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海报制作 王思祺
人物介绍
项楚先生，浙江永嘉县人，1940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同时考取四川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庞石帚教授攻治六朝唐宋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在甘洛军垦农场劳动两年，1970年到成都西北中学任教。1976年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组，1980年调入四川大学，1986年晋升教授，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项楚先生曾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杰出贡献专家、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博士生导师。
项楚先生（图据四川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2025年2月4日下午4:57，四川大学对外发布讣告：著名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创所所长项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2月4日7时30分在成都逝世，享年85岁。
项楚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封面新闻记者相继联系到项楚先生生前带的弟子，以及40年前听过他讲座的后辈学人。通过他们分享各自所接触、感受到的项楚先生，更生动、直接地了解到这位学术大家的治学成就、风格和精神风貌。
项楚先生作品《敦煌文学丛考》
他的成就：
“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敦煌”
项楚先生研究古典文学出身，有着深厚的小学根柢和广博的古典文献学养。项楚先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及召集人。著有《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敦煌变文选注》等多部专著，蜚声海内外学术界。2003年，他主持了《敦煌吐鲁番文献合集》国家重大工程，为敦煌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他的著作被译为英、法、日等12种语言，真正实现了“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读懂敦煌”的学术理想。作为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敦煌遗书、俗文学研究的学者，项楚先生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完成了“冷门绝学”的温度传递，广为学界称道。
1976年是项楚先生人生轨迹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他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任务是从《敦煌变文集》中摘取编写字典所需要的例句。项楚由此接触到敦煌学。当时，敦煌文献大多流散在世界各地，项楚先生虽然身在成都，但无法直接接触到这些珍贵的原始文献，他通过缩微胶卷和学界发表的一些论文，开始深入研究敦煌变文。
正是因为参与编纂《汉语大字典》的契机，项楚先生得以接触到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他发现，就在唐代伟大作家把诗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民间也有无数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创造着全新的通俗文学样式，如各种体裁的讲唱文学、歌辞、白话诗等。它们所代表的文学新趋势，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后半期的主流。项楚的学术兴趣，因而逐渐从六朝唐宋文学，转向敦煌俗文学领域。
2023年3月10日，国家“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修订启动暨高端学术咨询会在成都召开。在这个会议上，项楚先生作了发言。他提到，《汉语大字典》对他本人有特殊的意义，“在上个世纪，47年以前，我参加了当时《汉语大字典》的第一次编写会议，从此与《汉语大字典》结下了缘分。那个时候，我是一名年轻的中学教师，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工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汉语大字典》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向学术研究的门，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从那以后，兜兜转转好几十年，没想到我又参加了修订《汉语大字典》的启动会议。抚今追昔，感慨很多。今天，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能够在垂暮之年，再为修订《汉语大字典》出一份力，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项楚先生作品《敦煌变文选注》
弟子张涌泉带团队攻关20多年
完成550万字《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
项楚先生毕生潜心科研与教学，培养了大批优秀学术人才，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晚年时，他仍坚持为本科生开设《敦煌文学专题》课程，教室里常常出现三代同堂听课的盛况。
1956年10月出生于浙江义乌，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的张涌泉先生，早在1992年考进项楚门下做博士研究生。跟随项楚研习敦煌语言文学过程中，使张涌泉对敦煌口头语词研究的意义及对敦煌文献校理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000年，张涌泉申报“敦煌文献语言大典”编纂项目，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之后20余年，张涌泉带领他的学术团队，最终完成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写任务，并由四川辞书出版社顺利出版。2023年6月15日下午，这部550万字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在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首发亮相。《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该字典能很好解决读者阅读敦煌、吐鲁番文献特殊词语理解方面和疑难俗字、通假字辨认方面的障碍，并为汉语史、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全面丰富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方面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被学界称为敦煌学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封面新闻记者当时在现场见证到这一重要典籍的首发，并专访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主编张涌泉教授。
2025年2月4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再次联系到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张涌泉教授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主要从事敦煌文献整理、近代汉语、写本文献学研究。代表作有《敦煌变文校注》《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汉语俗字研究》《敦煌写本文献学》等，在国内享有盛誉。谈到恩师，张涌泉教授说：“项老师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对古代文献的诠释，强调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不为空疏皮傅之说。他的论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是我们取之不尽的财富。”
