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南部武夷山余脉绵亘东南的会昌高排乡西北天门嶂山下,有一名叫坪坑村归庄小组的小山村,这里山峰绵延,沟壑纵横,云雾缭绕,风光秀丽,站立高处眺望村子旁边的村子旁边的天门嶂,海拔725.1米,是全县最高峰,这里山峰直立高耸,山峦绵延,沟壑纵横,树木郁郁葱葱,山峦重重叠叠,终日白云缭绕,时常有野兽出没,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今天的天门嶂山清水秀,林茂草长,是人们休闲的一个好去处,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安居乐业,一片详和。



归庄村子的中央兴建一座气势恢宏有广场,名叫“贺昌广场”,广场上矗立着贺昌烈士的雕像,还有烈士英雄事迹的介绍,建立这座广场正是为了纪念曾任红5军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北方局书记贺昌和曾任红14军政委、红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李翔梧两名红军军团级高级将领。两部军团级别的高级干部,正是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这两位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干部。此役结束之后,红军长征之后留守赣南根据地的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军区及红军大部撤离了江西境内,因此,史称此役红军在为江西苏区的最后血战。



91年前的那个秋天,秋风萧瑟,正如诗中写的: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赣南一带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中央革命根据地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非常渺茫,为了保存实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总部及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这次红军大规模战略转移是属于严格保密状态,为了迷惑敌人,牵制敌人快速对转移的红军主力追击,减轻主力红军的军事压力,同时策应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红军总部决定成立中央苏区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并留下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即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加上各省军区独立团、独立营、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约3万人,为了加强对留守苏区红军的统一指挥,上级任命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同时任命瞿秋白、陈潭秋、贺昌等为委员,这支部队被后人称为“留守红军”,这支红军队伍面对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被迫转入山区,从此这支部队转入艰苦的游击战争。



然而,主力红军长征前脚刚走,敌人重兵就从北、东、西三面地毯式搜索进攻合围,企图将留守红军及领导人一网打尽。此时,英勇的留守红军,面对气势汹汹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局部地区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敌强我弱,没有后援,最后仍受到严重挫折,短短一二个月时间,中央苏区的核心县城和重要圩镇,全部被敌人占领,留守红军压缩在以于都井塘村为中心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狭小的“三角地区”,同时,四面八方的敌人以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许多小块,包抄过来,加之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经费严重匮乏,弹药消耗无法得到补充,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留守红军高层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作为苏区中央分局负责人的贺昌、李翔梧等领导人,根据上级的指示,率部进行分路向粤赣边界的天门嶂地区突围,并召开会议将数千留守红军队伍分成4个大队,贺昌负责第三大队(2个营,实为5个连)数百人的队伍,从上坪的屏坑山出发,先行突围。



1935年3月9日下午3时,贺昌、李翔梧等领导人将突围部队集合完毕,出发前,贺昌向突围的红军战士作最后的动员报告,他语调低沉而不失激励地说:“同志们,我们收到中央的来电,英勇的中央红军已经攻占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也为我们今后开展斗争作出了指示。当前,我们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形势相当严峻。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为了保卫苏维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要以百倍的决心和勇气,同敌人战斗到底,直到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他鼓动性的动员报告让所有红军战士抱着必胜的信心。



然而,这是一次决定生死存亡的悲壮突围,突围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要同内部的动摇变节分子作不懈的斗争。至于游击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在那极其艰难的岁月里,我们长年累月被围困在深山密林里,粮食断绝是常事,只好以野果、野菜、竹笋充饥。在住宿方面,更是“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天明,几番梦不成”。但贺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毫无所惧。



3月9日傍晚时分,贺昌、李翔梧率领的突围部队安全渡过濂江(安远河),到达会昌晓龙的天门嶂,眼看要露出胜利的曙光,就在此时,从部队经过的一条山路上杀出一支凶神恶煞般的敌人挡住去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兵堵截,贺昌、李翔梧等领导人镇静自若,指挥若定,立即命令重机枪连强占制高点,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在他们的指挥下,重机枪连占领了制高点,以猛烈的火力压住敌人。其他突围战士,将一个个手榴弹投向敌群。机关枪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山谷中回荡。



