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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在策划怎样统治中国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 4 个省的具体方案。



1931 年 9 月 19 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曾共同谋划。关东军方面主张吞并东三省而把它变为日本的领土。板垣、石原是吞并“满蒙”论的代表。从东京来的建川则主张:“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而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会后,建川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重申了他的主张。

本庄责成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石原、土肥原、片仓等人于 22 日再次研讨。土肥原提议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的汉满蒙鲜五族共和国。这是与吞并满蒙论相异的满蒙独立论。板垣则坚持“将全满作为日本领土予以统辖占领”。争论激烈。最后,三宅决定由板垣、石原和片仓交换意见,提出具体计划。

1、吞并还是傀儡政权?

关东军考虑到客观局势,放弃了直接吞并满蒙的主张。他们拟出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明确提出: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元首的新政权”, “国防和外交委托日本帝国掌管”,交通和通讯的主要部门也由日本管理,利用熙洽 (吉林)、张海鹏 (洮索地方)、汤玉麟 (热河)、 于芷山 (东边道地方) 和张景惠 (哈尔滨) 充当“镇守使”,协助日本“维持地方治安”。

为了赢得东京的采纳,本庄繁先向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兜售他们的方案。9 月 23 日,本庄向宇垣提出建立“满蒙”新政权的“三原则”:

(一) 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 (二) 关东军把“满洲”和蒙古统一在一起;(三) 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日本人的手里。回本庄要宇垣向东京转达和鼓吹关东军的方针。

内田康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已倒向关东军。10 月 6 日,本庄邀他密谈,除阐述“三原则”之外,特意提出《对满铁公司的要求事项》10 条,表示决意以满铁为中心,发展“满蒙”的铁路、金融、航空、农林和矿业。由满铁管理和托管四洮、洮昂、沈海等 9 条铁路;尽快敷设吉会、长大两路;收买东三省官银号,统一币制。



内田完全同意本庄的主张,并答应立即返回日本去游说元老西园寺、内大臣牧野、首相若和外相币原,敦促这些决策者接受关东军的原则和办法。

为了使方案更加具体化,10 月 24 日石原莞尔起草了《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案》。

该案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满蒙新国家,它与中国本土断绝关系。”

新国家的实权掌握在日本手里。政制由“大总统”为国家首脑,下设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四院。行政院设内务、财政、实业、 交通、外交、军事和教育七部。地方除四省外,设置东省特别区和蒙古自治领。为了赢得军部的赞同,石原先把《方策》的要点告知来沈阳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旋又将《方策》文本交给军部今村均科长,携往东京。应本庄的要求,内田康哉于 10 月 14 日前往东京。他向西园寺、牧野和若等人建议早做决断,并敦促他们采纳关东军关于建立“新国家”的方针。宇垣一成虽不赞成拥立溥仪,但基本同意本庄“三原则”。他于 29 日启程回国,向陆相南次郎、外相币原进言:“必须及早收拾局面。否则,天有不测风云,时不待人”,在满蒙建国,实为必要。

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分歧还很大。陆相力主“满蒙问题应在满蒙解决”;外相则坚持“满蒙”问题必须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币原反对抬出“宣统皇帝”的计划,认为这样做“完全是个时代的错误”,“恐怕这对未来帝国在满蒙的经营留下严重的祸根”;政友会山本条太郎则主张以张学良为谈判对手,因此,若槻内阁久议不决。

但是东京出现的趋势是:在“满蒙”建立“新国家”之说,逐渐为军部和宫廷的决策者默然接受。

2、如何拼凑傀儡国?

在向东京疏通的过程中,关东军实际上已从多方面进行炮制傀儡国的活动。

第一个步骤:策动汉奸宣布“独立”,拼凑东三省伪省政权。

关东军高级幕僚、各地领事、特务机关长纷纷出动。在吉林, 9 月 26 日熙洽宣布成立“吉林省长官公署”,旋又宣布“独立”。张景惠在板垣的唆使下返回哈尔滨,27 日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1932 年元旦,张又宣布“独立”。在辽宁,通过土肥原的策动,袁金铠在 9 月 24 日组织“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将辽宁省改称“奉天省”。



10 月 20 日,关东军命赵欣伯接替土肥原,任伪奉天市长。软禁中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被释放,于 12 月 16 日就任伪奉天省长。在黑龙江,关东军诱降马占山。12 月 7 日,板垣窜到海伦,向马提议:

(一) 双方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 (二)按东北目前境,两方“有彻底合作之必要”。马答称:日军如不相逼,即可保持和平。

板垣提议,马任黑龙江军总司令, 省主席一职由张景惠担任。马说,他将同张景惠会晤,拒绝在板垣事先拟好的“军事协定”文本上签字。板垣返哈尔滨。11 日,张景惠邀马在呼兰县松浦镇会面。张要求马在三周内解散省政府, 讨伐省城附近“贼”,并恢复交通。未获协议。26 日,板垣约马到松浦镇,马不应约。

