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5日，《纽约时报》发出了一篇关于“CIA特工信息泄露”的报道。
文章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因未加密邮件泄露了试用期特工名单，其中包含针对中国招募的“懂中文情报人员”，身份或遭外国情报机构逆向识别。
看似偶然的工作失误，却如同一场编排精巧的荒诞剧——当“泄密”成为主动曝光工具，舆论战场上的真相与谎言便难分彼此。
这场“泄密”事件的戏剧性，远非技术失误所能概括。
CIA的“中国任务中心”自2021年高调成立以来，始终以“普通话培训”“人力情报网络重建”为战略核心，却屡屡被曝在华情报活动受挫。
2023年，CIA局长伯恩斯公开承认“对华战略意图知之甚少”，甚至依赖“公开声明推测”。
在此背景下，一份“意外泄露”的名单，既可作为转移内部矛盾的烟雾弹，亦可成为对华舆论施压的楔子——毕竟，将“中国威胁”与“情报渗透”捆绑，是美国情报机构惯用的叙事模板。
耐人寻味的是，《纽约时报》在此事件中的角色。作为与美国情报界关系密切的媒体，其报道往往与政府议程形成微妙共振。
2024年，该报曾因与OpenAI的版权诉讼耗费千万美元，却仍在数据战争中扮演“信息守门人”。这次“泄密”报道中，细节模糊性与结论确定性形成鲜明对比：邮件内容仅提及“名字首字母”，却断言“外国情报机构可识别特工身份”——这种逻辑跳跃，恰似为预设结论服务的拼图游戏。
将媒体纳入情报战武器库，美国早有先例。
2019年，特朗普签署密令授权CIA通过操控媒体与社交账号诋毁中国；俄乌冲突期间，社交媒体开源情报（OSINT）成为美西方塑造叙事、定位目标的利器。这次事件中，《纽约时报》的报道若被视作“战略泄密”，则与冷战时期中情局通过《读者文摘》渗透意识形态的伎俩一脉相承——区别仅在于，数字时代的舆论操控更隐蔽、更碎片化。
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报道往往伴随“自我实现的预言”。
2021年，CIA声称“重建在华情报网”，实则暴露其人力情报的匮乏；这次“泄密”后，若中方加强反间谍措施，美方又可借机渲染“中国威胁论”，为对华技术封锁与军事部署铺路。这种“问题—反应—升级”的话术闭环，恰是情报心理战的经典范式。
面对美式叙事陷阱，中国媒体的清醒在于：不追逐热点，而是解剖热点背后的权力逻辑。
当《纽约时报》强调“CIA对华情报危机”时，刻意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美国情报界正将中国塑造成“全能对手”，以争取国会预算与政策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