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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5年2月3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刊登了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文章，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向及其可能引发的全球反应。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退出国际组织以及对盟友的威胁，正在动摇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促使盟友重新评估与华盛顿的关系。沃尔特认为，这种政策变化可以从均势/威胁均衡理论和集体公共产品理论两个角度进行解读。
文章强调，美国长期以来依靠联盟体系和多边合作维持全球霸权，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正在削弱这一优势。在均势/威胁均衡理论的框架下，美国的单边行动被盟友视为威胁，促使他们加强合作，甚至寻求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合作，以制衡华盛顿。然而，在集体公共产品理论视角下，各国联合对抗特朗普政策需要高度协调和一定的成本，这使得一些国家可能选择观望或搭便车（free-riding），并寄希望于其他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然而，美国也可能利用这一点，通过分化各国、提供个别让步来阻碍统一的反制行动。
最后，沃尔特强调，特朗普的“霸凌式外交”可能在短期内迫使某些国家让步，但从长远来看，它将加速全球对美国的抵制，并为中国等国家提供新的战略机遇。如果美国继续奉行不稳定和对抗性的政策，传统盟友可能采取对冲策略，并探索其他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文章最后警告，美国的外交政策剧变可能导致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孤立化，使其影响力持续下降。
图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简介：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专栏作家，同时担任哈佛大学罗伯特与蕾妮·贝尔弗国际关系教授（Robert and Renée Belfer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我发誓：我本打算这周写点别的，而不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但白宫持续不断出台的糟糕政策实在让人无法忽视。我应该讨论重要的事情，而全球最强大国家的外交政策无疑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当它突然朝着一种怪异且影响深远的方向大幅转变时。
核心问题在于，特朗普实施的关税政策、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他近期的其他举措，将如何影响美国民众的生活。
美 国总统特朗普2月7日与来访的 日本首相石破茂会晤 时表示，他计划下周就对等关税措宣布措施。
这部分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回应特朗普的强硬和具有霸权性质的策略——特别是对美国的一些最亲密盟友。几周前我曾撰文讨论过这个话题，但今天我想深入探讨支撑这一问题的更广泛的概念和理论。
在我看来，我们当前正见证两种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竞争理论发生冲突。第一种是我熟悉的均势/威胁均衡理论（balance-of-power/threat theory），第二种是集体公共产品理论（theory of collective goods）。这两种视角都能为理解世界提供重要的见解，关键在于哪一种能更清晰地预测当前形势的发展。
从均势/威胁均衡理论出发，该理论的逻辑十分清晰：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世界中，各国都会忧虑某个国家变得过于强大，因为它们无法预知该国将如何使用其权力。因此，较弱的国家通常会选择联合起来，以遏制强国，甚至在强国试图征服或支配弱国时予以反击。当强国地理位置接近、拥有一支主要以征服其他国家为目标的强大军队，或者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时，这种均衡趋势会更加显著。这正是我长期以来所主张的，各国均衡的是威胁，而不仅仅是实力。
该理论有助于阐释世界政治领域一个显著且持续存在的异常现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然而，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和中等强国却更倾向于与美国结盟，而非试图遏制它们。这并非由于他们希望“搭乘美国的便车”（即，为了取悦华盛顿而选择结盟）；实际上，他们是与美国联手，以平衡那些更邻近且野心勃勃的国家（例如苏联）。结果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建立的联盟体系，在经济上更为富裕，在军事上更为强大，并且在国际舞台上比苏联的阵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尽管美国实力强大，但它从未遭遇过一个实力相当的制衡联盟。这种现象部分归因于美国地理位置的孤立，远离其他世界强国的中心地带。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包括近邻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关键国家，并不将美国视为特别的威胁。即便在冷战后的单极时代，当美国独自占据世界权力的顶峰时，理论上其他国家本应采取更多措施来制衡它。
