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一位孤独漫步者的自我重塑

1765年秋，一度在法兰西文坛声名大噪的卢梭沦为圣皮埃尔岛上踽踽独行的一道落寂身影。富于浪漫精神的后世作家往往会将晚年的卢梭描述为被放逐于天地之间的唐豪瑟式的传奇形象，这位孤独漫步者就像年老而又忧郁的夜莺，在离群索居的寂静森林中用他残余的生命吟唱出凄美的歌曲。

但实际上，卢梭在当时的心境远非如此孤高洒脱，而是几乎完全被愤懑焦躁的情绪所支配。卢梭深信自己的敌人遍布整个欧洲，他们暗中缔结的阴谋集团不仅让自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而且还造谣中伤，让自己成为暴民宣泄仇恨的对象。在这种处心积虑的迫害下，卢梭哀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孤零零地孑然一身，既无兄弟，又无亲友，更没有可与之交往的人”。整整一代人都认定卢梭是“人类的灾星”，因而个个恨不得以最残忍刻毒的方式来对他进行集体霸凌，这让卢梭不时逡巡于悲伤失落和惊惶不已的精神状态。为了澄清围绕着自己的种种谣言，卢梭在《忏悔录》《对话录》和《孤独漫步者的遐思》等一系列晚期作品中倾力做出自我辩解，以便于重塑一个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本真自我形象。

然而，卢梭这项重塑本真自我的哲学规划虽然为他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但在他生前和死后都饱受争议。卢梭同时代最大的理论对手伏尔泰不无刻薄地指出，卢梭重塑的本真自我所表现的不过是“性格孤僻怪异的江湖医生”极力推行的人性教育计划，这项计划鲁莽放肆的言行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癫狂程度”，这终将使信奉者陷于“猛兽般的孤独”。以赛亚·柏林则认为，卢梭参与制造了“本真自我”的神话。这种自我摆脱了道德、信仰和理性的必要约束，因而助长了世俗权力的全能意志。这就使“最不受约束的自由与最严苛和最有奴役性的权威发生了重合”，卢梭由此不仅成为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对自由构成威胁的“最阴险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而且还对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暴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面对这些批评和质疑，当代读者很自然地就会产生以下这些疑问：卢梭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究竟是由卢梭偏执孤僻的性格造成的，还是导源于他有关本真自我的理论缺陷？是否真的存在阴谋集团让晚年的卢梭陷入孤寂的绝境？卢梭的本真自我理想是否在鼓吹完全摆脱道德束缚的武断任性？这种哲学理念是否会孕育引发恐怖暴行的狂热心态？

利奥·达姆罗什在其撰写的卢梭研究的权威力作中借助对大量相关素材的严谨考证，为解答上述问题带来了崭新的思路。根据达姆罗什抽丝剥茧的精湛分析，不难发现，卢梭的本真自我理想与他倡导的公民美德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正如卢梭所明确主张的，“祖国没有自由，祖国就不能继续存在；有自由而无道德，自由就不能继续保持；有道德而无公民，道德就将荡然无存。因此，如果你把人们全都培养成公民，那你就一切全都有了。不这样做，你就只能有一大群恶人”，公民美德不仅是卢梭所追寻的本真自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卢梭在孤独处境下坚守良知的精神支柱。

撰文 | 郝苑

《卢梭传》，（美）利奥·达姆罗什著，彭姗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

厌世与知识的虚伪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卢梭似乎只在晚年才陷入孤独的状态，但实际上卢梭在青少年时期就通过沉醉于阅读和沉思默想而养成了爱好孤独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引发的孤独感在他来到巴黎之后又有了显著的增强。为了更顺利地在巴黎文坛崭露头角，卢梭在耶稣会数学家卡斯特尔的引荐下，加入了由巴黎贵妇人主持的每周一次的文化沙龙。在这个随处可见社会名流的精英世界里，卢梭看到的却是虚情假意的真理外表，这些才俊们所鼓吹的理想和信仰“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并自己摧毁自己”，恰如荒野上的幽灵鬼怪那样随时都可能消逝得无影无踪。在这群心安理得地戴着假面具侃侃而谈的名士中间，卢梭感觉自己就像被孤独地放逐于精神的荒原。

