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樱川昌哉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曾任大阪大学经济学院助教、名古屋市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根本与枝叶
我在本书中多次提及“日本人并不聪明”。然而，我认为不单单是阐述不聪明就完事了，而是应认真思考一下日本人是怎么个不聪明法，这对日本的未来发展是宝贵的，因此，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下。
说实话，“日本人学习很好，但并不聪明”。学习很好和聪明是有区别的。我想从这一角度来考虑问题。许多人可能认为，如果学习学得好，在这个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变聪明，但这只是一种幻想。我认为，学习学得好意味着知识丰富，逻辑思维能力强，而聪明意味着能够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人们往往认为知识越多，思维越有逻辑性，就越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谁也不能保证学习者可以有效地使用其脑海中拥有的丰富知识。换言之，这是因为这里存在一种在学习中无法掌握却是变聪明所必需的能力。
《低利率时代：重新定义泡沫经济》
[日] 樱川昌哉 著
鞠佳颖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9月
只通过学习而无法掌握的能力，就是看清事物本质的能力。仔细想想，学校教育并没有教我们区分根本与枝叶。学校所教的内容都是同等正确的。即使学校会教我们这个很重要，必须记住，但学校却不会教我们这个不太重要，不记住也没关系。
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使情况变得更糟。学习好的秀才（高才生）是否真的聪明，倒不一定。所谓秀才，虽然处理眼前问题的能力很高，但不一定善于看清事物的本质。相反地，因为秀才可以解答许多问题，他们往往会忽视对事情轻重的判断。当难题解决后，他们会更重视解决后的愉悦感。比起答案本身，他们更注重解答的过程。
在应试学习的现场，只会理解事物的根本，分数不会增加。如果记不住枝叶，就不能获得高分。于是，越是优秀的考生，就越会去学习可能被出题的枝叶。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不区分根本与枝叶的思维模式就养成了。当竞争变得激烈时，考生便开始用细枝末节的知识和理解来争得你死我活，其看清本质的能力不仅没有得到磨炼，反而退化了。于是就产生了大量无法从全局来看待事物的秀才。
在校内会议上，我总是疑惑，为什么参会者总是因为细枝末节的内容而气氛高涨，兴奋不已。事实上，细枝末节的内容很容易讨论。另外，一到重要项目时，讨论就变得不可思议的肤浅。关于重要项目，要么是已经通过事前准备决定好了，要么是大家“聪明”地察言观色，根据氛围做保守发言，就我来看，这些不过是应付局面的借口。回归本质的讨论出乎意料很困难。从思想和意识形态浑然一体的概念中，仅仅将客观化的逻辑分开来继续讨论并不容易。事实上，突破本质的讨论非常难。
错看本质
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在设计制度时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当被问及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市场的本质是，只依靠看得见的价格，生产者和消费者无须揣度他人，通过个人行为而得到的某种高效稳定的机制。如果不知道市场所特有的优越性质，经济制度的设计是不能成功的。
也许是因为对市场功能本质的理解太肤浅，日本人有时会若无其事地扼杀市场。学习学得好的日本人只是越来越擅长有逻辑地思考问题，并巧妙地制造出不会有效利用市场的机制。虽然有一段时间自吹自擂说自己比市场做得更好，但不会持续太久。画皮迟早会剥落。虽说巧妙，但终究只是无视市场信息集约功能的机制，从长远来看，只会扭曲资源分配，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然而，由于制造了太多与市场脱离的机制，设计者不久就搞不清自己在哪儿了。股票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日本经济强劲发展时，贷款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一直在进行。如果要好好地控制金融发展的势头，从银行向以市场为中心的制度的转变是必然的，但日本却没有看清市场的本质，与时代背道而驰。
20 世纪 80 年代，证券行业所做的不是建立股票价格反映企业价值的机制，而是通过冻结市场来维持股票价格。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利用人际网络在企业之间建立一个持股共享结构。如果企业之间相互持有股票，市场流动性就会减少，即使发生剧烈冲击，股票价格也不会暴跌。然而，由于股票价格比企业的内在价值要高，新的加入者受到压制，市场既得不到扩张也不活跃。
