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景明 1943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2007年之后主持该中心“民间历史档案库”项目，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著有《家在云之南》。
三舅苏尔敬（1923—2012）回昆明要办的一件要紧事，是将当初云南父老资助他赴美留学的费用还给政府。他到云南省外事办去交涉，对方说无法接受。后来他将这笔钱购买了一批英文书籍，赠送给昆明工学院。之后，三舅几次自费回国讲学，以此偿还他心中的“债务”。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双方军力悬殊。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训练都不能与侵略军同日而语，加之当时中央政府尚未拥有调配地方力量的绝对权威。全国民众斗志高昂，但战事不利，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一座座城池失守。1941 年乃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民族陷于深重灾难之中，处于大后方的昆明不能幸免，日本飞机几乎每天闯入高原的万里晴空投弹轰炸，市民惶恐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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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的故事: 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熊景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就在这一年8月，为云南的未来筹谋，省政府和西南联大合力开展了一次空前高规格的人才选拔与培训。全省二十岁以下的高中毕业生都有资格报名，入选后到昆明接受两年培训，派往美国留学。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先生出任留美学生委员会主席，西南联大负责学生遴选和日后两年的教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考试委员会主任，教务长潘光旦任副主任，云大校长熊庆来担任监试委员。命题及改卷的教授名单显赫，包括闻一多、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等人，梅贻琦、潘光旦、缪云台则直接担任英语会话的考官。
提出这一主张的缪云台先生本人曾为云南省有史以来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1894年在昆明出生，1907年考入为政府选拔留学人才的公立外国语学校—云南方言学堂。很有趣，那时国人将英语、日语都视为方言。二十一岁的缪云台和其他五名年轻人去到美国，1919年学成归来，开始他的传奇人生。时机与才干令他成为启动云南经济、金融现代化的推手。1934年，他向政府建议成立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统筹资源调配，制定发展规划，协调公营及私营经济，成绩斐然。1941年，战火正炽，财政困难，这位远见卓识之士则提出对未来投资的方案，遣派公费留学生赴美。
当时教育部规定，公派出国留学生大学毕业后必须工作两年以上，缪公则认为云南教育落后，大学毕业生寡，且贫寒人家子弟进不了大学，决定选送高中毕业生。各市、县青年在地方初选合格者，汇集昆明参加笔试及面试。1942 年5月11日、12日的笔试，曾三次被空袭警报打断。8月8日，省政府主席龙云亲自主持面试，从笔试合格者六十人中，选出四十五人。其中考第二名的一位十九岁的昆明人，是我的三舅苏尔敬。四十年前考取云南公费留日的外公写道：“父子出洋前后行，远游日美有同情，五经魁首争先占，第二名同第一名。前年冬雪始招生，去岁秋霜试完成。待到今秋方受训，不知明夏可成行。”
1943年元旦开学，由西南联大的名教授担任各科导师，朱自清、游国恩教国文，杨石先、邱宗岳教化学，李纪桐教生物，潘光旦教民族学……总之，教师队伍无疑是中国学术名人录。看到这份名单，不难理解为何三舅后来对美国大学的一些教授颇为失望。
这四十五个年轻人实在令人羡慕。上课之外，西南联大为他们安排讲座，两年中举办的五十三次名家大讲堂大概是迄今为止最高水准的讲座，梅贻琦讲“科学发展与中国文化”，蒋梦麟讲“中国文化对西洋文化应取之态度”，贺麟讲“美国人民精神与哲学”，罗常培讲“近百年来中国民族自救及演进”，杨振声讲“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关系及特点”，戴文赛演讲“西方音乐”，王德荣讲“航空工程之趋势及发展”，陈岱孙讲“经济统治与政治”。预备班的诸多导师均留学归来，特意设计了有助克服文化差异的节目，组织暑期夏令营，举办体育、音乐、骑射、辩论等活动。
