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然，今年四十二岁，出生在一个北方的小县城里。
家里条件一般，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母亲在家做一些零工，勉强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
我还有个弟弟，比我小三岁。
小时候的我不算聪明，但也算听话，成绩中等，后来勉勉强强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县城，找了份安稳的工作，后来结婚生子，日子虽然平淡，但也过得去。
我的父亲李久生今年六十八岁。
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为了供我上学、弟弟学手艺，常年在工地搬砖。
到了晚年，身子骨渐渐不行，落下了一身病痛。
但他是个硬气的人，从来不愿麻烦别人。
母亲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今年冬天，他的身体突然恶化，腊月初十那天，他还是没能挺过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去世让我悲痛万分，但让我更意外的是，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已经十几年没来往的大伯居然突然出现了。
父亲和大伯的关系一直都不好。
大伯李久安是父亲的亲哥哥，但两人性格和命运都截然不同。
父亲老实憨厚，吃苦耐劳，大伯却是个精明人。
他年轻时靠着一股机灵劲儿做生意，发了家，后来搬去了省城，买了房子，成了“城里人”。
大伯家条件好了之后，对我们家却越来越冷淡。
每次回老家，大伯总是带着一脸疏离，好像我们家穷，就低人一等似的。
真正让父亲和大伯断绝来往的，是在爷爷去世的时候。
爷爷去世后，大伯因为分家产的事情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那时候，爷爷留下了一块老宅基地，大伯非要占去大头，说他是长子，有继承权。
父亲觉得兄弟就该平分，可大伯却说：“你穷是你的事，我赚的钱也没花家里的，凭什么平分？”父亲一气之下把宅基地全给了大伯，从此不再和他来往。
这些年，父亲从来没提过大伯的好话。逢年过节，大伯一家也从不到我们家来。堂哥李强是大伯的儿子，比我大两岁。我和他小时候关系还不错，但自从大伯搬到省城后，我们就很少联系了。他结婚的时候，我连请帖都没收到。
当我在灵堂里看到大伯和堂哥的身影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伯来的时候，穿着一身黑色的呢子大衣，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看上去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他站在门口，看到父亲的遗像，脸色僵了一下，接着低声问：“你妈呢？”
我妈看到他的时候，愣了一下，随即眼圈就红了。她哽咽着说：“你怎么来了？”
大伯叹了口气：“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弟弟。这么多年，我……”他顿了顿，没有继续说下去。
堂哥李强站在他身后，表情有些不安，低低地叫了一声：“婶婶。”
母亲抽了抽鼻子，没再说话。倒是我弟弟李明，一直冷着脸，连个招呼都没打。
那一晚上，大伯和堂哥留下来帮忙守灵。
母亲坚持让他们吃了晚饭。
饭桌上，气氛一度很尴尬。
大伯主动开口，说起了小时候和父亲的事：“小时候，我们兄弟俩在村头掏鸟窝，你爸总是把大的留给我。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个好弟弟。”
我妈低着头，抹了抹眼睛，没有接话。我弟弟“哼”了一声，说：“那怎么后来就闹成这样了？”
大伯的脸僵了一下，堂哥赶紧打圆场：“小明，过去的事就别提了。现在大伯来了，也是想尽一份心。”
我本想劝弟弟几句，但看着他一脸委屈又愤怒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守灵的第二天，大伯提出让堂哥扛幡送父亲最后一程。我听了之后，心里很复杂。按理说，堂哥是长房长孙，扛幡是他的职责，可这么多年，他们家连个电话都没打过，现在突然跑来尽这个孝道，总让人觉得别扭。
送葬那天，堂哥扛着幡走在最前面。他穿着一身孝服，低着头，神情庄重。路上，我听到有人小声议论：“大伯家怎么来了？这些年不是不走动了吗？”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但没开口。一路上，堂哥都走得很稳，到了墓地，他跪在父亲的坟前磕了三个头，眼圈红得吓人。
送完葬回到家，大伯没有多留，和堂哥匆匆收拾了东西就走了。临走前，他对我妈说：“弟妹，我李久安对不住你们家。这是五万块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妈没有接，她只是摇了摇头，说：“你们家有心了。”
大伯叹了口气，把钱放在桌上，转身走了。
父亲的事情忙完后，我心里一直有些不平静。
大伯的突然到来，让我觉得既意外又复杂。
我想起小时候的事，那时候父亲和大伯关系还很好。
逢年过节，大伯都会带着堂哥回老家，一大家子人围着桌子吃饭，热热闹闹。
可后来，因为利益上的争执，他们兄弟俩的感情彻底断了。
我问母亲：“你说大伯是真的后悔了吗？”
母亲看着窗外，沉默了很久才说：“你爸这一辈子，吃了太多苦。他走了，大伯可能是真的难受吧。再怎么说，他们还是亲兄弟。”
我点了点头，但心里还是觉得有些遗憾。如果父亲还在世，听到大伯的这句“对不住”，他会不会原谅他呢？
今年过年，大伯一家依然没有来。但我知道，这个年对我们家来说，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父亲的离世让我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亲人，但也让一些被忘却的亲情重新浮现。
或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争吵、矛盾、隔阂，似乎永远难以避免。但在生死面前，一切恩怨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终究还是那份血脉相连的亲情。
父亲，你在天上看着，是否也会觉得，兄弟之间，能和好，才是最好的结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