日本人重视以密切的人际关系为后盾的商业往来习惯。这种商业往来习惯用来弥补市场的局限性是可以的，但有时会因过于强势而扼杀市场。扣错第一颗纽扣的后遗症很大。时间过去了 40 年，我们仍然还没有建立一个流动性合理的、充裕的金融市场。
重要东西被破坏的另一个例子是国债市场。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之所以历史性地走低，是因为政府巧妙地制造了国债风险不能正确反映在价格上的机制。作为当事者的财政部可能是担心收益率会大幅波动才会如此，但他们究竟是否明白，如果稍不注意，这种机制就会扼杀市场。
让市场正常运作、规律发挥作用的应该是下面这样的机制。如果预算赤字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就会下降，收益率就会上升。于是，增加利息支出的压力将迫使政府重建财政，从而阻止新的国债发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财政部旨在将国债风险降至最低的努力反而增加了日本的财政风险。如果建立一个即使预算赤字增加，收益率也不会上升的机制，政治家们就会满不在乎地推迟财政重建。财政改革的激励不起作用，其结果是日本目前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 260% 的财政膨胀状况。
如果财政部的官员不那么“优秀”，缺乏条理一致的能力，结果可能是市场规律会对国债收益率产生作用，从而避免国债的大量发行和财政膨胀。处理眼前问题的能力较强，但看清事物本质的能力低下，这就是原因所在。
生搬硬套
学习应该是变聪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如果不正确地看清事物的本质，学习就会变成一种目的。于是，应该学习的东西和不该学习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并且学习者开始生搬硬套教科书上写的东西。
自从针对经济泡沫的政策失败以来，不知为何宏观经济政策也一直不顺利。如果说是因为日本人不聪明，那也就这样了，但即便如此，分析日本人怎么个不聪明法也是有价值的。如果失败的模式有共同点就更好了。
这背后涉及宏观经济学发展史的深层问题。正如历史学世界中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一样，在经济学世界中存在着美国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倾向在宏观经济学中是显著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宏观经济学是为了解释美国经济现实而创造的。笔者认为，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符合市场逻辑的经济，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都非常简单。美国存在着巨大的军产复合体（军事工业综合体），经济与军事存在密切关系。美元实际上是一种主导货币，具有许多特权。如果不抓住这一点而生搬硬套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学，就会发生悲剧。
日本经济学一直努力以美国经济学为榜样并追赶着美国。然而，当美国式的经济理论应用于日本时，无论如何都会出现不适应之处。日本的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是复杂的，连带着日本特有的历史。由于日本宪法第 9 条的限制，日本没有军产复合体。日元也不是世界主导货币。理所当然，起源于美国的理论与日本经济也并不契合。然而，日本经济学家对起源于美国的研究却不可思议般地一心扑上去。学习领先的研究是合理的，但问题在后面。它们真的能适用于日本吗？即便人们翘首以待，经济学家们会下什么样的功夫将其适用于日本，但我们却始终没有看到日本式的出色的研究成果。相反，或许是发现这些理论不适合日本，他们开始撰写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的论文。
遗憾的是，那些本该以揭开日本流动性陷阱为开端的有抱负的研究，不知什么时候被偷换成了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论文。也许是因为美国对数据和理论模型的适用比日本更好，更容易写论文，所以他们干脆放弃了对日本经济的研究。
如果日本经济学家掌握了看清事物本质的能力，他们很快就会明白，日本民众对他们的期待是揭开日本经济的流动性陷阱。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研究应该交给美国人。如果只限于经济学世界还算幸运的，但日本许多研究人员不愿意面对事物的本质。
我曾与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交谈过。他一直跟我说这些言论禁止发表，但也非常肯定地说，日本人的致命缺点是太过于相信国际框架。他也说到，毕竟是人类创造的东西，日本人却没想过去修改框架以适合自己的国家，由此他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局限性。