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智识精英从根本上欠缺的恰恰就是伯纳德·威廉斯所称的“真理的美德”，即发自内心地尊重真理的价值，尽自己的最大能力获取真实信念，并真诚地根据自己的真实信念将真理述之于他人。这群智识精英所主导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既不关切真理，更谈不上真诚，却只是热衷于通过迎合智识时尚来让自己平步青云。而那个时代所盛行的智识时尚，则为法兰西道德风尚的败坏进一步推波助澜。

根据托克维尔的记述，当路易十四这位君主在欧洲称霸之际，他治下的王国已经出现财力衰竭的诸多迹象，但这一切都被路易十四的显赫战功所掩盖。到了卢梭所处的路易十五时代，法兰西王国在停止征战事业之前就已变得千疮百孔：社会陷于麻木状态，政府因循守旧，毫无创新，个人也没有充分的动力与信心发起任何重大事业。为了再现路易十四时代的辉煌，波旁王朝的权力精英苦心孤诣地想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编织繁华强盛的奇迹，以便于重振法兰西民众称霸天下的信心与意志。

卢梭像。

在卢梭看来，这种热衷于唱响盛世伟业的智识时尚非但不会提升民众士气，反倒会严重阻碍科学艺术的健全发展并败坏民族的道德风尚。科学与艺术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必要的心智自由，但在扭曲的智识时尚的引导下，科学与艺术就沦为给人们身上的枷锁装点花环的工具，它们“泯灭了人们对他们为之而生的天然的自由的爱，使他们喜欢他们的奴隶状态”。凡尔赛宫的廷臣总是喜爱看到“那些徒耗钱财而无实际用处的”科学研究和艺术作品“在他们的臣民中广为传播”，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东西能使那些见识短浅的人心胸愈来愈狭窄，从而更适合于当奴隶”。狭隘的心智成天夸夸其谈至高的善行，却漠视现实的罪恶；狂妄地将法兰西文明吹得“简直是好得无以复加”，却粗暴地将其他民族蔑称为“野蛮人”。

卢梭认为，正是这种浮华虚荣和封闭傲慢的智识时尚，助长了对道德风尚极其有害的虚伪。“在我们的风尚中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好像人人都是从同一个模子中铸造出来的……谁也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在愚妄与虚伪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价值评估的标准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今，对于一个人，不问他是否正直，而只问他是否有才华；对于一本书，不看它是否有用，而只看它是否写得漂亮。对于有才的人，我们滥加奖励；而对于有德的人，我们却一点也不尊敬。对于夸夸其谈的话，我们给以千百种赏赐，而对于美好的德行，却一种奖励也没有。”

卢梭颇为忧虑的是，这种重才轻德思想的甚嚣尘上会进一步败坏人心，因为在这种生存处境下，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谁也不愿意做好人”。科学家不再关注真理，艺术家不再弘扬正气，而是仅仅满足于“给我们的罪恶之事披上一件好看的伪装，戴善良的假面具，使我们对罪恶不产生恐惧”。他们从事智识创造的真实意图就蜕变为“取悦那些心性已经败坏的人”，即便他们宣扬道德，这些道德实际上也只不过是美化奴役的奴隶道德，他们“吹捧的伪善甚至比恶行更有害于人”。

当虚伪侵蚀了善良朴实的人心之后，“良风美俗便荡然无存，有些人便悄悄干坏事，从前对坏事深恶痛绝的人也干坏事了。热心公益的公民已经没有了，代之而到处吃香的，是那些无耻的拨弄是非的人；从前是好人批评坏人，如今颠倒过来，反而是坏人批评好人”。在这种伪善的智识环境下，教育不再关心对学生心智的启迪，而只关心把可笑的偏见撒播到学生的心田里。“学校里什么东西都教，就唯独不教他们做人的天职……孩子们不仅没有学到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本领，反而学会了一套善于诡辩的技能，把真理与谬误搞混，使人分不清真伪。什么叫崇高，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谦和，什么叫人道，什么叫勇敢，他们全然不明白。”