地处昆明的中国学术重镇西南联大，为留美预备班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教育资源；基础知识与独立思考能力并重的联大教育宗旨，得以贯穿在培训班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之中。如此的预科培训，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昙花一现。
抗日烽火遍地，哀鸿遍野、民情沸腾的岁月，校园不可能平静。令人敬仰的教授们对侵略者的义愤、对民族的关怀，都深深感染着这群学生。这些被命运眷顾的年轻人，同样被“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激励，上不了战场，却背负着为国为家的使命。两年多以来，勤奋苦学的最大动力是抗日救亡，它也成为伴随三舅一生的情结。
1945年，三十九位同学考试合格，从留美预备班毕业，三舅考第一名。这回不输给当年报考公费留日成绩第一名的外公了，在家中传为美谈。外公诗云：“考场屡试列前名，有志人终成此行。修养身心期记所，报称家国待登程。乘风破浪海天阔，利用资生学术明。莫入宝山空往返，光阴虚度误生平。”
那个年代，出国留学不过是暂别亲友数载，如外公所言，入宝山取经。即便自费留学，也几乎没人想过由此转变身份，移居他国。三舅1948年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化学系毕业，获得铜牌奖，是首位在该校获毕业奖的华人。1949年6月，当年云南留美预备班的同学大多数都返回祖国，三舅刚刚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班，决定先留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再回到他日夜思念的亲人身边。无路费回国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唯有盼望几年后取得学位返回故乡。这一蹉跎便二十四年。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全国展开，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私人写往敌国的书信，得受审查、受限制，三舅与家人的联络一度中断。两年后收到他报平安的信件和照片时，外公已经去世，外婆一遍又一遍地看。从此，对昆明的家人而言，三舅远在天边。
三舅1950年从麻省理工硕士班毕业，进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班，同时在实验室工作。据说因为他对导师的种族主义忍无可忍，愤而放弃学业，离开学校，先后到芝加哥、匹兹堡、纽约等地工作，1967 年开始在底特律福特公司做汽车废气污染及控制研究，直到退休。
我的三位舅舅都一表人才，不明白为何最为英俊的三舅直到1961年三十八岁时才等到他的意中人。没有白白等待，舅妈徐曼菁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儿科医生，温文尔雅。那些年三舅正在接济大陆的众位亲戚，三舅妈能够接受并赏识他，可见其善良与大度。
十六年前在留美预备班毕业礼上致辞的缪云台先生为新人主持婚礼。费心尽力为云南培养人才、促成这三十九名云南青年赴美留学的缪云台先生没有料到，他自己在1950年也携家人寓居美国，和当年留美预备班的学术负责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纽约住同一公寓。战乱时期为国育才的往事，可堪回首？
1959年起，饥荒在农村蔓延，城市居民尚有粮食供应维持生存，但肉类和食用油稀缺。高中二年级时，我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定时收到三舅托他在香港的朋友寄来的包裹——猪油和奶油。三舅在中国内地的哥哥、姐妹及他的舅舅家，一共九个家庭，一连几年受惠于这“救命”的包裹。三舅年终给亲属汇款，一直没有间断。他自己在美国仅仅是一名收入不高的工程师。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松动。年底，中国政府首次允许在美华人回国探亲，第一位回昆明的美籍华人便是三舅，携三舅妈和七岁的女儿霭中同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朝思暮想的双亲已故去多年。众姐妹得到特许，从各地赶回昆明。三舅的昆明话讲得比所有人都地道，住在“两个世界”的亲人久别重逢，并无隔膜，我觉得三舅就是我从来知道的那个三舅。三舅妈文质彬彬，总是面带笑容，轻言细语；上小学二年级的霭中，在众人喧闹声中，捧读英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在昆明人不加掩饰的热情和高声谈笑的氛围下，母女俩乃一道可爱的异国风景。 这是苏家几十年来最盛大的节日，欢聚一堂之外，“海外关系”对所有人不再是政治上的污点，是何等值得庆幸之事。曾因三舅寄来的罐头被当成是发报机而背上间谍嫌疑的大姨妈，罪名一下子洗刷干净，从劳动农场归来参加团聚。好似时光倒流，令人感受到塘子巷大家庭亲切欢愉的气氛。没人提起二十八年来的惨痛往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亲戚轮流请三舅到家中吃饭，家家集中了当月肉票、豆腐票……各位姨妈制作拿手菜，回忆当初外公喜欢的菜式。大家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吃得实在太少，每道菜浅尝辄止。看得出夫妇二人尽量不扫兴，努力咽下不习惯的食物。时间和空间造成的文化差距，毕竟无法消失。和外公一样，三舅不喝酒，他是基督教循道公会的教徒，连茶也不喝。