自派遣遣隋使以来，以佛教和律令制度为开端，制度和知识等文明从中国输入日本。到了 19 世纪，取代中国文化的是从西方国家引进文明。由此，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在漫长的历史中，日本人不断引进东西方的文明，因此，他们认为文明都是来自国外。
如果从国外输入的文明符合自己的身量，那是再好不过了。然而，当外来文明不符合自己的身量时，如何处理它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说到底我还是以经济学家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待问题，在我看来，日本人如饥似渴地学习是好的，但却缺少取舍合适与不合适的那份聪明。当然，也有例外。我记得当自己还是个大学生时，一个职业棒球选手在电视上发表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事物除了对错之外，还有第三种形式，那就是从普遍的看法来说可能是对的，但不适合自己（你怎么看待不适合自己的部分）。如果不搞清这一点而生搬硬套，那么，不那么身高体壮的我就崩溃了。所以，我都不听教练说的话。”发表这个评论的人是当时只有 20 多岁处于鼎盛期的落合博满。在那之后，他获得了三次击球三冠王的惊人成绩。他年轻时似乎就明白了人生的奥义。
遗憾的是，日本的经济学界尚未达到这一境界。日本不能高明地在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理论的纵线里巧妙地编织出自己特有的经济结构的横线。在经济学界，要出“和魂洋才”并不容易。
生搬硬套的悲剧，越过研究，通向了现实中的货币政策。日本中央银行虽然生搬硬套地实施了美国式经济学的政策，不仅没有从流动性陷阱中逃脱，反而扼杀了货币政策。首先，连以证券化为发端的本国金融危机也看不透的经济学家的错误理论，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生搬硬套了呢？“失去的 30 年”的真正原因就在于这种判断的肤浅。
无法撤退的弱点
看清事物本质的能力低下，就会发生悲剧。太平洋战争中，即使战败之势已经很明显，指挥者也没能做出撤退的正确判断，反而拖拖拉拉地扩大战线，导致悲剧收尾。按一般的说法，这是因为以统帅权独立性为盾牌的陆军参谋本部失控而导致的局面，但这并不是全部。当时的日本政府缺乏统一的决策能力，在重要的时刻多次做出愚蠢的判断。让我们回顾一下关于“大和号”战列舰参加冲绳岛战役的讨论。
1945 年，美军的优势已成定局，于 3 月 26 日登陆冲绳。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在会议中提出投入“大和号”战列舰攻击敌方水上舰队和运输船队的作战策略。然而，很明显的是，冲绳已经处于美军的制空权之下，在没有护卫战斗机的情况下，“大和号”战列舰到达冲绳的可能性极小。然而，“大和号”战列舰的投入是会议全体的意见。正如曾经参加会议的干部所说，“从全体的氛围来看，当时和现在的我们都认为特攻出击（特别攻击）是理所当然的”，情绪氛围主导了讨论，而不是逻辑战术判断。何况参加会议的都是海军干部，如山本五十六和米内光政所代表的这类人，他们擅长对海外事务进行详细和沉稳的思考，与一些军国主义倾向强烈的陆军干部不同。此外，这些人都是通过据说比东京大学更难考入的海军兵学校的考试，并且在内部竞争中胜出的秀才集团中的成员。
这种判断的肤浅一直延续到现在。不擅长撤退的历史并不仅限于战争经历。在该撤退时却不撤退的肤浅判断，就这样延续到现代财政领域。
在应对雷曼事件时财政经历过大举行动之后，日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清算。比较日本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国家将高峰期的预算赤字减半所需的平均时间（日本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国家（除日本）平均为 3 年（2012 年实现），而日本为 6 年（2015年实现），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 3·11 日本大地震，但日本整整花了 2 倍的时间。危机过去后，大规模的财政仍在拖拖拉拉地持续扩张。
如果说存在看清事物本质的意识，那么 3 年和 6 年的差别应该可以反映和嗅出日本人的致命缺陷。回到政策理论的基础，财政扩张到底不过是危机结束之前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然而，由于危机结束后经济恢复缓慢，“短期政策”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长期经济措施”。根据上一年的实际成果编制下一年的预算，以往的财政运营模式被沿袭，一经膨胀的预算赤字无法减少。让我们来思考问题的本质。金融危机已经过去，财政扩张需要停止，政府需要回到区分短期和长期政策的认真讨论。
