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葛书含
常常听杜普蕾的《殇》，每当响起这首让人落泪的旋律，我内心就充满了无限的惆怅与忧伤，因为30多年的强迫症和抑郁症，让我饱受了无尽的沧桑与凄凉。
我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农村家庭，从小就对自己要求严格，成绩也好。父亲在县城上班，一月回家一次。 父亲回家是我最灰暗的日子，他总和母亲无休止地争吵，我吓得大气不敢喘。 小时候，在父亲面前，我是那么拘谨与恐惧，竟从来没有当面喊他一声“爸爸”，更别提在他面前戏耍。 也许在那时，我就埋下了强迫抑郁的种子。
我从小性格要强，学习成绩优秀，念五年级时，转到县城上学。 家人是希望我能考入中专，为家里分担经济困难。 最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城最好的中学，成绩名列前茅。
可到了初三，随着学习压力增大，我脑海里充满了恐惧。总感觉别人在“跟我学”，恐惧学习，恐惧班里的同学超过我，恐惧考不上学回到家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这种恐惧感，慢慢发展为强迫抑郁加焦虑，让我陷入恶性循环，脑子里循环着恐惧的念头，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学习越来越吃力，中考竟然落榜了。
第二次复读，中考，我终于考上卫校，学习预防医学。那是1991年，我16岁。开学不久，我竞聘担任了班里的宣传委员和文艺委员。我想要忘记过去，努力生活，出人头地。
可 好景不长，害怕恐惧的心理又出现。 我焦躁不安无限自责，症状更加严重。 很快强迫和焦虑反映到身体上，我无精打采，一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以昏睡逃避不适。 三餐也不规律，常常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午饭竟连续吃了五个馒头，后果是在晨跑时休克，被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大出血，住院治疗。 这次生病让本来就困难的家庭 雪上加霜。
病后回到学校，也想重新努力，可还是什么也做不到，只有在强迫中煎熬困苦。 死亡的念头闯进了我的脑海里。既然生不能作人杰，就作鬼雄吧！我决心服安眠药自杀。晚自习的宿舍，空无一人，我写下“喜年华正好，恨无常又到，无奈，无奈……”吃下安眠药，很快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时躺在医院里，同学们关切的问我原因，我什么也不肯说。这是我第一次自杀。
毕业后，1997年，我被分配到了家乡一所乡镇卫生院工作。刚开始一年状态还可以，我努力工作，生怕做错一点事情，凡事追求完美。可一年后，我便败下阵来。那种恐惧与焦虑再次袭来，任凭我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万分恐惧与绝望，又怕影响工作而更加焦躁不安。我整天不吃不喝，没日没夜昏昏沉沉睡去才轻松些。
1998年初冬，天空飘起小雪，寒流袭来，我的心也寒到了极点。我一直精神恍惚，也没有心情去换冬季的衣服，依然邋遢的穿着那件薄薄的夹克。脑子里像有一根绷得很紧很紧的弦，身体越来越糟：头疼、胃疼、肠痉挛、耳鸣、视力下降……死亡的念头又闯进了我的脑海里，这次我服下了10瓶安眠药，第二次自杀。
不知过了多久，我微微睁开眼睛，看到天是亮的。自己身在何方？床头传来啜泣声，喊着我的乳名，是母亲的声音！ 天啊，怎么会这样？我怎么还活着？母亲的啜泣像刀子刺着我的心，一阵酸楚，我又昏睡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是同宿舍的两个同事救了我。母亲沧桑凄凉的容颜使我的心像被刀刺一样，我再也没有勇气与决心死去。
此后，尽管带着不适，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也许是置之死地而后生，2001年，我竞选为科室负责人。连续几年，我状态不错，拼命工作，2009年被提拔为乡卫生院副院长。
直到2011年，我丈夫被派到外市去工作，我一个人在家，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非常疲惫，恐惧焦躁的心理又出现。 我恐惧着我的恐惧，彻底崩溃，不敢去上班，整天在家躺着，茶饭不思，天天像生活在地狱里。
经不住老公的询问，我简单和他说明了情况。老公带我去省城精神卫生中心，被诊断为强迫症和抑郁症。
终于，在发病后第22年，我接受了治疗。 服药一段时间，我感到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再也没有了那种不适，只是体重不断增加，从118斤到了140斤。
2012年，我成功竞选为了另一家乡镇卫生院院长，那年我37岁。刚当上院长，我感觉到自我价值实现，，决心做出一番成绩。开始很充实，大约一年后，感到压力很大，整天如履薄冰。我找医生加了抗焦虑的药物，情绪时好时坏，工作也一直继续着。
2014年，我的焦虑加重，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觉得总这样不是头，又去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被诊断为强迫抑郁加焦虑。吃了几天药后，那种压抑的感觉，觉得象大石头般压着我，挥之不去。
“北京都去了，还这个样子！”我失望而任性地提出了辞去院长职务。当时想：只要不当一把手，就不会有压力，病也就好了。领导批准了我的辞职，安排我回原单位当了支部书记。
两年多的时间，我只要一调药或减药就反复。只要工作有点忙和累，我就又会陷入强迫和抑郁。不知道是因为常年抑郁还是压力太大，2016 年我在复查甲状腺结节时，被诊断为甲状腺癌。没想到厄运再一次向我袭来。泪水模糊了视线，“抑郁症还没好，怎么又会得癌？”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2016年，新年的气氛还没散去，我做了甲状腺全切术，这年我41岁。
在医院手术的那几天，经历了生死考验，我想了很多很多，感觉自己的人生就是个悲剧。甲状腺全切后，除了服用精神药物，我还要终身服用左甲状腺素钠片。每天往嘴里大把塞药，我心里就充满了痛苦与忧伤。药物副作用导致了口干、嗜睡、震颤、体重增加……我常常发困，因为起不来床、睡过了头而上班迟到遭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不理解。
然而，命运没有就此放过我，厄运又一次袭来，2018年，上高中的儿子，厌学、逃学回家了，无论怎样疏导与教育都无济于事,成绩也一落千丈。一段时间后，儿子情绪非常低落，我和丈夫感觉事态严重，就又一次到了省城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就诊结果是儿子也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与强迫症。
我感觉到我的毛病是遗传给了儿子，看着儿子被抑郁症和强迫症折磨的皮包骨头，大把大把的吃药，大家想象不到我有多么绝望，这一路越走越痛，有太多不容易让人失控。除了精神压力，两个人的医药费用导致的经济压力也接踵而来。每当我想起今后的日子，悲伤就逆流成河。
因为有很重的病耻感，这么多年来我 俩的病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吃药也是到很远的省城去拿，老怕别人说我们神经病。我去北大六院就诊的时候，专家告诉我这是一种慢性病，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并暗示我需要终身服药。 我一直认为自己别扭的性格和心理是耻辱的，从没有向身边的人倾诉，所以我的人生是孤独的。
所幸，强迫和抑郁有药可治，目前我和儿子通过服药都可以缓解症状，正常生活，也期望今后可以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让我们彻底走出困境，不再忧伤。
封面图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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