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楠楠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今年春节，我意外联系上了去年进行县中调研时认识的两位高中生。
一、一所县中的两个学生
思宇和萧萧是Y中24届的高中生，虽然在并不是很大的中学校园中一同度过了3年，但在Y中按成绩高低将学生划分到清北班、A+班、Ａ班、Ｂ+、Ｂ班五类班级的分层教学制度下，成绩优异，就读于全年级唯二两个A+班之一的思宇，与从乡镇中学升学上来并被分到B班的萧萧，就像一个平面的两条平行线，互无交集。再加上学校对于清北、A+班独占一层教学楼，在高三甚至独立在一栋教学楼的空间安排上，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萧萧来说，最可能认识思宇的途径，就是Y中每个期末考后张贴在各个走廊上的“光荣榜”。
与依靠均衡生政策以低统招线50分考入Y中的萧萧不同，父亲是外企职工的思宇，从小就读于县里最好的小学、初中，并在初二结束的那个暑假被提前招录到Y中学习。对他来说，中考最大苦恼的并不是考不考得上Y中的忐忑，而是在学习节奏极快的清北班和学习压力相对较低的A+班中做选择，在父母相对开明的态度下，思宇选择了去A+班。
思宇的游刃有余背后是他优渥的家庭条件，在外企上班的父亲收入可以覆盖一家四口的全部生活，这使得思宇的母亲能够在安心在家中操持一双儿女的生活起居，专注于子女的教育。这是萧萧这个留守儿童没有的生活体验，即便到了高中，萧萧也只能寄宿在县城的舅舅家，和父母几乎没有交流。不同于萧萧在Y中的默默无闻，思宇在Y中教师和优生群体中小有名气，这是因为思宇在作为一名高中生的同时，还是哔哩哔哩弹幕网上的一名有数万粉丝的学习区up主。在萧萧用手机看小说的时候，思宇正在利用在线课程资源对自己进行查漏补缺，填补课堂上老师讲解不够清楚或没有扩展到的知识点，甚至发展成自己制作知识讲解视频，成为一名坐拥数个几十万播放量的视频的高考学习区up主，在给自己梳理知识点的同时，照亮许许多多高中生的学习道路，也收获了众多网友的情感支持。
这并不是说萧萧没有利用网课资源的意识，但是对于她来说，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已经很困难了，要挤出时间学习网课实在强人所难，再加上互联网诱惑太大，从小缺乏娱乐和消遣渠道的她，拿起手机很容易便沉迷在网络小说的世界中，这导致她的手机长期处于长辈的管控之下。而兴趣爱好广泛的思宇则不会轻易被网络世界俘获，学习劳累之余，他会和同学下棋、打球，或者弹吉他，因此，他的父母对他也十分放心，并且支持他在紧张的高三学年继续做up主。此外，作为优等生，思宇在学习上有着远超萧萧的自主空间，在作业安排上，思宇和任课老师交涉后，可以按自己的学习安排选择性做部分作业，这也给了他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用以做自己买的教辅资料，看网课以及剪辑视频。
最终，萧萧和她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以刚上二本线的成绩勉强进入了省内一所二本学校，思宇则在强基计划报考失利的情况下，依旧凭借能够上双一流大学的高考分数，进入了自己心仪的大学。
这两个同届学生的命运分野，恰如显微镜下的切片，清晰映照出县中教育体系中的双重折叠：显性的分层教育与隐性的城乡裂痕，将无数县中学子的未来切割成参差的命运拼图。
二、校园中的分层：制度化筛选的显性逻辑
Y中的分班体系不是孤立地存在。据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县域高中中实施分层教学的占比达79.3%，其中采取三级及以上分班制度的占54.6%。这种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教学策略，在高考竞争白热化的催化下，已异化为精密的教育筛选装置。A+班配备的“优秀教师天团”、清北班享受的“拔尖冲刺套餐”，与B班教师的“纪律维稳优先”形成鲜明反差。这种资源配置的梯度落差，在县域教育生态中构建出森严的“学术种姓制度”。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保证教学成绩，尤其是清北录取人数这个教育招牌，县中优质师资向头部班级集中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影子课表”现象也屡见不鲜：当B班学生还在死磕基础题时，A+班的课堂教学已经在扩展大学知识，教学进度更是相差极大。这种知识供给的差异，使得县中内部的“教育鸿沟”悄然成型，在一次高三模考中，思宇所在A+班的平均分比萧萧所在B班平均分高了150多分。