锦州沦陷后,马占山在政治上动摇,认为张学良“回不到东北了”,“应该想自存之道,保全实力”。1932 年 1 月 6 日,马应日方之约去松浦镇同张景惠接洽,协议马、张“合作”,“建设黑龙江省政府”。当日下午,张景惠去齐齐哈尔;次日宣布就任“黑龙江省长”之职。至此,关东军完成东三省伪省政权的拼凑工作。

3、把溥仪弄到东北

第二个步骤:把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

溥仪自从 1924 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不久,经罗振玉的活动投奔日本公使馆,旋被护送到天津日本租界。关东军决定拥立溥仪后,电告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对他加以保护。1931 年 9 月 30 日,香椎邀溥仪到海光寺兵营,与板垣代表上角利一及旧臣罗振玉见面。罗将熙洽的“劝驾”信函交给溥仪,怂恿他“即到祖宗发祥之地”“主持大计”。溥仪犹豫不决。香椎说:天津治安不好,你应动身到东北去”。

10 月 29 日,土肥原奉关东军的差遣抵津。11 月 3 日,他对溥仪说:关东军没有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你当国家元首“一切可以自主”。溥仪盼望复辟“大清帝国”,但对日人的甜言蜜语仍将信将疑。他追问土肥原:“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土肥原回答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溥仪说:“不是复辟,我就不去。”土肥原答称:“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土肥原要溥仪在 11 月 16 日以前到达东北。 “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



天津报纸披露了土肥原会晤溥仪的消息,不少人写信给溥仪劝他“不要认贼做父”。溥仪逡巡不前。11 月 6 日,溥仪收到水果筐“礼品”,内藏有炸弹两枚。日人诡称:炸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造的。溥仪大恐。8 日晚,汉奸张璧在土肥原的唆使下率便衣队 2000 名暴动。日本租界宣布“戒严”。日军以装甲车封锁溥仪寓所。10 日晚,土肥原派人把溥仪弄到英租界码头,登上汽艇“北治山丸”,与郑孝胥、上角利一会合,经白河偷偷开出大沽口,换乘“淡路丸”。当溥仪一行到达营口,板垣代表甘粕正彦将他们送到汤岗子温泉。

鉴于国际联盟理事会即将开会,日本政府认为关东军将溥仪弄到东北的举动将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11 月 16 日,若槻内阁责成陆相致电关东军,告诫拥立溥仪活动“操之过急,徒然刺激列强, 要与 (陆军) 中央联系处理”。为了适应内外形势,关东军决定把溥仪转到旅顺,严加隐蔽,以待时机。

1931 年末,日本政局发生了变化。若槻内阁在内外交困中于 12 月 11 日实行总辞职。第二次“币原外交”告终。12 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奉命组阁。犬养毅主张承认中国在东北的“宗主权”;在平等开发“满洲”经济的基础上,日中两国联合建立新政权,事实上达到日本的目的。他上台后,背着军部派心腹野长知为密使前往上海,同南京方面交涉。但是,内阁书记官长森恪和陆相荒木贞夫支持关东军“满蒙”独立的主张。当森恪得知派遣萱野的消息,一面透露给军部,一面通过犬养毅之子转告首相,陆军对此十分愤慨。结果,犬养毅召回野,中止交涉。

日本占领锦州后,陆相荒木电关东军派员回国,磋商“满洲独立”问题。

本庄繁认为炮制“满蒙”新国家的时机已经成熟。1932 年 1 月 4 日,他同幕僚拟定出最后具体方案,决定派板垣回国。方案规定成立管辖东北四省和蒙古省的“满蒙中央政府”,定都长春,由溥仪担任“首脑”;中央政府设参议府,由蒙、满各 1 人,汉人 3 名,日本人 3 名组成;明确宣布脱离中国本土而建立独立国家;日本军队担当新国家的“国防军”。日本的“意志和希望”通过日人参议传达给“满蒙中央政府”。该政府最迟在 3 月上旬,即国际联盟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



关东军的方案强调“满蒙中央政府”是中国人本身从内部分离出来的,并不违背《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的精神。这一方案由板垣携往东京。日皇裕仁破格接见了板垣。

与此同时,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省在 1 月 6 日根据参谋本部的意图,起草出与关东军方案基本一致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满蒙”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逐渐形成一个国家”; 治安与国防“主要由日本帝国承担”,日人“参与”其中央和地方行政,陆军增兵至 3 个师团,决心排除国际联盟的干涉。这表明,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原有的分歧已经烟消云散。1 月 13 日,板垣带着三省的《纲要》返回沈阳。于是,由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和政治部主任中野琥逸操纵建立的“自治指导部”,大造“满蒙独立”的舆论。