尽管红军的干部、战士勇敢杀敌,无不以一当十,如龙似虎,猛打猛冲,无奈敌人越打越多,敌人恃其优势兵力,以堡垒为掩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弹如雨下。接着,敌人从后面包抄过来,象疯狗似地乱叫乱窜,把突围队伍拦腰切断成几段,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很多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很快突围队伍被打散,这时装备良好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整个夜晚,天门嶂山上枪声不断,这里喊捉,那里喊杀,损失惨重,形势十分危急。



3月10日凌晨,天门嶂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前一天晚上的硝烟还未散尽,空气中是扑鼻的血腥。间歇沉寂的枪炮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身负重伤的贺昌突围至归庄(今会昌县高排乡坪坑村)时,想在村里休整和补充一下。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喝上几口水,没有吃上一口饭,又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敌人如潮水般疯狂扑来,他一面组织部队凭借地形向敌人反击,一面咬着牙拼命射击敌人,眼看子弹快要用光了,在敌人向他扑来之际,他宁死也不当俘虏,用尽全身力气,高喊“红军万岁”,举起枪将最后的一颗子弹射入自己胸膛,壮烈牺牲。年仅29岁。贺昌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中战场上牺牲的红军最高将领。



此时,另一位高级指挥员李翔捂带着警卫员唐继章、战士钟伟生等8个人,虽然他的肩部、腰部、腿部多处负伤,他顽强地一面组织部队凭借地形向敌人反击,一面咬着牙拼命射击敌人。仍以非凡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念,身先士卒,总算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他们白天找岩洞水沟隐蔽,晚上行军找部队,饿了找些野菜草根充饥。在此极度艰险困难的时候,李翔梧仍然坚信革命必胜。



这一天,李翔梧在一个地势较平的山坳发现一栋带楼板的房屋,派人查看后发现竟然是个无人居住的空房子,屋角堆放着一些红薯和芋头,这对饥饿已久的李翔梧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于是,他们便进屋生火烤了些红薯饱餐一顿。由于连日的作战和极度疲劳,大家吃完红薯后很快就倒在楼板上睡着了。没想到,时隔不久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把他们惊醒,原来烟火引来了搜山的敌人,他们居住的房子已经被敌人包围了,并在外面嗷嗷叫要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李翔梧他们毫不畏惧,决定与敌人拼死相搏冲出去夺路突围,他与战友们简短地商量后,战斗随即打响,李翔梧冲在前面,其他人紧跟在后,边打边冲。在突围的途中又有3个战士牺牲了,他的警卫员唐继章和战士钟伟生半背半扶地保护着他突围。敌人见他们只有5个人,便疯狂地扑上来,想要活捉他们,这时,李翔梧为了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断然把唐继章推开说:“我已经负伤行动不便,同志们冲出去,我掩护你们。”说完,他端起枪扫向敌人。由于李翔梧牵制了敌人的火力,战友们得以安全突围,他却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年仅28岁。



贺昌,原名贺颖,又名其颖,字伯聪,1906年出生在“山陕通衢,晋西重镇”的山西离石县柳林镇羊道口(今称贺昌村),他天资聪颖,早在十几岁就崭露头角,贺昌写下《壮志歌》——“扛罢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帮。” 显示出卓越文才和领导才能。他早年参加学生、工人,曾被派到江西安源协助开展工人运动,负责编辑《安源旬刊》。他是数次重要武装起义的亲历者,曾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广东潮汕,后又参与发动平江起义、指导帮助发动百色起义。曾明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口号,是先进组织早期优秀革命家、红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他21岁就担任中央委员,是党史记载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他一生短暂而伟大,有着过人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他的过早牺牲令许多后人扼腕叹息。



李翔梧,又名李凤周,1907年9月出生于河南洛宁县中高村一个贫农家庭,自幼聪慧好学,是当地出了名的“神童”。他学生时代因思想进步,勤奋好学,吸纳为先进组织成员,后受组织委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他通晓英、俄、德、日四国语言,被誉为当时东方大学最好的翻译之一,后又被送往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成为组织早期的军事人才,他在红军队伍中因才气过人,胆略机警过人,被人誉为文韬武略的年轻红军将领,可惜年仅28岁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革命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用青春和热血谱写出一位革命者不朽的人生篇章。