《让‐雅克·卢梭在休息》，瑞士画家让‐路易·大卫绘制。

在贤愚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里，正直善良的人就难免会体验到一种无家可归的孤独感。孟德斯鸠对这种孤独处境并不陌生，他以颇为同情的笔调描述道：“习俗败坏之时，善良的人们便在惊愕中过活。不妨这样说，他们在世界上从此便成了举目无亲的孤独者，一切人际关系都让他们恼火，因为他们既找不到一个可以保护他们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他们愿意保护的人，没有可以与之交游的朋友，没有可以成为妻子的妇人，也没有可以视若子女的儿童”，卢梭对孟德斯鸠的这些文字显然会产生深刻的共鸣。

作为卢梭一度的亲密盟友，狄德罗却多少将卢梭的孤独误解为厌世。卢梭对此坦然回应道，他厌恨的不是人，而是“一些人的坏行为和另一些人对坏行为的支持”，倘若没有那些欺世盗名之辈和吹牛拍马之徒，他是爱一切人的。卢梭进而指出，在道德腐化的社会环境中，任何善良正直的人都会由衷感受到深深的孤独，这绝不是厌世的表现，“真正的厌世者乃是那些不厌恨奸诈的坏人和吹牛拍马之徒的人”，这种人“对扰乱社会安宁的坏事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其危害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面对这场严重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卢梭并不想明哲保身地置身事外，而是希望像他心中的智识英雄苏格拉底和小加图那样，凭借自身的热血、正直和智慧，鼓起勇气与整个麻木腐化的庸常世界对峙，诊治其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根源，进而在自己孤独的沉思中探寻重塑本真自我的可行道路。

自我背叛的倾向

长久以来，学者们对卢梭所描述的“高贵野蛮人”的自然状态的真实性争论不休。随着人类学在当代学术研究的勃兴，某些人类学家热衷于将卢梭的这些描述作为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先声，著名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甚至在一场纪念卢梭诞辰的研讨会上宣称，卢梭才是现在的“人的科学”的真正创始人。但在达姆罗什看来，卢梭在这里并非单纯意在做出事实的描述，而是想借此进行一场思想实验，即借助一种未经人类病态文明腐蚀的存在状态来“正确评判我们目前的状态”。

卢梭并不赞同霍布斯关于人性本恶的理论预设，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并不会沉迷于发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恰恰相反，这些原始人就总体而言是厌恶卷入无谓争斗的。在他们的本真自我中存在着“两种先于理性的原则”，一种原则是“自我保护”，另一种原则是“自然的怜悯之心”，由此就形成了两种自然的情感：一种是自爱，另一种是怜悯。前者是人类自我保存的必要手段，后者则帮助人类将对自己的关切转化为普遍的仁爱之心，由近及远地扩展到同类身上。卢梭指出，由于人类个体的脆弱，无法单独抵御巨大的灾难，于是就需要借助怜悯他人的仁爱之心彼此联合起来。“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同类与其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快乐，不如说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在痛苦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出我们天性的一致，看出他们对我们的爱的保证。”怜悯他人的仁爱之心是形成健全社会的重要道德基石。

然而，“在他人的痛苦中，我们所同情的只不过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也难免要遭受的痛苦”。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许多人之所以冷酷地丧失了怜悯他人的仁爱之心，是因为他们自恃拥有巨大的权势，几乎永远也不可能遭受普通人会遭受的痛苦。“位高权重的人为什么不怜惜民众？那是因为他们算定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贵族们对老百姓那样看不起呢？那是因为一个贵族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平民。”依循这条思路，卢梭发现了人类文明社会的一大罪恶之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纪录片《让-雅克·卢梭，无所隐瞒》（2012）剧照。

有必要澄清的是，卢梭并非意在否定凭借自身才能与努力而形成的诸多差异的合理性，他强烈批判的是专断的权力在违背健全法律的情况下，借助阴谋或暴力而孕育的贫富悬殊。卢梭主张，在财富方面，任何一个公民都不应该富到足以用金钱去葬送他人的生存与发展，也不能穷到为了生存与发展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自由与良知。在卢梭看来，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并不是人类的理解力，而是人类作为自由主体的特征。自然支配一切兽类，兽类在生存压力下总是选择服从，而人类在面对同样的压力时却拥有选择顺从或反抗的自由，这种自由让人类“灵魂的精神性得以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人类所拥有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一种能力”，“出卖自由就等于出卖自己的生命”，这让人类的天性堕落，“沦为只受本能支配的被奴役的畜牲”。

