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他？没打过几仗啊，跟在首长屁股后头发发电报就当中将？”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在授衔前很不服气地向丁伟、孔捷这样吐槽。文艺作品当然是虚构的。但事实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我军历史上倒真有这么一位虽然没有怎么上战场，真的凭着娴熟的“发报技术”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卓越功勋，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开国中将！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红军无线电鼻祖”的王铮。须知，一级八一勋章可是只授予红军时期师长以上干部，王诤作为一个1930年被我军俘虏后才参加革命的非战场人员是怎么获得如此殊荣的呢？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戴溪。1929 年春，无线通信逐渐在中国军队中推广，由于人才奇缺，刚在黄埔六期无线电班学习了半年，尚未毕业的王诤被提前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任无线电报务员。1930年9月，因为无线电技术过硬，王诤被抽调到张辉瓒任师长的第十八师师部任中尉电台台长，参加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0年12月，正当王诤带着几个士兵背着电台，在山涧里寻找红军主力时，随着一声“缴枪不杀”，突然从草丛中跳出了几个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就这样，王诤和其他几个白军士兵一起，成为了红军的俘虏。王诤等人随身携带的电台也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可惜，由于当时井冈山地区土地贫瘠，难以养活太多的人，一部分刚刚参军的红军战士就不是太愿意“扩红”，所以，他们对王诤等人就没有进行挽留，只是按红军的俘虏政策，给王诤等人每人发了2块银元作路费，便打发他们回家了。
战利品上缴后，在国民党中央工作时见过电台的毛泽东眼前一亮，如获至宝，连声追问报务员在哪里。当得知王诤等人已经离开后，毛泽东和朱德简单商量了一下后，就让朱德立即带着警卫员骑马去把王诤等人追了回来。
王诤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4天后，如雷贯耳的“毛委员”就在朱德的陪同下接见了他们，告诉他们“共产党和红军是为穷苦大众服务的”道理，勉励他门“用无线电技术为人民大众服务”。谈话中，得知王诤的名字叫吴人鉴后，常爱演绎别人名字的毛泽东，故意摇了摇头，开玩笑说：吴人鉴，无人鉴赏，不对嘛，我们都很赏识你嘛。王诤一想，是这个理！可改成什么名字才好呢？他从毛泽东对他们提出的工作要求中得到了启发，认为自己是搞情报的，内容真实、准确最重要，于是，就给自己改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王诤”。这一年，他21岁。
十几天后，红军无线电队成立了，王诤被任命为队长。无线电队所有的设备、设施就只有王诤带来的那部脚踏式英制军用电台，以及一部分配件和使用说明书。可惜，这部本身就比较落后，濒临淘汰的电台，还被“不识货”的红军战士不小心给弄坏了，只能接收，不能发报，被称为“半部电台”。王诤因陋就简，一方面用它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收听敌军情报，帮助红军了解白军动向，一方面以这部电台为“样机”，在江西宁都县小布镇赤坎村开办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没有训练器材，王铮就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事实证明，王铮“宁让人等电台，而不能电台等人”的策略是很有远见的，保证了我军缴获来的电台很快就能投入使用。
1931年5 月，蒋介石命令何应钦率领20万大军，分成四路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率领主力红军三万余人，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敌人兜起了圈子，准备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各个击破，歼灭敌人。由于国民党方面不知道红军已经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台，就没有在使用中加密，而是直接用明电呼叫。王铮操作电台日夜监听，终于截听到了敌28师和吉安留守处的通话，得知该师士气利落，逃兵甚多，将于第二天早晨离开富田，前往东固的情报。毛泽东当机立断，立即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主力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在途中设伏，全歼了敌第28师一万余人，活捉了师长公秉藩，所获甚丰，光轻重机枪就有100多挺，另外还有一台红军梦寐以求的100瓦大功率电台。