团队赶了出来,而她此刻已怀了身孕,再度流入社会,对于女人来说,可谓是灭顶之灾。她想回到家庭,但父亲衰老,妹妹婉拒,她不得不旧技重演,再次谎称是国王公主,四处寻觅厕身之地,从而在阿舍尔·卢斌的寓所前,与本来毫不相干的阿舍尔·卢斌发生了碰撞。

阿舍尔·卢斌收留了她,本想在她生下孩子之后,让她离开,但是,阿舍尔·卢斌喜欢上了这个问题女孩,无限期地收留了她。

那么,吉特拉肚子中的孩子是谁的?小说里没有明说,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孩子是雅各布·弗兰克的。

阿舍尔·卢斌将这个孩子视若已出,而这种施给孩子的爱,无疑也让吉特拉化解了心中的戒备,逐渐地接受了医生,与他组建了家庭。



小说插图

可以说,一个医生,把吉特拉拯救出了虎口,脱离了虚妄的异端团队,让问题女孩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而小说里并没有忘记吉特拉父亲平斯卡对她的惦记,千方百计找到了他的女婿阿舍尔·卢斌,向他表明,维也纳的犹太社区需要医生,推荐他去一试,但当他提到他对雅各布·弗兰克不妥协仇恨的时候,阿舍尔·卢斌却将他赶了出去。

阿舍尔·卢斌实际上是考虑到妻子内心里有一块隐秘的心结,那就是她虽然与雅各布分道扬镳,但她难以割舍对雅各布的那种依恋情结。当雅各布再次与她出现在利沃夫这同一城市,她禁不住心中蠢蠢欲动,小说里写道:“她对他(阿舍尔·卢斌)没有好脸色——没有他,也没有怀孕的话,她就能回到父亲身边,或者再去找那个弗兰克。”(P438)

阿舍尔·卢斌以他的宽容为怀,逐渐平复了吉特拉对异端团队的恋恋不舍,并且决定远离雅各布所在的地方,前往维也纳。不排除这里面吉特拉父亲提供的资讯,那就是维也纳的犹太社群需要一名医生。在那里可以逃避伤心之地,也可以拥有更好的发展天地。



阿舍尔·卢斌移居到维也纳后,事业有成,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与妻子吉特拉喜欢读书,参加了当时思想界关于“启蒙”的讨论,两个人形成了共识:理性是至高无上的(P149)。

但是奇怪的是,阿舍尔·卢斌却在介入了与迷信、玄学势不两立的理性主义之后,却对雅各布的异端存在,有了新的认知:“他突然觉得,除了所有那些印在《柏林月刊》上的崇高论述,在光明和理性之外,在人类的力量和自由之外,还有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还有着一些黏稠的、黑暗的、像糊状蛋糕一般的领域……”

这个领域,在阿舍尔·卢斌为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人只得企求于迷信治病的时候,他有了无奈的承认:“也许,施法、预言会给(病人)鲁德尼茨基夫人带来解脱,让她在理智的暗处,在理性的阴影和迷雾中灵活地行动起来。也许,那里也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P142)

以治病为己任的医生,在科学无力的尽头,还是萌生了回归迷信、施法、占卜这些在异端宗教中大行其道的妙法来慰藉人心,获得人类的精神的安慰。



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雅各布奄奄一息的时候,吉特拉也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仿佛这是一种危险的宿命。

身为丈夫的医生,在妻子弥留之际,习惯性地想到了是否请来一个神父或者是犹太人所属的拉比,给她祈祷安抚,这是一种习惯,一种在人类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会依附于习俗与传统而用宗教的选项,给离去的人送上安慰,但是,理性的阿舍尔·卢斌更知道,他与吉特拉双双携手逃离了异端黑洞的席卷,过上了正常的世俗生活,“他如果对她这样做了,吉特拉就会受到致命的冒犯。”(P56)

他的一闪而过的念头,终于让位了他一直恪守的客观的现实世界的准则。

至此,阿舍尔·卢斌与吉特拉的这条正邪搏杀、恨爱交织的线索,落下了帷幕。

而这条线索的丰富内涵,基本表现出了作者托卡尔丘克对雅各布人生与思想的复杂性的评价。

对宗教不以为然的阿舍尔·卢斌,从一开始就对宗教没有好感,而吉特拉却是一个深度被宗教重创的苦难女性,当她身怀不知来历的婴儿,但很大可能性正是教主挂着名正言顺的名义撒下的劣种,来到他的身边,他收留了这个不幸的女人与孩子,并且远离了是非之地,但在人生困苦的时光中,他又感到,迷信与玄学又能够给人力与科学不能触及的心灵纠结施展缓解抚慰的功能。



通过这个线索,作者托卡尔丘克触目惊心地勾勒出教主雅各布给信徒带来的伤害,但是,雅各布之所以出现,又有着必然的现实的生存土壤。

这其中,正反映了作者托卡尔丘克对雅各布异端的兴起的“同情的理解”的总体书写策略。

其实,在《雅各布之书》中,作家托卡尔丘克始终通过碎片化的写作,赋予了每一个碎片以全息的密码,这些碎片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狂热的异端思潮带有某种必然的伤害性(如吉特拉怀孕),但是,这些崇信又有着给予人类精神安抚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从而将这种思潮以一种伤害与抚慰的双重契合的内在资质给解剖出来。



作家托卡尔丘克

整个《雅各布之书》里的每一个碎片的全息密码,都在表述着这种同一的全部基因。无数的碎片合成了整个小说的看似庞杂的主题,但可以说,每一个碎片里的主题都有着相似的肌理,它们在各个碎片之间,以平行的方式对应着与呈现着,构成了整个小说的斑驳与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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