在川大求学的日子，是张涌泉教授一段难忘的时光。“成都的天似乎总是阴沉沉的，但在川大，我感受到的到处都是灿烂的阳光。”正是沐浴在这份灿烂阳光中，张涌泉的人生在进入川大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相继完成了两部著作，两篇学术论文也获得了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二等奖。博士论文后来更评获教育部一等奖、胡绳青年学术奖第一个语言学奖。再之后，他又两次获评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中国优秀博士后、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
项楚先生作品《寒山诗注》
弟子周裕锴：
从恩师学会“理校法”
完成250万字《石门文字禅校注》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学会会长周裕锴，自1994年春季考到项楚门下，直到1997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在项楚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了3年多时间。
2025年2月4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正在恩师家中祭奠的周裕锴教授。他透露，自己最近一次跟老师长聊是在2023年夏天，在老师家里待了半天，“当时我觉得他身体还可以，我们还一起散步。据我所知，这几年他冬天都要到海南去，但今年冬天身体就比较差了，就没去海南。”
周裕锴教授向记者回忆、描述了当年在项教授博士门下读书的详细情形，“那个时候，我所在的那个年级就我一个人。在我下面有一个年级，上面有一个年级，我们几个同门同学就一起在项老师家里上课。项老师和蔼可亲，在项老师家的餐桌上，项老师带我们读《寒山诗注》，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读书会。当我们读到不懂的地方，或者是不知道出处的地方，项老师就轻轻地点拨一下。在项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才发现，寒山的诗并不是口水话、白话，其中包含了很多深刻的文化内涵。比如说寒山，会用《战国策》或者其他一些古书里面的典故。可以说，项老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口。以前我读书比较浅，跟着项老师读书以后，才意识到研读需要如此认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项楚先生在敦煌学领域内的学术造诣和贡献之大，为学界公认并称道。周裕锴教授坦言，自己作为项老师的学生，虽然也跟老师学过一些敦煌学方面的内容，甚至写过这方面的论文，但自己后来的治学重点并不在敦煌学领域，“不过，项老师在敦煌学领域研究时所展现出的治学精神和词语考证的方法，给我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帮助，对我的治学影响很大。比如说，2021年夏，我出了一套10册共250万字《石门文字禅校注》。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所使用的很多方法就是受到项老师的影响。其中对我帮助、影响最大的就是‘理校法’。这是一种校勘的方法。项老师研究的敦煌文献，是一种抄本。我研究的石门文字禅虽然是刻本，但实际上它的性质是抄本转化为刻本。因为里面有很多抄本的痕迹，所以错字非常多。于是我就用项老师当年教我们的‘理校法’，考证出里面很多错字。老师的学术成就之卓著，是我根本就赶不上的，但项老师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方法，至少在文献学、语言学方面，可以说是让我受益匪浅。”
项楚先生作品《显学中的敦煌学》
他的品格：
淡泊名利 谦谦君子
耕耘冷门绝学自得其乐
项楚先生国学根柢深厚，精于校勘考据，风格独具，特色鲜明。他既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和深邃的学术洞察力，又注重细节的研究和实证的考据，将语言、文献、文学、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学范式。这种打通了学科界限的融会贯通能力，在当下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学科壁垒较为突出的当下，较为罕见。
谈到先生治学何以能达到如此境界，周裕锴教授对封面新闻记者说，“我个人觉得，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先生天赋很高，第二就是他淡泊名利。比如说，当年他从中学调到川大，参与《汉语大字典》的编撰。当时分给他一些很难的文献材料。先生就去耐心坐冷板凳，因此接触到敦煌文献。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
周裕锴教授还提到，“先生生活中比较沉默寡言，讲课思路非常清楚，没有废话。他讲的课，你直接给他录音下来打印出来，就能成为一篇好的文章。其实，这是很少有人做到的境界。我觉得先生能做到这些，首先当然也是跟天分高有关，另外就是他对自己的研究领域非常熟悉。”
对于大众来说，文献学冷僻枯燥。但项楚先生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几十年，有何秘诀？周裕锴教授说，“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有的人喜欢热闹，热衷拥有大众的粉丝。但项老师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他研究的学问属于顶尖的、高深一点的学问。曲高和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就我个人观察和体会，其实像项老师这样研究学问真正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肯定不会觉得枯燥，反而会乐在其中。其实在一个比较困难的领域，解决一个问题，这种成就感或者获得感，肯定是超过短时间内世俗意义上的千万点赞。”在这次采访的最后，周裕锴再次向封面新闻记者强调，项楚先生最让他感佩的，除了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就之外，“就是先生淡泊名利，坐冷板凳那种耐心，以及做学问做出趣味的精神。如果一个人做学问只是为了一份工作，为了生活生存，其实做起来是很苦的。但如果你把学问当成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就不会觉得它有什么枯燥。”
《项楚学术文集》（中华书局）
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是《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著名语言学家赵振铎的大弟子，与项楚先生也颇有渊源。“我第一次见到项先生是听他给我们开一场讲座，当时我在四川教育学院读本科，那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汪启明教授向封面新闻记者回忆道。
在汪启明教授的接触感受中，项楚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有一次，我请他到我们学校来讲学。我说到他是‘大师’。他说，不要用‘大师’这个词，现在‘大师’满天飞，这个词几乎带着讽刺意味了。”
汪启明教授感慨地说，项先生学问做得非常好，“治学宏通，在多个领域内都造诣很高。尤其是在敦煌学方面的成就，用‘蜚声海内外’这个词形容，是毫不夸张的。曾经有个说法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项先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说法。而且，项先生不光自己治学成就高，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是硕果累累。项先生过70岁生日的时候，大家在金河宾馆聚。我当时也去了。看到他培养的学生真多，不少还在学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