4、伪满洲国建立的傀儡戏

关东军导演的伪满洲国建立傀儡戏一幕幕演出了。

2 月中旬,张景惠从哈尔滨到沈阳。16 日,他同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会见本庄繁。当晚,在大和旅馆开“晚餐会”。实际上,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建国会议”的开幕式。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等参加,关东军参谋长三宅、高级参谋板垣以“列席”的名义到会监视。板垣拒绝臧式毅、马占山的“联省自治”的主张。赵欣伯、于冲汉按照板垣的授意提出关东军的“建国”意见。会议一直开到凌晨 3 时,决定先成立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东北行政委员会”,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以及内蒙古哲里木盟齐王 (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凌升和汤玉麟为委员;由该委员会负责筹建“新国家”。17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次日,发表宣言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

2 月 25 日,板垣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东北行政委员会”亮出经日本政府和军部批准的方案:指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版图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及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各盟;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 实行“民本政治”;国都定在长春,改称“新京”。张景惠等完全接受,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建国通电”。



板垣在 22 日先到旅顺,就建立“满洲国”事通知溥仪。痴心复辟的溥仪不肯出任“执政”,要求恢复帝制,争论达 3 个小时。板垣召郑孝胥、罗振玉,责令他们传话:“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果不接受,只能是看作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答复。”

溥仪听到不禁惊呆。罗振玉献策:答应暂定一年为限,如逾期不实行帝制,到时即退位。溥仪采纳,命郑孝胥转告板垣。 关东军建立伪满洲国心切,板垣表示接受溥仪的要求。

3 月 1 日,张景惠发表《建国宣言》。所谓“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派出张燕卿、谢介石等 6 名“代表”赴旅顺请溥仪出任“执政”。依照关东军的布置,溥仪先表示“推让”;4 日,“代表”增加到 29 名,再次“请驾”。溥仪忸怩地表示:“暂任执政一年。”

6 日,在日人的监视下溥仪到达汤岗子。板垣将关东军拟定的伪满人事安排交给他,并告诉他在就任“执政”后立即与关东军司令官“换文”,缔结日满密约。溥仪一一允诺。9 日,本庄繁、内田康哉、 三宅光治和板垣征四郎同溥仪一道抵达长春。在一所旧道尹街门里举行“典礼”,溥仪就任“执政”。

10 日,他在关东军拟定的伪满主要官员名单上签字:

任命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 臧式毅为“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马占山为“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熙洽为“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此外,赵欣伯、于冲汉分别任“立法院长”,“监察院长”。

10 日,溥仪同本庄繁以“换文”的方式签订了日满密约。该“换文”规定:

(一)“满洲国”“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而经费由“满洲国”负担;(二)“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施”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三) 日本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满洲国”“竭力援助”;(四) 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它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官有“保荐” 权、“解职”权;(五) 以上各项在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为“立约之根本”。

溥仪-本庄繁密约是一张地地道道的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卖身契。



日本政府迅速承认了关东军炮制伪“满洲国”的所作所为。12 日,犬养毅内阁会议通过《满蒙问题的处理方针纲要》,宣称:目前“满蒙”的状况“已成为从中国本部政权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政权统治地区,拟加以诱导,使之逐渐具有一个国家的实质”。“目前满蒙治安的维持,主要由帝国负责”。“满蒙地区是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应增加驻满陆军兵力和必要的海军,但是,日本政府决定暂时不给“满洲国”以承认,而结成“事实上的关系”。犬养内阁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鉴于淞沪战火刚刚熄灭, 列强正在斡旋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在日内瓦,国联特别大会正在举行;李顿调查团已到东京,即将前往中国。如果这时候承认伪满,将使日本政府陷于被动地位。

时过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国际绥靖政策已无所顾忌了。斋藤实内阁于 8 月 8 日任命武藤信义大将为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9 月 15 日,武藤信义与伪“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

该议定书规定:

第一,伪满尊重和确认“日本国或日本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它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第二,“日本国军队驻扎在满洲国境内”。两国共同负担防卫国家的责任。这就是说, 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既得权益,同时也允诺日本享有溥仪-本庄繁密约规定的新特权。

《日满议定书》以条约的形式确认日本帝国主义囊括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权,中国东北从此沦为日本的新型殖民地。

在《日满议定书》签字之前的 9 月 13 日,它已被提交日本枢密院讨论。在日皇亲临下,枢密院全体起立通过。

9 月 15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以新的特殊体制确保其对“满洲国”的统治。武藤信义大使接替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官,同时担任关东厅长官。在三位一体的体制下,武藤实际上是“满洲国”的太上皇,“满蒙” 殖民地的总督。作为关东军司令官,他“保荐”日本人驹井德三为总务厅长官 (日本报纸称驹井长官是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总务厅长官和伪满各部日任次长掌握伪满洲国的实权。执政和各部总长不过是一批任随日人摆布和驱使的傀儡。



1934 年 3 月,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个“满洲国”,改名为“满洲帝国”。3 月 1 日溥仪在长春郊外的天坛上,告天即皇帝位,年号康德。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套特殊的殖民统治的体制,基本上持续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满洲帝国”随之消亡之日为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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