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得知老首长病重，我到北京看望，临走时，老首长告诉我，当年我没能提副师的原因，我心里这才释怀。
1974年对我来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这年我所在的连队有一个提干名额，我也在预提干名单中，但是只有一个提干指标，我们连符合提干要求的战友除了我和五班班长王胜利之外，还有一班班长姜建亮。
我和王胜利都是1970年入伍的，姜建亮比我入伍晚一年，当时姜建亮刚当上班长不久，我和王胜利担任班长都有一年多时间了。
不过姜建亮和王胜利都是城市兵，只有我是农村兵，在当时连队推荐提干人选时，表现突出的农村兵会优选考虑，我入伍四年，多次获得连队嘉奖，而且还荣立了一次三等功，各项科目考核在连队也都名列前茅。
王胜利父母都是干部，家境富裕，在连队当过两年文书，善于交际，在连队人缘非常好，姜建亮虽然入伍时间短，但是，他两个哥哥都在部队当兵，他大哥在我们师部机关任职，和他们两人相比，我除了军事素质比他们好之外，没有任何优势。
提干对于一个普遍士兵来说，不仅是对其能力的肯定，也关乎其个人前途，甚至改变一个人士兵的命运，尤其对于像我一样的农村兵来说，提干不仅意味着可以继续留队，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我们家现状。
我兄弟四个，我排行老大，当时三个弟弟都在上学，而且学习成绩都很优秀，为了供我兄弟四人读书，父母省吃俭用，家里日子过得一直很拮据，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和我在部队的表现，连支委多次开会讨论，连长和指导员都极力推荐我提干，最后连里将唯一的提干机会给了我。
我非常珍惜这次提干的机会，提干后的我更加刻苦努力，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我提干第二年，连长介绍我认识了妻子郑丽娟。
郑丽娟家境比我好，父母都是老师，郑丽娟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和二姐都已出嫁，我和郑丽娟第一次见面时，我内心有一些胆怯，我觉得自己配不上郑丽娟，不过在后来的交往中，我改变了想法，郑丽娟并没有因为我出身农村，而嫌弃我，她父母对我也很好，但是当我和郑丽娟打算结婚时，他父母却提出了一个要求。
郑丽娟父母希望我入赘他们家，当上门女婿，我担心父母不同意，并没有立即答应，其实在我们农村，万般无奈之下，才会考虑当上门女婿，更何况我还是家中长子，以我的条件，在农村找对象很容易，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错过郑丽娟。
我将此事告诉了父母，让我没想到的是，父母并没反对，而且非常赞成这门婚事，父亲告诉我，农村孩子出人头地不容易，有机会走出去，他们不会反对，父亲提醒我，不管到哪里，都要脚踏实地，本本分分做人。
有了父母的支持，我心里也没有了顾虑，我和郑丽娟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岳父岳母对我也非常好，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幸福。
1979年，我们部队奉命奔赴前线，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这场战斗中，我表现英勇，一人俘获三名俘虏，为了保护我们张团长我身负重伤，昏迷了三天才苏醒。
我和张团长是山东老乡，私下里关系比较好，我经常到张团长家里吃饭，张团长有一个表妹，原本有意介绍给我，只不过当时我心有所属，就拒绝了张团长的好意。
其实，我在入伍之前，谈过一个对象，入伍后，我和她一直保持着联系，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是她父母嫌弃我家穷，不同意这门婚事，后来我和她只能无奈分手。
张团长后来调到了师部任职，而我也靠着自己的努力晋升了正团，1996年，我担任正团已经四年，对于我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已经算是佼佼者，军旅生涯已足够圆满，妻子多次劝我转业，回地方发展，都被我拒绝了，在部队当兵多年，我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让我脱下军装，我心里万般不舍。
这年刘副师长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刘副师长转业之前，我们一起吃了饭，他告诉我，军区在考虑我的任命问题，我很可能到某师担任副师长，我心里挺激动，可是迟迟等不到新的任命，后来我打听到，我提拔副师的任命没有通过，军区任命了刘卫平到某师担任副师长，而我选择了转业。
2002年我到北京看望老首长，临走时老首长告诉我，当年没能提拔我为副师，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我有能力，也有魄力，唯一的遗憾是没有上过军校，思想比较落伍，当时正值部队大改革，刘卫平上过军校，比我年轻，相比而言，刘卫平比我更适合。
其实，当年我没能提副师，心里挺遗憾，不过了听了首长肺腑之言后，我心里释怀了，如今我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生活过得很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