然而，在贫富悬殊的榨取性社会中，为了让自己获取更多资源与特权，民众就会在盲目野心的驱使下自甘忍受压迫，“他们更多地向下而不是向上看，对他们而言，权力比自由要来得珍贵。他们之所以同意戴上镣铐，为的只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镣铐强加在他人身上”。诚如维克多·雨果所言，在这种阴暗的社会里向上爬，“正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慢性腐蚀教育”。当热爱自由的高贵天性被扭曲或阉割之后，那些背弃了本真自我的精神追求的人们在重重束缚下，却只会不断地大肆吹嘘“他们在牢笼中享有的和平与安宁”。不同于那些屈从于奴性的文明人，野蛮人的高贵恰恰表现为他们鄙视这种充满诱惑性与欺骗性的安乐，“为保证独立而勇敢地与饥饿、火灾、铁器和死亡对抗”。在这两类人的鲜明对比下，卢梭不得不承认，对自由的尊崇，对公民美德的坚守，从来都不属于奴隶。“对于奴隶而言，盲从就是他们唯一的美德。”

由此可见，从财产与社会地位的极度不平等中，诞生了无数与本真自我的公民美德背道而驰的偏见。而那些能在数个世代里都紧紧依恋自由的人，他们所依恋的是自由本身的魅力，即“仅仅在上帝和法律的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而与自由可能带来的物质利益无关。“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为了确保公民美德的自由内核不被狭隘的物欲所腐蚀，卢梭极力倡导超越世俗利益的公民宗教，他深信，一个人的本真自我是需要宽和开明的宗教信仰来悉心培育的。为了生动形象地阐明这种宗教信仰，卢梭在《爱弥儿》中专门塑造了萨瓦神父这个人物，并通过他的信仰告白来表明，宽和仁爱的宗教信仰所塑造的健全灵魂能“不屈从于人的权威，不屈从于我们所生长的智识环境的偏见”。然而，卢梭在当时恐怕很难预料到，正是这篇颇为温和的信仰告白，成为暴民对他实施一系列打击与迫害的直接导火索。

《海边的修道士》（1810年），德国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绘制。

被侮辱的卢梭

1762年，卢梭出版了《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这两部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同年6月7日，巴黎索邦神学院发表文告，谴责《爱弥儿》。6月11日，《爱弥儿》在巴黎高等法院被当众撕成碎片并加以焚毁。8月28日，德高望重的巴黎大主教博蒙发表训谕，严厉谴责《爱弥儿》及其作者。初看起来，给卢梭惹祸的似乎是《爱弥儿》，但根据达姆罗什的理解，真正的根源来自《社会契约论》。法国政府之所以没有直接谴责和封禁《社会契约论》，那只是因为它多少还想让自己保留一些开明的外表，日内瓦政府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后者在同年6月19日毫不留情地焚毁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并对卢梭下达逮捕令。日内瓦总检察长特农香还特地匿名发表了《乡间来信》，对卢梭的理论学说进行毫无底线的歪曲与诋毁。

政治嗅觉敏锐的御用学者立即欣喜若狂地意识到，这是向上峰积极表现自己的绝好契机，于是他们连篇累牍地在报纸和期刊上炮制了大量批判卢梭的文章。起初，他们试图去正面驳斥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但时代精神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所鼓吹的那套抽象的理论学说早已在各个阶层的民众中透支了信誉。迂拙虚妄的论断，不管装点多少貌似晦涩高深的理论外衣，也极难掩盖其令人作呕的气息与荒谬可笑的本质。这些学者固然可以在不适合见光的小圈子里为此自命不凡地弹冠相庆，但他们在诚惶诚恐的邀宠心态下拼凑的文章根本无法像卢梭的作品那样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

法语版《爱弥儿》插图。

当他们发现正面攻击无法取得支配性优势之后就迅速改变了策略。他们转而顺着卢梭的思路，将卢梭的诸多哲学观点推向极端，以至于达到了癫狂的程度。卢梭强调公意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就将之歪曲为卢梭要通过裹挟民意来推翻欧洲的所有政府。卢梭主张人性本善，他们就将之夸大为卢梭要通过否定原罪来废黜基督教信仰。卢梭抨击科学与艺术中的伪善，他们就说卢梭在抹黑人类现代文明中的所有积极成果。