红军乘胜追击，“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连打 35次胜仗，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祝捷大会上，毛泽东特地把王诤请到主席台前，指着他对大家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中央红军已经有了6部电台，加上王铮用零配件攒出的几台简单的收发报机，中央苏区不仅和在上海的党中央、和其它各苏区建立了无线电联系，还实现了苏区中央局和所属红军各师，以及各师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在完成通信联络任务的同时，王铮还组织人员创建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和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广播电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广播电台”。同时，他们还将抄收到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及时进行翻译、编辑后，直送苏区中央局领导参考。这就是现在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前身。
由于贡献突出，继1933年8月1日获得二级红星奖章后，1934年9月，参加红军不过四年的王诤便升任为中央军委负责通信联络的三局局长，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红军的核心机密。生活上，王诤更是受到了“优待”。当时，普通红军战士的津贴只有每月100个铜板，毛泽东，朱德也只有每月5元，而王诤却高达50元！当时，很多红军指战员对此很不服气，说什么整天就敲敲键盘的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享受这么高的津贴？听到这些议论后，毛泽东直接就“开怼”：“什么了不起？人家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你能行？你能行，我也让你拿这么多津贴”。
长征开始后，失去了军中职务，只保留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头衔的毛泽东仍然遭受排斥，看不到重要文件，不准参加重要的会议，可他又很关心红军的前途，不了解情况，怎么分析形势，掌握动态呢？“危难之际显身手”，王铮展示出了卓越的政治胆识和正义立场，不仅常常派警卫员给身体不好的毛泽东送去一些香烟、牛肉干、罐头等，给毛泽东补充营养，还尽可能地为毛泽东提供一些分析局势所必须的材料。出于组织纪律，王诤当然不能将电报原件等中央核心机密文件给毛泽东看，但他常将一些与作战有关的重要军事政治动态写在香烟纸上，派可靠的部下送给毛泽东，帮助毛泽东正确地分析形势，为后来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宏篇大论”提供了素材和依据，客观上帮助了毛泽东的“重新出山”。这是王铮对中国革命特殊的贡献。
遵义会议后，面对着红军仍然处于数十倍敌人层层包围之中的严峻形势，毛泽东指挥着红军于1935年1月19日离开遵义，短短两个月内，在东西、南北均不足200公里的狭小地域内，四渡赤水，两次入川，两占遵义，成功夺取娄山关，终于摆脱了敌人，使红军转危为安。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页。1960年，毛泽东对来访的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在自己指挥的所有战役中，真正的得意之作是“四渡赤水”。
事实上，毛泽东的用兵如神，离不开王诤的巨大贡献。
突破乌江前，不过3万兵力的红军，受到了身后国民党吴奇伟和周浑元两个师、六个纵队40万重兵的穷追不舍。蒋介石放出狂言，要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让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形势万分危急。为了实现毛泽东“调动敌人”的战略意图，王诤仔细研究了蒋介石发往前线的电报措词和格式，分析了蒋介石国防部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和其它特征、规律，亲自背着一部电台，伪装成蒋介石国防部电台，利用蒋介石常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的特点，“命令”吴奇伟、周浑元部改变了进攻时间和方向。红军利用他们“让”开的大道扬长而去，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1935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后，为了粉粹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到处发号司令，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军领导人和他一起分裂中央的图谋，中央需要尽快与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六军团恢复通信联络。但中央既不知道对方的开机时间，又没有对方的密码。在 8月初的毛儿盖会议前，密码本就被张国焘收走了。所以，要想恢复与贺龙部的无线电通信，就只能靠报务人员24小时开机呼叫，希望能和对方“偶遇”上。问题是，即便“偶遇”上了，又怎么使对方相信呢？对于中断了好几个月的无线电通信来说，在复杂的战争环境里，相互之间只能“只认密码不认人”，如果没有密码，谁都不敢轻易相信你，甚至都懒得理你。可见，要和红二、六军团重新恢复无线电通信该有多么困难。
