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年味
辜乾刚
步入腊月,行走在大街上,随处闻到熟悉的诱人的腊肉味、腊肠味。这是妈妈的味道、故乡的味道,也是时间和人情的味道。这味道,是一年结束时不可或缺的仪式感。
小时候,父亲和母亲会一起制作腊肠。清洗肠衣、调肉馅、灌腊肠……腊肠灌好,母亲会到田埂上掰几根桔刺,用桔刺扎破肠衣。腊肠晾晒一周,选一个好天气,用柏树枝熏好,将它们挤挤挨挨地挂在房梁上。这时,房间里充满着醪糟酒香味、豆腐乳香味、豌豆豉香味和腊肉香味混合的特殊气味,挥之不去。
当令时节,母亲将精挑细选的大豆泡好,上磨加水磨成豆浆,煮开放入胆水点成豆腐。豆腐起毛后配以辣椒末、粗盐、花椒等多味调料品,用白菜叶小心包好,装坛密封。数周后,坛子里便盛满了豆腐乳温暖而踏实的味道。
那时的糯米粉也是自制的。母亲将十来斤糯米放进木盆里泡,一天换几次水,泡得差不多了,就拿到磨房去磨成浆。石磨的木杆由于经年累月使用,有些地方已经松动了,便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这声音在我脑海里响了很多年。母亲回家后把磨好的浆盛在布袋里沥干水分,均匀地摊在簸箕上。天气好的日子,整个村子里全是晾晒糯米粉的景象,一大片,一大片,雪白雪白的。
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后,母亲开始张罗家里的大扫除。砍一根长而直的竹子,将竹的枝丫连带竹叶绑在竹子的顶端,用它们将草房下黏结的粉尘、蜘蛛网扫下来。接着,打扫院子,归置农具,擦洗桌椅,连带碗筷和锅碗瓢盆都清洗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大扫除也叫“打扬尘”,“尘”与“陈”谐音,打扬尘意味着扫除陈旧、“霉气”。我和哥哥那时也能帮些忙了,但更多时候是瞎掺和,就算帮了倒忙,母亲也不会责备。
腊月廿七八,父亲会到乡镇上买一两条大鲤鱼或白鲢回来,因为再过两天会很贵。腊月的集市非常热闹,小摊贩们很高兴,因为可以适当涨一些物价,人们没有怨言,也不愁卖不完。有钱的人家自然是大买特买,没钱的也就逛逛市集,图个年味。散场后,他们便如我父亲一样买少量的年货回家。父亲把买来的鱼放在水缸里,小心地照看,生怕没到年三十鱼就死掉了。有时我也会把手伸进水里去逮鱼的尾巴,鱼一受惊,使劲地晃动尾巴往前蹿。我觉得鱼在缸里是快乐的,因为我看不到它的忧愁,但如果它知道自己年三十早上就会被宰杀,会不会悲伤?我喜欢看鱼在水缸里游弋,而当它变成美味佳肴时,我也满怀欢喜,这或许是生命有盛衰,万物有定数,接受就好。如果这样的命运降临到我们身上,能否泰然处之?我不敢多想。
大年三十早上,父母早早地起床,也会把我和哥哥叫起来。我小时候曾无数次地表达对这一规矩的不满,但父母却固执地认为年三十是不宜睡懒觉的。父亲揉汤圆面时,会反复地加糯米粉,母亲时不时会咕噜两句:这粉是要吃到过完大年的。“有哇,一顿胀(吃);没有,烤火向(取暖)”是母亲的口头禅。母亲嘀咕的时候,父亲便会说记得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曾经一顿吃了30多个汤圆。直到现在,我都想不通瘦瘦小小的爷爷是怎么吃下那么多东西的,饥饿大概是他们那一代人最深刻的记忆吧。面和好后,就开始包汤圆,这是要全家出动的。先统计每个人吃多少,接着开始搓。我和哥哥就是瞎起哄,闹着玩,也不管汤圆本来应该是圆还是扁的,只要自己高兴就好,反正父亲会再搓一遍。吃过早饭,凳子还没有坐热,父母就开始准备午饭了,煮鸡肉,煎鱼,炒回锅肉,简单的几个菜,父母却要忙活一上午。
年三十吃中午饭时,忌讳仍然很多: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不能大哭大闹,不能掉筷子,不能把碗摔破了;不能把鱼吃完,鱼要留到初一,预示年年有余;中午的饭要煮一大锅,菜也要多做,因为在初三以前,是不许动刀的。吃完饭,一家人就在家里摆“龙门阵”,后来有电视机了就在家看电视。下午可以到外面去逛,但不能去别人家,因为到别人家“参年”是不吉利的。大年初一一整天也都在自己家里,因为年初一出去遇到别人或是别人遇到自己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家长们都会约束自己的孩子不要到处走。过了初二,人们开始走亲访友,相互拜年问好,给对方的孩子发压岁钱。孩子们穿着新买的衣服在村里晃荡,三五成群地玩游戏、放爆竹,用压岁钱去村里的小卖部买糖果。大人们聚在小卖部玩纸牌、打麻将,输赢很小,重在娱乐。有时大人们会逗路过的孩子:“你今年整(得)到好多钱?”“三十”“二十”“二元”“没有,你给我二元吧”。大人们能从不同孩子嘴里得到不同的回答。我幼时家境贫寒,年底,我不会缠着父母要新衣服、鞭炮,有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就是我所有的快乐。后来我从《论语》:“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懂得了这就叫安贫乐道。
改革开放引发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不甘于贫穷的父母在我上高中前,轮流出去务工,从此,在山的另一边就多了一份牵挂。那时没有手机、电脑、网络、微信、QQ,就是电话,村里也没有一部。我和父母唯一的联系就是书信,书信大抵是父母谈期待和对我的叮嘱,我则谈自己的学习。每到过年,我就特别希望父亲或母亲回来。曾无数次听外面回来的村人传言:“你爸(你妈)今年要回来过年,我回来之前我们碰见了,他(她)亲口对我说的。”我就时常站在村口张望,希望出现在村口山岗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母亲)。夜空中鞭炮炸响,“爸爸(妈妈),你在他乡还好吗?他乡有大红公鸡、大鲤鱼和汤圆吗?”虽然封建统治者用火药制造爆竹粉饰太平被天行健的中国人所诟病,但我却认为用燃放爆竹来表达喜庆比用枪炮来伤害他人、掠夺财物要文明善良得多。
我上高中时,因为父母都外出务工了,我和哥哥就寄宿在三叔家,母亲每月给我们邮寄生活费。三叔家有电话,但一年到头,父母很少打电话回来,他们把钱存起来给我交学费。我也不会主动给他们打电话,因为他们都是在公用电话亭打的。每年高中放寒假,尤其是年底前几天,我总能接到父母的电话:大意是今年过年不回家,没有买到车票。高中三年,我特别害怕年底前接到父母的电话,因为电话响了就表示他们不会回来过年了。我们都是寡言少语的人,尽管我们每次都特别珍惜通电话的机会,但提起听筒的瞬间,却不知从何说起,有时连简单的问候都不会表达,只希望彼此安好。“吃饭没有,今年考得好不,冬天家里冷不?”父母大概问这些,我也大抵说一下成绩,让他们在外地照顾好自己,仅此而已。
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学,哥哥去了父母打工的地方上班,家里算是小团圆了。再后来,一座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父亲在里头,对于过年,我也就没有了期盼。
光阴荏苒,白云苍狗。过年,是我们小时候最大的快乐,也总勾起我对岁月的感怀,对物是人非的感慨。童年记忆中的年味,总是那么浓郁,让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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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辜乾刚(四川省眉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