天门嶂上青山低垂,白云垂泪,松涛作响,溪水哀鸣。贺昌、李翔梧两名红军军团级高级将领,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事业,把一腔热血洒在了天门嶂,用生命与鲜血诠释了“坚持就是胜利”的勇气和决心,历史将铭记这一切,他们的英魂长存天地间!这次突围冲出包围圈后来授予元帅的陈毅写了一首《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无比沉痛地写道:“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历史将铭记这一切,两位年轻烈士的英魂长存天地。让人愤慨的是,直接致使两位红军军团级别将领牺牲的,竟然是同一人,他的名字叫王生明,他也因此被人称为围剿留守红军最狠的角色。



王生明,别号至诚,湖南祁阳萧家村人,他的父亲王春悦,是一名湘军中下层军官,打败太平天国后解甲当田,娶妻生下两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便是王生明,据记载身为从伍出身的王春悦见这个孩子“性豪爽,有远志,自幼即爱领导群儿作战阵戏”便非常高兴,称赞他长大后一定能混出个头绪,因此,在孩子15岁那年,在父亲的支持下,王生明便当了兵,随后参加北伐,由于他人比较机灵,加上读了点书有文化,很快他便在部队中暂露头角,慢慢地当上了班长、排长。当然,他真正的高光时刻,那便是跟随部队来到江西赣南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



据台湾王生明所谓“英雄事迹”介绍,他当时第八师的一个小小的中尉连长,然而在历次“围剿”红军表现突出,在我们称之为苏区北大门的江西广昌阻击战,还有宁都所谓的“清剿”,他率领这支一百来人的队伍,先后在隘路设伏,使我红军损失不小,可谓是欠下累累血债,在内战中的骨枯战功,虽然是不能改变总体失败格局,但使在多次“围剿”屡战屡败的上级大加欣赏。



尤其是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王生明“清剿”及追击留守红军更是不遗余力,天门嶂所谓“围剿残余”战中,他率部设伏于会昌晓龙天门嶂隘口,以夜色为掩护集中火力,封锁最重要路口,子弹像飞蝗一样,落在这支突围红军的前后左右,突围红军被找散之后,他利用搜山、烧山、跟烟进等手段捕捉红军干部战士,使我一支突围部队全军覆没,还使红军队伍中的两位军团级别的将领贺昌、阮啸仙所谓“伏法”,从而立下了大功,还得到三等勋章一枚,因此被送进了中央军官学校深造,学成随后晋升为上校团长,用红军干部战士鲜血染红官帽的王生明也被人称围剿红军最狠的角色。



当然,在抗日战争时期,王生明也有血斗日寇的荡气回肠,就说淞沪会战里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蕴藻浜血战,好家伙,战场瞬间成了阎王殿,炮弹跟密集的雹子似的,噼里啪啦往阵地上砸,浓烟滚滚,呛得人肺管子都要炸了,火光冲天,把夜空都给烧成了血红色,王生明率部坚守阵地半步不退,硝烟散尽撤出战场时,一瞧,所部剩下寥寥九人,还各个挂彩,残肢断臂,军装都被血水浸成了暗红色,那场面,惨烈得让铁打的汉子看了都得掉泪,后来在中条山战役、朱仙镇战役中,他也因为坚守阵地出名,擅长打防守战,解放战争时期,王生明进入胡宗南部,成为其守阵地的名将,提拔为少将副师长,解放时失败退逃台湾。



本来,逃到台湾之后,王生明完全可以象其它大部分国军将领一样老死孤岛,因为战火可以说基本停息。然而,就在王生明杀害的贺昌、李翔梧烈士贺昌烈士牺牲整整20年后,不识时务的他却逆势而为,他当上了一江山岛防卫司令,计划拿出自己所谓擅打防守战特长,阻碍国家统一大业。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海门镇附近,西北面是头门山岛和大陆(距大陆8.5海里),南面是大陈岛(距大陆 20.5 海里)。该岛分南北两山,各呈长形(东西向)。两山之间,隔水约800米,水深约150-200 米,可通小型舰艇。岛上构筑钢筋混凝土碉堡群。地下有立姿交通壕、掩蔽部、仓库、食用水库等,地面有各类型障碍物,阵地前沿有地雷群,地形复杂,工事坚固,兼有海洋屏障,实是易守难攻之地。拿王生明的话说,就是固若金汤。