王诤思来想去，决定不主动呼叫对方，而是寻找到对方的信号后，采用“搭话”的方式先和对方“搭”上，再想办法让对方相信自己。王诤平时非常有心，对全军各主要电台报务员的发报手法都很熟悉，能在杂乱的电波讯号中辨别出发报人。王诤亲自操刀，就像收音机调台一样，反复在各个不同的波长范围内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工作，王诤终于从一个熟悉的发报手法中，发现了正在与红四方面军通报的二、六军团的电台。王诤立即插进去呼叫，几经互相问询，对方终于相信了王诤。张国焘欺骗、拉拢贺龙的图谋被挫败了。
得知这个喜讯后，毛泽东亲自来到王诤的窑洞，用力地拍着王诤的肩膀:"好哇，王诤同志，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解放战争初期，为了吸住敌人的主力，减轻其它战场的压力，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虽然，蒋介石从美国获得的无线电定位仪器对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危构成很大的威胁，但我军通过经常采用无线电静默，把胡宗南的部队变成了聋子、瞎子，始终没有找到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踪迹。可毛泽东要指挥全国的战斗，每天都必须收发大量的文电，不能始终都不开机啊，怎么办呢？王诤经过冷静的分析，终于找到了敌人定位设备的“漏洞”：敌人定位设备从锁定目标到得出结果，总有一定时间的延迟，而且，距离越远，延迟的时间就越长。据此，王铮采用频率多变、快收快发、降低功率、减少发报时间的方式，频繁启闭电台，既保证了毛泽东对全国战场的有效指挥，又成功地避免了敌人定位设备的锁定，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的独特的贡献。
抗美援朝时期，美军B-29轰炸机经常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进行狂轰滥炸。由于B-29使用了电磁干扰，志愿军的警戒雷达和高炮雷达不能及时引导空军和阻织高炮进行反击。一时内，我军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接到军委的命令后，王诤立即带着无线电专家赶往朝鲜，深入到前线的雷达站，和雷达技师一起观察、分析雷达被干扰的现象，制定了从干扰频率着手，不断改变频率，扩展频段，加装抗干扰电路等有效的反制措施，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与美军展开了一场电子对抗战，使敌机的电磁干扰失灵，给B-29 以狠狠的打击，保证了前线急需物资的供应。
上世纪60年代， 为了侦察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情况，国民党空军的美制U-2高空侦察飞机频繁深入我国西北腹地上空。针对我军主要采用苏式“萨姆”导弹防空系统的情况，美国洛克西马丁公司特地在U-2飞机上加装了一套专门针对“萨姆”系统开发的代号为“12”的系统。捕捉到我制导雷达的开机信号后，“12”会自动报警，让飞行员立即实施机动转弯摆脱导弹的跟踪。靠着这一法宝， U2飞机几度躲开了我预设火力的打击。
王诤和有关专家经过通过测量、计算、实验、试飞发现:从我军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到目标，到敌机采取行动摆脱雷达追踪，大约需要20秒的时间，只要我军能在这20秒内发射导弹，敌机大概率难以逃脱。于是，王诤提出，敌机入侵后，我军先不开导弹雷达，引诱敌人尽可能向我靠近，让炮瞄雷达发现目标，同时把相关参数传输给导弹系统，等敌机进入导弹威力区，再突然打开导弹雷达，并且开机就打，让它来不及逃掉。按照这套战法，我军把苏联“规程”规定的敌机距导弹发射中心120公里时开启制导雷达，“改革”为到38公里时开启，把关于制导雷达发现目标后需要用8分钟完成14个战术动作才能发射导弹的规定，缩短到8秒钟……很快，我军就接连击落了2架“U-2”。
敌人很快就升级了设备，在“U-2”上加装了无需飞行员操作就能自动发射干扰信号，误导导弹飞行的欺骗干扰装置！在一次战斗中，我军连续发射3枚导弹，都无一命中。王诤和有关专家再次出场，决定改进雷达工作体制，采用连续照射的方式进行目标跟踪和导弹制导，很快就引导导弹击下了一架“U2”。同时，王诤和专家们还根据敌机干扰信号比真实回波信号滞后0.3个微秒的特点，为部队开发设计出一个可以滤掉干扰信号的“28号反干扰电路”。1967年9月8日，我地空导弹14营用装有“28号反干扰电路”的“红旗-2”地空导弹，一举击落一架入侵浙江嘉兴的U-2敌机。从此，U-2飞机再也不敢进入中国大陆的领空了。
1978年8月13日，解放后历任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为我国电子科研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唯一入选中国100年科学家辞典的高级将领王诤，因病走完了他69年的人生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