当然，这种构陷的策略也并非首次出现。孟德斯鸠早就发现，那些诋毁启蒙思想的阴谋家们的惯用伎俩，就是在“自然而然地合乎情理的东西中”不讲道理地“妄加谬误”。这种人不是用事实来证明他们扣的帽子，而是用他们扣的帽子来证明事实。他们“就像四处觅食的乌鸦，见了活物就离得远远的，找到了死尸就一拥而上”。卢梭不无苦涩地承认，这种手法虽然卑鄙无耻，但确实卓有成效，因为“光明磊落的作者大量谈及自己的情感，尽情挥洒，而从不考虑会给冷冷地窥测着他的恶人留下什么把柄”，“一个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写作的人，激动起来，是会说出相当冲动的话来的”，相较之下，“机灵、心口不一、作恶多端的人总是提防着，不让自己的言谈给自己留下把柄”。这就给了后者罗织罪名的可乘之机，“从作者提供的一切善良和有益的事物中，恶人只寻找防守欠佳的一面，他可以从这里将匕首扎进去”。那些积极在卢梭论著中寻找毒素的人，“更确切地说他们就是往里面下毒的人。对于那些不去寻找毒素的人来说，是根本没有毒素的”。

卢梭所遭受的迫害并不仅限于文本世界，他在现实世界中也卷入了一系列精巧设计的阴谋。1763年春，一个自称是索特恩男爵的神秘年轻人进入了卢梭的生活圈。索特恩刻意将自己装扮成由于自己的开明思想而饱受欺凌的人，他希望卢梭能指导他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心理，卢梭自然就向这个年轻人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但在交往数月之后，卢梭收到一封来自巴黎女仰慕者的书信，这位女士的真实身份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人们只知道她在信中的署名是“亨丽埃特”。她告诫卢梭有必要提防索特恩，他很可能是卢梭的敌人派来窥探他隐私的间谍。当卢梭对索特恩产生怀疑之后，索特恩就突然消失了。此后不久，卢梭不经意间只告诉过索特恩的某些看法和生活细节，就被卢梭的敌人用来制造抹黑卢梭的谣言。卢梭在遭受朋友背叛后虽感痛心，但也颇为感激亨丽埃特的提醒，在随后的一系列信件中他推心置腹地向她袒露了许多颇为私人化的感悟与体验。但卢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亨丽埃特发出的警告本身也是骗取卢梭放下戒备的一种手段，他写给亨丽埃特的隐秘告白也陆续落入造谣中伤者手中，成为他们编造种种不堪入目的绯闻的原始素材。

卢梭画像。

当卢梭的声誉在公众舆论中变得越来越声名狼藉时，又神秘地出现了一群为卢梭“仗义执言”的辟谣者。然而，这些辟谣者只热衷于在公众面前颂扬卢梭过人的才华，却对能恢复卢梭道德声誉的关键事实含糊其辞。实际上，这也是那群阴谋家对卢梭进行精神折磨的一种策略。他们深知，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们特别处心积虑地对准卢梭内心所有敏感的地方，给以深深的持续不断的伤害”。相较于通过才华获得的名声，卢梭更珍视的是“道德声誉和正派人对他的敬重”，于是“他们就吹嘘他的智慧，为的是糟蹋他的心灵”。他们一方面通过无限吹捧卢梭的才华来激起人们对卢梭的嫉妒，一方面又通过加深猜忌来进一步提升人们对卢梭的敌意。

在这种虚伪阴森的诡异氛围里，卢梭白天散步时会看到许多人在背后窃窃私语，晚上则随时可能遭受匿名暴徒的投石攻击。在卢梭的流亡生涯中，他们不断发明出各种虚实莫测、真假难辨的手段对卢梭进行精神折磨。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彻底摧毁卢梭的安全感和信赖感，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是安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可靠的，并在这种越来越逼仄的环境下“通过不断阴险地对他进行百般侮辱，极力逼他最终绝望自杀，而在公众中很容易将其解释为他似乎是气死的”。