其实,明眼人打眼一瞧就明白,彼时东南沿海那些岛屿,就像熟透的果子,一个接一个被解放,一江山岛解放那也是迟早的事儿,板上钉钉。王生明心里也有数,所以人在前往一江山岛当司令那会,当时台北的冬天格外寒冷,王生明穿着笔挺的军装,一家人耷拉着脸走进照相馆,拍出来的照片,没一个人有笑模样,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为啥?一家人心里都清楚,这一去,十有八九是去送死的,凶多吉少,哪还笑得出来。



王生明上岛之后,立即组织部队加强防御工事。他亲自勘察地形,设计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在岛的制高点,他部署了重机枪和迫击炮;在可能登陆的海滩,他布置了地雷和铁丝网;在岛的内部,他还设立了多道防线,以应对可能的突破。在岛上的兵力部置,原则是直接防御,推进沿海,纵深配备,互相支援。并作高点固守措施,各种火炮可以控制全岛和邻近海面;万一前沿阵地被突破,将集中全力,固守203高地,控制北山东端礁滩渡河点,以待援军。还把指挥所设在203高地,副指挥所设在北山西端120高地,特殊兵种配在南山东端105主峰,可谓是万无一失。



短短的几天功夫,王生明的未雨绸缪就派上了用场。1955年1月18日凌晨4时许,还在睡梦中猛然受到我军从浙江海门前沿阵地和头门山岛上百尊长射程大炮的轰击。炮弹像疾风骤雨呼啸而来,海儿水柱起伏,浪花高溅;岛上尘土飞扬,硝烟弥漫。王生明立即命令:各监视哨所严密监视,随时汇报情况;各兵种以少数人员执行勤务,其余在掩蔽部内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他前往前沿察看,见沿海工事略有毁坏,人员尚无伤亡,很是乐观。回到指挥所,即用无线电向大陈岛指挥部汇报:"人无伤亡,阵地安然无事。"



谁知不久我军强大空军机群,又飞临岛上从滩头到高地,从山上到山下,轮番轰炸,势如天崩地裂。不留片隙空地,飞机怒吼声,炸弹爆炸声,海洋咆啸声,混成一片,像是整个一江山岛即将沉人海底。王生明赶紧命令高射炮投入战斗,但是高射炮长向我报告:"烟雾笼罩,没有雷达设备,无法瞄准,而且炮身内外满是尘土,不能射击。"此时,炮弹像倾盆大雨落入阵地,猛烈的爆炸声穿云裂石,撕裂人心。顷刻之间,有线通讯全部中断。炮长派传令兵来报告:爆雾弥漫,无法观察;无防尘设备,不能射击。各兵种陆续派传令兵来报告:人员伤亡惨重,武器损坏大半。工事全被摧毁,交通完全断绝。



紧接着,数百艘登陆艇在炮火掩护下向一江山岛扑来,面对如此猛烈的攻势,王生明沉着应对,他命令部队坚守阵地,利用地形优势,给我军造成不小的损失,然而,我军源源不断的后援,加之陆、海、空军连续轮番炮击和轰炸,始终压得他抱头挨打,没有动弹的余地。特别是我军战士士气高涨得如同熊熊烈火,嗷嗷叫着往上冲,作战计划精密得就像顶级工匠打造的瑞士手表,一环扣一环,严丝合缝。



在战斗中,我军战士怀着为革命先烈报仇的豪迈气概,士气高涨得如同熊熊烈火,嗷嗷叫着往上冲,作战计划精密得就像顶级工匠打造的瑞士手表,一环扣一环,严丝合缝。反观,被困在孤岛上的王生明想做着困兽之斗,可大势已去,任他再怎么挣扎、咆哮,都不过是螳臂当车,无力回天。眼瞅着被重重包围,没了活路,至此,这名双手沾满红军南方三年游击两名高级将领鲜血,欠下累累血债凶手很快就被击毙,生命就此定格在44岁,给自己这跌宕起伏的一生仓促画了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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