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心理医生的诊断后，斯蒂芬妮第一次听到了“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词。这是一个相对新的名词，由精神病专家朱迪思·赫尔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一般的创伤应激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PTSD，它是对特定威胁性事物的创伤，换一句话说，它的诱因是很明确的，比如对某件事、某个地点、某个人的创伤。而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它没有一个单一的诱因，它是由于患者在成长过程中持续地遭受创伤，最终诱因将无限壮大并难以再确定。斯蒂芬妮阐释道：“如果你因为数百种错误挨打，那么每个错误都会变得危险，如果有几十个人背弃你，那么所有人都会变得不可靠，整个世界都对你形成威胁。”这就让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变得极其困难，你无从辨别你哪段经历是健康正常的，哪段是不健康、不正常的，你也无从辨别你此刻的行为哪些是病态的，哪些不是病态。这似乎意味着你必须再造一个全新的自我，用斯蒂芬妮的话说，“重新学习做人”。
因为媒体行业的从业经历，斯蒂芬妮有机会接触一些行业顶尖人员，她给神经科学家和精神学家莉莎·费德曼·巴瑞特打去电话。巴瑞特给她的建议很简单，几乎是一个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那就是要好好了解自己的身体。巴瑞特说，其实大多数人不了解自己身体的亏空程度，游戏中的人物能自动显示血条，缺了什么一目了然，而现实世界中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我们不清楚，人在脱水时未必会觉得干渴，只是会感到疲惫不堪，肚子痛的时候也未必清楚到底是胃痛，还是有便意，甚至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肚子痛。还比如有的时候我们发脾气，可能并非是由于某个人或某件事，而只是因为新陈代谢入不敷出，所以明明是需要给身体补充食物了，我们却迁怒给了他人。创伤中的人会加剧身体系统的失衡，身体反应会被放大，你会更难知悉你身体的实际感受和反应。巴瑞特让斯蒂芬妮确保充足的睡眠、适量运动、健康饮食。这几乎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但身体的反应是立竿见影的，斯蒂芬妮在保证每晚睡足八小时、并尝试了各种运动课程后，明显感觉自己精力变好了，而体能的提升也会让她更有勇气去探究更深层创伤的源头。
斯蒂芬妮接触了很多心理医生，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带领她重新梳理童年的那些创伤。一位叫做埃莉诺的医生曾让斯蒂芬妮给她童年经受的那些恶性事件打分。斯蒂芬妮起初不是很理解，父母对她做的那些事情，这中间的复杂感受，怎能用一个简单的数字说清楚呢。可当她真的回忆起那些事情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很麻木，没什么感觉，所以当埃莉诺要求她根据这件事带给自己的不安程度打分的时候，满分十分，她给的都是一两分。埃莉诺很惊讶，斯蒂芬妮解释说：“大概因为我总想起那件事，已经把它消化掉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已经不难过了，没什么大不了。”埃莉诺这时看着斯蒂芬妮说，这很有意思，你在述说这些施加于你的恶行时候，像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埃莉诺指出的是，斯蒂芬妮会习惯性解离，“解释”的“解”，“离开”的“离”，也就是刻意将自己与自己的痛苦感受分离开来，它在一些时候是好事，可以让你免于痛苦、继续前行，可长期下来，它让你离你真实的感受越来越远，以至于你难以再认清自己。
埃莉诺试图带领斯蒂芬妮重新唤起这些痛苦感受。在又一次治疗中，斯蒂芬妮回忆起母亲用钢丝衣架抽打她，母亲尖叫着喊道：“你为什么不把衣服挂起来，为什么不能爱惜东西，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你花钱。”六岁的斯蒂芬妮哭着苦苦乞求母亲，一遍又一遍保证自己会改。埃莉诺这时让斯蒂芬妮想象一个保护者的角色，斯蒂芬妮于是让她的男友乔伊出现在了自己的回忆中，乔伊试图将六岁的斯蒂芬妮从母亲身边拉开，可斯蒂芬妮怎么也不走，她不愿意离开这个一直伤害她的妈妈。埃莉诺这时又指引说，还有谁能帮小斯蒂芬妮呢？最终成年的斯蒂芬妮出现在了回忆中，她走向六岁的斯蒂芬妮，告诉她：“听着，我明白你想要留下，因为你并未见识过其他形式的爱。但我保证，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爱，而且你会遇见其他人，他们会给你父母无法给你的爱。”
结束治疗时，斯蒂芬妮泪流满面，她在书中写道：那天我领悟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道理，首先伤口不再伤痛并不代表它已经痊愈；其次，我明白了父母并不爱我，这些年来我为他们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但这一次我不能再回避这个真相，那就是他们从没爱过我，也没能力爱我，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与我的行为毫无关系。这是一个很残酷、悲哀的真相，可斯蒂芬妮说承认这一点，反倒让她难得地放松和平静了下来。
当痛苦的记忆和感受被释放，斯蒂芬妮还必须学习应对它们方式，除了刻意的压抑和解离，我们还能怎么做呢？斯蒂芬妮先后尝试了冥想、正念和瑜伽，这几种方法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流行的缓解焦虑、修复身心的方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聚焦当下的身体感受，关闭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避免自己陷入有害的执念和自我怀疑之中。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比如有人可能通过往嘴里塞一块冰就能将注意力转移到感官上，还有人会觉得拍打自己的脸和手非常有用。斯蒂芬妮偏好的一个方法是数颜色，当感觉自己马上要陷入可怕的状态的时候，她会马上跟自己说，数一数房间里所有红色的物体吧，她借此切断自己已成为习惯的恶性的思维和感受方式。
斯蒂芬妮记述了她在瑜伽课上的切身感受，瑜伽涉及很多伸展运动，它会迫使你高度集中注意力，感受肌肉被拉伸的疼痛，一系列伸展运动后是修复缓解，教练会让你以各种舒服的姿势躺着，加盖上毛毯。斯蒂芬妮在那一节课上哭了，她写道：“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感到了一丝悲伤：我怎么到现在才体会到呼吸的快乐？才明白风吹过手掌的感觉可以让人倍感宽慰？我因为太过小心翼翼而错过了多少快乐？毯子带来的包裹感让人觉得安全舒适，仿佛有人在照顾我，给予我无限的体贴、慷慨和爱，而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但所有的这些方法都只是暂时的缓解，斯蒂芬妮将此形容为是一种“姑息治疗”，也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治疗。要想真正从这些创伤中走出来，除了找到勇气面对它，你还必须建立对这些痛苦的理解，如此才能知道要如何与这些痛苦相处。
斯蒂芬妮写道：“我认定，要了解真相，唯有回到犯罪现场。”她于是租了一辆车，重新回到了她自己长大的地方——加州圣何塞，她回访当地的移民社区，和那些跟自己有同样成长背景的人聊天。越是深入，她越发地意识到自己的苦痛不是一种个体的苦痛，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群体性的苦痛。一代又一代的移民远离故土，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这个过程有时是振奋人心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充满了焦虑、委屈，以及无数难言的苦痛的，而所有的这些的苦痛又不可避免转移到了下一代身上。很少有人会说起这些苦痛，甚至会有意遗忘这些苦痛，圣何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杜贤德告诉斯蒂芬妮：在美国，（移民）面临种种压力，为了融入社会，你必须突出你的成功，掩盖你所承受的创伤和面对的困难。但越是掩盖，苦痛只会越来越深入你的骨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