重要的事情被轻易决定，这样的历史不断被重演。看到这次应对新冠疫 情的大规模财政措施，我并未从中感受到日本政府对财政风险的担忧。无论是从执政党自民党政治家的发言，还是在野党的发言，抑或是媒体的发言， 都感受不到。大家似乎口径一致地约定不触及财政风险。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内阁决定在 2020 财年的三次补充预算中出动约80 万亿日元的财政支出，同时增发超过 100 万亿日元的国债（截至 2020 年12 月），但约 80 万亿日元的财政规模究竟是不是在冷静看清短期利润和长期成本之后所得出的数字？又是不是倒算未来严峻的财政状况而冷静计算过国债的发行上限之后所得出的数字？在需要区分根本与枝叶的国家大事上，很遗憾，我并未看到日本政府看清本质后所做出的冷静判断。或许是因为即使财政扩张到如此程度，国债收益率仍然稳定在低位，所以日本政府真的相信未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如果是这样，与其说是逻辑判断，不如说是其一厢情愿。这与因为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所以相信太平洋战争也不可能会输的过往论调没有什么不同。
我十分怀疑日本政府是否有控制财政的决策能力，在新冠疫情过去后，政府能否迅速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日本现今的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 260%，无论从全球低利率中获益多少，无休止的财政扩张都是极其危险的。抓住事物的本质来考虑，这次的财政扩张终究不过是危机结束之前应对危机的“短期政策”。危机过去后，财政扩张应迅速撤退。
正如山本七平曾经在《“氛围”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在日本，事情往往不是由逻辑而是由“氛围”决定的，而且，越是重要的问题越是根据“氛围”决定。就拿“大和号”战列舰参加冲绳岛战役的例子来说，“氛围”决定的答案并不总是正确的。这里就要看将由“氛围”决定的答案朝正确方向修正的决策过程是否起作用了。如果抵抗氛围的力量起作用，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有能力回到本质上来思考。如果区分根本与枝叶的能力低下，决策就会由“氛围”决定。
无论通过学习获得多少人力资本，不磨炼看清事物本质的能力，就不能造就国家的繁荣。如何克服这一弱点，对日本的未来是一个较大的课题。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在目前的考试制度下所选拔的高学历者继续担任社会的领导层，就会产生大量无法从大局来看待事物的秀才，只要这些秀才还是日本的领导人，就会在重要时刻做错判断，不知在哪个点上使国家走向衰落。而这个点是以这次新冠疫情为发端的财政膨胀还是别的什么风险，我们不得而知。
摆钟的故事
最后，我想分享自身是如何学到区分事物根本与枝叶这件事的重要性的。当然，我是在学校教育之外学到的。当时，我对没有“规规矩矩”进行教育的大学感到厌烦，经常回老家福井。也许是因为父亲对吊儿郎当的我看不下去，便大喝道：要不你去永平寺修行修行吧。永平寺很严格，当我反驳说不想去时，父亲找了一座叫作“天龙寺”的永平寺直系寺庙，“这里不像永平寺那么严格，你能承受得住”，父亲不由分说地驾车带我去了那里。天龙寺虽然没有永平寺那么严格，但毕竟是禅寺。每天一有时间，就是“让我们来打坐”这样反复的坐禅。每次打坐是 45 分钟，总之就是腿很疼。这个时候，我得到了和尚师父的“鼓励”。“人们总说盘腿打坐可以到达悟境，但事实绝非如此。有的只有腿疼而已，但是不要担心，我还没听说有人会因为打坐而发生腿骨折的。”我当时真的很辛苦。
放松的那段时间就是与和尚师父对话。和尚师父问：“你大学毕业后想做什么？”我回答说：“我想成为伟大的人。”和尚师父又反问：“你为什么想成为伟大的人？”我回答：“如果我变得伟大，我就可以变得富有。”“那样你就幸福了吗？”“……（沉默）”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
这个时候，和尚师父指着挂在柱子上的时钟说：“看看那个时钟。”那是当时罕见的摆钟。“你会看这个时钟的哪里？”“当然是左右摆动的钟摆了。”“是吧？这就是现在的你。当钟摆向右摆动时，你就向右；当钟摆向左摆动时，你就向左，和那个左摇右摆的钟摆一样。但是你仔细看看，钟摆是不是有一个不动的地方，钟摆根部的正中间不会动。事物就和这个时钟一样，会有不停变动的枝叶部分和永远不动的中心。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看清它的中心，也就是本质，并紧紧抓住它活下去。怎么样，你明白了吗？如果一直只看钟摆摆动的地方，只会让人头晕眼花，无论到什么时候都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相反，如果看清钟摆的中心，就能自然地看到时钟的全貌。”那年我 20 岁。从那以后 40 年里，我养成了经常思考事物的本质与枝叶的习惯。以这种方式持续思考是我的一种修行。然而，要将区分根本与枝叶的思维方式充分运用到研究中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事实上，通过完成这本书，我似乎终于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要领。以利率和经济增长率这一宏观经济学中最难对付的主题为中心，不偏不离地写完整本书，相当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