那时十一位兄弟姐妹都健在，在美国的七姨妈一家缺席，在台湾的大舅一家不能够前来——中国大陆尚未对海峡对岸的同胞开放。三舅回来时，我母亲已经卧病在床十八年，当年11月母亲去世，姐弟终于能够见一面，感谢上苍。1945年三舅离开昆明后，全家大团圆只能在梦中。
三舅作为云南省首位归国省亲嘉宾，受到官方隆重接待。政府做了安排，访问工厂、医院、农村，每到之处都会给人留下好印象。我陪同他去到近郊一个村庄，村委会地上铺满绿油油、散发清香的松针，这让他回忆起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堂屋铺上松针的情景，颇为感动。主人道，我们这里很方便，松树就在村边山上，每天去摘来铺在地上。
1973年，八个样板戏是国人唯一可观看的文艺节目，政府招待三舅看《智取威虎山》。我坐在小表妹旁边，佩服她那么礼貌地看这表演，只在锣鼓声太大声时捂住耳朵。台上杨子荣解开大氅扣子，一手扯住衣襟，迈开马步，摆出威武的姿态，两个眼珠咕噜咕噜转动。表妹轻声问爸爸：“他急着要去厕所吗？”幸好她只会讲英语。这两个情节是陪同三舅在昆明参加公家安排的节目时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三舅回昆明要办的一件要紧事，是将当初云南父老资助他赴美留学的费用还给政府。他到云南省外事办去交涉，对方说无法接受。后来他将这笔钱购买了一批英文书籍，赠送给昆明工学院。之后，三舅几次自费回国讲学，以此偿还他心中的“债务”。
外公外婆分别在1951年、1956年去世。尽管谁也不知道在台湾的大舅和在美国的三舅何时能够回来，甚至不能肯定是否会有这一天，二舅还是坚持一定要等两人回乡，才将骨灰下葬。1981年大舅在台湾去世，1985年三舅回来将外公外婆的骨灰安葬。坟地在昆明西山，从公路边上去要爬半小时陡坡。这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三舅慢慢往上爬，双手捧着骨灰盒，不肯让人接手。四十年前以为是暂别，归来却已阴阳相隔。
三舅毕生拒绝购买日本货，但并没有仇恨日本的情绪。我的大舅妈是日本人，三舅十分尊重这位大嫂。1950年代初大舅一家在台湾，生计艰难，三舅汇款帮忙支付表弟妹的学费。当时他在美国虽然收入有限，但美金兑台币汇率高，无异雪中送炭。三舅多次去日本汽车公司访问，非常佩服员工的素质。他不仇视今天的日本，“不忘抗战”则是他不曾忘却的使命。
三舅到福特任职后，加入了当地华人成立的“密歇根二战在亚洲中国历史协会”（Michigan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WII in Asia）。这个组织从属于全球华人二战历史研究联盟。三舅是协会的骨干，退休后协会的工作几乎成为他的全职工作，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至亲——我的七姨父、住匹兹堡的退休工程师张文显。我看到他们某年筹款的报告，详细列出了捐款人的名字和数额。他们两人的名字在最后一列，只注明捐款一万美元以上。1992 年我去看望三舅时，他说目标是在美国建一座抗战纪念馆，需要筹集两亿美金。听起来无法实现，但对三舅而言，是方向，也是信仰。
青少年时代从外公那里获得的身教言教成为三舅一生不变的信条，留美预备班两年多，他有幸接受中国最优秀学者的教诲。到美国后成为基督教循道公会虔诚的信徒，其实很自然。教会的教义和他自小接受的长辈、良师的教诲别无两样：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些美德众人皆知，用一生去实践者，我见过的只有三舅一人。
1992年我去密歇根大学访问，三舅开车来接我去他家。他们在安娜堡买了房子不久，三舅刚退休，三舅妈仍是忙碌的儿童医院院长。当年她生下女儿后，辞掉工作做全职主妇，七年后重新考取执业医师执照，她的付出与天分均令人折服。他们家真可谓一尘不染，花园看来是舅妈的天地，她用碎石铺小路、围花坛，在菜园里种了茄子、番茄。家中所有的摆设、壁上挂的画，都可以用两个字形容：思乡。一幅徐悲鸿的骏马图，是大姨妈寄来的旧年挂历。三舅带我去他们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那时卖房的复杂手续统统办完了，这是最后一次去巡视。进得门来，头顶上一架那么熟悉的紫藤，令我找回塘子巷外婆家的感觉。三舅说他试了几次，终于栽活了一棵紫藤。房子空了许久，地上堆满紫藤落叶，三舅拿来两把扫把，我们一下一下地扫，不说一句话，扫干净了地上的枯叶，却扫不去千思万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