实际上，一些国家尝试了所谓的“软制衡”（soft balancing），但主要参与者是一些相对较弱的国家，例如中东的“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虽然美国的盟友经常对华盛顿的决策提出质疑，并担心其政策可能无意中对他们造成伤害（2003年伊拉克战争证实了这种担忧是正确的），但总体上，他们仍然将美国视为一个有价值的伙伴，而非严重的威胁。
此外，美国的霸权之所以被接受，还因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政府，通常都会通过多边机构（如北约）来施加影响，并在对盟友施压时至少保持基本的尊重。
当然，美国的地理位置没有改变，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战略优势。然而，特朗普政府对待传统盟友国家（例如加拿大或丹麦）的强硬态度前所未有。美国的盟友现在不仅要担忧美国的可靠性（因为特朗普无视规则，他可以在周二承诺某事，周五却轻易推翻），还要担忧美国可能采取敌对行动。
当总统威胁要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吞并格陵兰，或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无视现行条约的规定，也不顾巴拿马、丹麦或格陵兰人民的意愿——所有国家都必须警惕自己是否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日宣布将对价值1550亿加元（1美元约合1.45加元）的美国输加产品加征25%的关税，以应对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加征关税。
正如均势/威胁均衡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开始倡导联合行动，以对抗特朗普的危险议程。上周，加拿大前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她希望取代贾斯廷·特鲁多成为自由党领袖）呼吁墨西哥、巴拿马、加拿大和欧盟召开峰会，共同制定应对特朗普关税及主权威胁的策略。而当加拿大冰球球迷在比赛中嘘美国国歌时——就像他们这个周末所做的那样——就能感受到局势的严峻性。
与此同时，埃及、约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阿拉伯联盟共同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特朗普提出的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和西岸驱逐的计划。如果特朗普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这类抵抗将会增加，一些国家甚至可能寻求北京的支持，至少是为了对华盛顿施加更多压力。
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重大转变，势必会缩小美国与主要大国竞争对手之间的感知差距。长期以来，美国的亚洲盟友一直愿意与华盛顿合作（并调整部分政策以适应美国领导层），因为他们担忧地区力量平衡，期望美国能帮助维护这一平衡。然而，如果美国持续威胁发起新的贸易战，与华盛顿保持紧密联系的优势将大幅削弱。那些习惯于追随美国领导的国家将采取对冲策略（hedging），并寻求其他途径，以保护自己免受美国政策的不稳定影响。
简而言之，世界政治中最持久且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表明，特朗普激进的外交政策最终将适得其反。他或许能够在短期内获得一些让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将导致全球更大范围的抵制，并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创造新的机会。
然而，集体公共产品理论揭示了另一种可能的路径。遏制美国的影响力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和承担相应的反对成本。促使各国团结起来对抗特朗普的政策需要时间，而某些政府可能会倾向于搭便车（free-riding），寄希望于其他国家承担主要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通过给予个别国家特殊让步来分化各国。因此，构建一个制衡联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特别是在各国政治体系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背景下——这正是特朗普所期望的策略。
关键在于：为了维持世界的“失衡”状态，美国必须有选择性地使用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克制。这表明，并非在每个机会面前都应羞辱弱小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其他国家需要相信，华盛顿会遵守其承诺，不会在谈判或让步之后提出新的更加严苛的要求。然而，克制、守信和尊重他人从未成为特朗普的风格。他削弱政府机构，并任命了许多能力有限的官员，这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执行起来更加困难。
无人质疑美国的强大力量，然而我们即将目睹当那层柔和的外衣被揭开时，将会展现何种景象。正如现实主义者数十年来所警告的，以及历史上的众多侵略者所展示的，那些依赖“大棒政策”来威胁和惩戒其他国家的国家，最终会克服对平衡力量的初始犹豫，并突破集体行动的障碍。其结果往往是朋友减少、敌人增多，以及影响力的显著下降。我本不认为美国会彻底疏远其最亲密的邻国和许多长期的盟友，但不幸的是，这正是美国目前所走的道路。
编译｜张乐词（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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