应当说，这套连环毒计恰好抓住了卢梭的性格弱点。卢梭在事后反思时承认，他原先以为“安安静静、清清白白地生活就可受到人们的敬重和亲切对待”，因此他就对自己认定为至亲好友的人“敞开心扉无话不谈”，但那些背信弃义的人却借此悄悄把卢梭“投入地狱的深渊”。在中了千百次这样的圈套之后，卢梭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人们对我装模作样的种种表示全是假的和骗人的”，而对他认定为虚情假意的人，他宁可“一辈子对这些人敬而远之”。卢梭在自己丰富想象力的刺激下，认为他的敌人在整个欧洲缔结了一个强大的阴谋集团，甚至伏尔泰、狄德罗、休谟和达朗贝尔这些著名哲学家也是其中的核心成员。

当然，卢梭在偏执的妄想下得出的这个论断是夸大其词的，实际上，那群致力于在精神上折磨卢梭的人主要是汉娜·阿伦特所称的“暴民”。所谓的暴民，指的并不是平素就残酷嗜血的暴力分子，恰恰相反，这帮人虽然总是会大声呼唤强势平民领袖，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还是比较温和的。他们从不关心与政治、信仰或伦理道德有关的哲学问题，他们最担忧的不过是私人的安稳生活。

但“事实证明，一个只惦记着保护自己私人生活的人，他的私人性与私人道德是最容易被摧毁的”，正因为他们从不反思自己的人生和现实世界，他们的头脑中就塞满了大量的成见和教条，极其容易轻信盲从强势平民领袖的煽动性言论。恰如伏尔泰所言，“轻信盲从是愚昧无知最确切的标志”，这些暴民的愚昧无知让他们时刻准备着“因最轻微的煽动言论而牺牲一切”，为了他们心中认定的绝对真理和绝对正义而诉诸残酷的暴行。作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残次分子，暴民的激进言行引发了沉默的螺旋效应。众多善良正直的公民虽然不赞同这些人的意见，但害怕自己表达异议后遭受群体性攻击，因此就不得不保持沉默，这反过来让暴民更肆无忌惮地打着民意代表的旗号来集体霸凌他们的受害者。

法语版《社会契约论》书封插图。

根据托克维尔的解释，卢梭的时代之所以会出现大批道德品质如此恶劣的暴民，与波旁王朝的权力精英暗中实施的这样一套权术有关：为了防止社会力量凝聚起来威胁既定的权力秩序，他们派遣了众多狂热的意见领袖进入不同的社会群体，将各个群体所抱持的信念和立场推向极端，在不同群体之间制造不和与煽动仇恨。这套权术虽然有助于分化民众的力量，但托克维尔断定，那个时代的“几乎一切罪恶，几乎一切错误，几乎一切致命的偏见”，都来自这些权力精英所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正如埃里克·霍弗所指出的，用一种狂热的群众运动来压制另一种狂热的群众运动“并非是没有危险的，代价也不一定便宜”。当劳动者被权力规训成诸多离根的原子化个体时，西蒙娜·薇依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原子化的个体或许会暂时成为听话的奴隶，但“如果说奴隶之顺从甚于自由人，则奴隶的反抗也比自由人可怕得多”。

即便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也被卢梭的无私精神所深深打动，他曾经不无钦佩地评论道：“卢梭的行为如果不是美德本身，也是一条通往美德的漫长道路。”然而，当这位真诚地力图复兴公民美德的良心作家被迫在公共舆论场上保持沉默之后，他的生态位就迅速被一群狂热煽动仇恨的沽名钓誉之辈所占据。“那些不断挑动他人互为仇敌的人应当知道，这种仇恨心迟早会反过来发泄在那些制造仇恨的人的身上。”既然他们的心中只想要制造奇迹的幻相，那么他们当然就找不到智慧和真相；既然他们撒播的是恶意和仇恨的种子，那么他们收获的就注定是疾风骤雨。在这个充斥着狂热和仇恨的智识环境下，卢梭没有兴趣与狂热分子继续无谓的纠缠，他更为关切的是在远离世事纷扰的孤独生活中重塑本真自我的健全灵魂。