为了给思宇这样的优等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避免他们受到打扰，Y中不惜采取空间区隔的方式，人为地将优等生与普通学生在空间上区分开来。对思宇们来说，这样的安排显然颇得人心，清北班和A+班“可以使用空教室当自习和活动室，人少上厕所也方便，也隔绝了普通班学生吵闹和打扰，是很合理的安排。”但萧萧对此有些不满，“就好像我们只会影响到他们似的，成绩好就是了不起啊。”
三、城乡裂痕的再生产：隐性的教育剥夺链
萧萧的成长轨迹勾勒出县域教育的暗面。萧萧的B班同学大多和她有着相同的境遇，据她的班主任说，B班70%学生都是农村留守儿童。这些学生往往要跨越三重鸿沟：乡镇中学薄弱的基础教育、家庭文化资本的匮乏，以及县域教育体系中的隐性排斥。
正如Y中面向乡镇中学的均衡生分数线总是低于统招线50余分所表明的事实，由于乡镇中学薄弱的基础教育，来自乡镇学校的学生成绩总体差县城学生一大截。家庭资本的代际传递在县域教育场域尤为凸显。思宇父母的精细养育，与萧萧父母对女儿学业放养的无奈形成残酷对比。更不用说，思宇一样的县城中产的孩子，进入县中头部班级的概率远高于来自农村的萧萧。这种文化资本的“世袭”特征，正在重塑县域教育的准入规则。
像萧萧一样的沉默大多数，构成了县中教育的“静默地带”。与能够和老师进行“作业谈判”的思宇不同，萧萧甚至不敢和教师提问，在她看来，自己这样的学生并不受老师喜欢，每次向老师提问时，她都要确保题目中涉及的知识点都是自己掌握的，避免到时候老师提问自己尴尬到答不出来。这种提问的高心理成本广泛存在于萧萧这样非优生群体中。而对萧萧班上的科任老师来说，这则仅仅是“普通班学生学习不主动，不如好班学生”又一次老生常谈。当萧萧因不敢提问而错失知识补救机会时，教育系统却用“自觉性不足”的标签完成了责任转嫁。即便事实上，自律和学习自觉并非一种天赋，更多的是一种后天培养出来的能力。这种结构性的冷漠，比显性的资源不公更具杀伤力。
不仅如此，县中折叠不仅在教室里，还在信息毛细血管里。思宇可以通过在外企工作的父亲获取强基计划详细信息，即便从结果来说他失利了，他也有过远比Y中大多数务工家庭子女更多的机会——这些孩子一般只能从老师们的只言片语中获取零星信息。而B班的萧萧，甚至都没有听说强基计划，因为B班的老师们并不认为萧萧们有了解这些“进阶知识”的必要。这种信息获取能力的代际传递，使得新高考改革政策在Y中落地时反而成为加剧不平等的工具。县域内部形成了以家长职业为分水岭的“信息鸿沟”，即便是相同分数段学生很有可能因信息处理能力差异走向不同的人生轨迹。
四、困局中的县中：公平or效率？
对于县中而言，在面对当下资源不足、超级中学虹吸、新高考政策改革适应等“县中塌陷”困境的情况下，拔尖的需求是很强烈的。一方面，县中能稳定出清北生，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本地教育实力，关乎着县域社会和县级政府对于当地教育的信心。当地民众有信心，他们就愿意将孩子留在县域内上学，优质生源才能留存。地方政府能看到成绩，就有持续进行教育投入的动力。另一方面，就县中内部管理来说，分层教学模式能够产生“鲶鱼效应”，在师生群体中强化竞争意识。就教师群体而言，在Y中，教学能力突出、尽职尽责的老师被挑选到优等班进行教学，容易出成绩，在评优评先中占优势，还能够拿到更高的教学奖励，而表现不佳的老师则被安排去普通班，耗费大量时间在基本的纪律管理上。这样一来，有助于调动教师积极性，以“竞争上岗”。对学生群体来说，每学年按成绩的动态分班增强他们的竞争意识，尤其对那些处于“鸡头凤尾”的各层级边缘学生而言，升入更优班的进步意图与维持排序的危机意识更容易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
因此，从效率角度上，县中集中资源推出一批思宇，似乎比培养几百个萧萧更重要，即便萧萧这样的学生才是县中的绝大多数。但是，从教育公平的角度上来说，萧萧这样的身处多重教育弱势的绝大多数者，更是需要被看到和关照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