《雾海上的旅人》（1818年），德国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绘制。

本真与孤独

犹太裔奥德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他颇为感人的作品《活出生命的意义》中回忆了他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的悲惨经历。根据他的叙述，除了肉体的折磨与物资的匮乏之外，一个人在集中营遭受的苦难还在于被去人性化地剥夺了个性、意志和尊严。囚犯在失去个人的价值和人的感情，没有了内在自由之后，“其存在就被贬损到动物的层次”。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正是专断的权力为了实现全面支配而精心设计的策略。摧毁一个人的个体性和自发性，窒息他的高贵天性，扼杀他身上的法律人格，这都是“完全支配他的前提条件”。只有这样，这个人才可以真正沦为戴着人类面具的苍白傀儡，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那样，就算即将赴死也会可靠地做出权力期待其做出的完美反应。

应当说，卢梭对这套操控人心的权术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在晚期作品中做出的内心告白就不仅仅是为了替自己辩护，他还希望借此去对抗这套贬损人性的权术，重新唤醒人们追求自由的高贵天性与追求公义的健全良知。必须承认，卢梭的自我重塑并非完全是他的首创，而是可以追溯到从西塞罗、塞涅卡、奥古斯丁到蒙田的自我书写传统。但与这些探寻自我的先驱不同的是，卢梭通过自我书写所塑造的那个自我形象毫不避讳自己在性格和德行上的诸多缺点，“我宁愿人家认识我以及我的一切缺点，这是我，而不愿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有着虚假的美德”。

纪录片《让-雅克·卢梭，无所隐瞒》（2012）剧照。

许多人或许对这个自我所包含的矛盾与分裂感到难以理解，达朗贝尔就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尽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勇敢大胆、雄辩滔滔、为了捍卫良知而不惜与整个社会为敌的卢梭，但先前混迹于巴黎社交圈的卢梭则似乎是一个羞怯胆小，行事不免于圆滑世故的普通人。在达姆罗什看来，卢梭的自传所重塑的复杂形象在表面的龃龉之下仍然可以发现“自我的深层统一”。正如尼采指出，“平庸是杰出者所能戴的最成功的面具”，他们戴上平庸的面具恰恰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庸碌之辈。根据卡尔·荣格提出的人格面具概念，普通人的人格就相当于面具，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下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形象，因而也就是戴上不同的面具。倘若面具戴久了，一个人就会渐渐忘记自己的本来面具，进而忘却自己高贵的天性和原初的理想。卢梭所重塑的本真自我的深层统一性就在于对真理、自由和公义的终极关切，卢梭由衷地希望通过重构自我的叙事来唤醒这些被庸常世界所削弱、压制乃至遮蔽的终极关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精心重构的本真自我叙事在向读者揭示自身时“举起了一面镜子”，这个自我叙事足够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缺陷与矛盾，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自己的相似之处”；这个自我叙事又足够巧妙地发掘了深藏于每个人心底的终极关切，读者可以在耐心的引导下激发出自己要挣脱枷锁与追求自由的生命激情。不管专断的权力如何贬损个体的价值，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特殊的和不可替代的。诚如黑塞所言，“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通向自我的道路，是在路上的尝试，是狭路上获得的启示”，卢梭重塑的本真自我带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恰恰是：不要害怕孤独，因为上帝让许多人深陷孤独，正是为了让他们走向本真自我的道路。不要被仇恨蒙蔽双眼，因为无端仇恨他人，就会压缩自己的生活范围，而本真自我所追求的是将自己的生活范围“扩大到整个宇宙”。一颗包容的心，比天空还要辽阔，比海洋还要深邃，耐心、温情、正直和公正是其可以不断充实自身而又无法被其他任何人抢走的财富。

荷尔德林在其赞美诗《莱茵河》中提到了卢梭所拥有的“极为坚忍不拔的灵魂”，并将之比作勇敢地迎着暴风雨振翅翱翔的苍鹰。或许可以期待，每一位真正领悟了卢梭的哲学智慧和生命激情的读者，将会乘着这头雄鹰的自由之翼沉着勇毅地应对狂风暴雨的挑战，并在历经艰难险阻之后依旧可以坚韧不屈地忠实于本真自我的高贵天性与健全良知。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郝苑；编辑：李永博朱天元；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