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科协出品的纪录片《大国脊梁》日前受到广泛关注。纪录片以科学家为人物核心，以重大事件为历史线索，讲述近代以来，矢志报国的中国科学家砥砺奋斗的故事，用一个个科学家的事迹，串联起中国科技事业的辉煌历史。
在这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不妨与家人一同分享阅览，感受科学家们的家国情怀与奋斗精神，在新的一年汲取力量，逐梦前行。
大年初三，让我们一同走进《大国脊梁》第二集《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千方百计，从方方面面吸引、培养科技人才建设新中国。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和政府仍然挤出大笔经费，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苏联留学，培养属于中国自己的科技队伍。广大留学生刻苦学习，不辱使命，用优异的成绩来报效祖国……
第二集 使 命
仲夏的雨后，空气格外清爽。
上午9时许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代表
陆续走进中法大学礼堂
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
代表大会筹备会
即将开幕
周恩来、徐特立、李济深、郭沫若、叶剑英等嘉宾出席会议，表明共产党对科学事业是非常重视的。
中午，与会代表在中法大学的礼堂前留下了这张合影。
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二百多个代表汇聚在一起。来自解放区的科学家，穿着“解放服”；来自原先国统区的科学家，穿着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
这些不同政治趋向的科学家汇聚到一起，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界团结一致，为新的中国科学事业来商讨决策。
59岁的竺可桢身穿浅色西装，手持礼帽，蹲坐在前排。
和许多来自国统区的代表一样，直到两个多月前，竺可桢还一直处在焦虑不安中。
1949年即将建国之际，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抢人才。蒋经国亲自领导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劝说一些科学家去台湾，名单包括了主要大学的校长和各个学科主要的科学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自然是“抢救大陆学人计划”里的重要人物。
1951年竺可桢。图片来源：《竺可桢全集》第3卷扉页。
4月29日，竺可桢再一次接到教育部长杭立武的来电，催促他去上海商谈要事。
竺可桢到了上海后，就躲在朋友家中，再也不露面了。蒋经国派人去找他，因为这样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对国民党有很大的好处。而竺可桢坚决不想被利用。
决意留下来的还有电子学家陈芳允。
青年时期的陈芳允。图片来源：新华社。
淮海战役前夜，陈芳允接到南京方面的电话，让他前往南京为国民党军队安装雷达。
“我到爱人的家里，叫我当医生的岳父把我的一个大趾甲拔掉一个，然后就住到医院里去了。我告诉他们，我在坐车的时候把脚碰了，南京我不能去了。”为了能够留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土地上，陈芳允不惜自伤了身体。
中央研究院的81位院士，都在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的名单中，但最后仅有10人去了台湾，决意留在新中国的，共有59位。
国民党政府腐败堕落，很多科学家之所以留在大陆，根本原因还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彻底失望，中国共产党展示的新风貌和新作风，让科学家们刮目相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多科学家都奔着新中国而来。
对于新中国，竺可桢满怀期待。
“科代筹”大会上，周恩来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演，深深地打动了他。
两个月后，1949年10月1日，竺可桢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历史性的那一刻。
一个月后，竺可桢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出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党中央对科学的重视，物理学家钱三强有更加深刻的切身感受。
钱三强院士。图片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科学院筹备的时候，钱三强要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他想利用这次参加大会的机会，得到他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支持，买一些核科学研究的必要设施，为发展原子弹做一点准备。
钱三强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请，需要二十万美元，到法国买一些关于原子核研究的设备。
提出申请后不久，钱三强就后悔了。“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歇，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
钱三强并不知道，中共中央还没有离开西柏坡，周恩来就已经亲自批准了这笔款项。
拿到二十万美元中的第一笔五万美元，钱三强感慨万千。
“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出自《钱三强文选》）
1949年9月，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见科技界代表时，充满感情地说：“你们都是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新中国的蓝图需要科学家们来描绘。
1949年，我们的基本科研队伍情况是成立中国科学院，当时在科研机构里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共有650人，这相当于我们现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中等研究所。偌大的中国，650个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工作。
中国的科研力量，对于国家大发展的需求来讲，规模、体量太小了。
而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则超过7000人，分布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仅在美国，就有6200多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约占80%，这些留学生是新中国的宝贵财富和急需争取的有生力量。
中央很早就意识到和平建设时期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需要用到科学技术来建设国家，非常重视吸引海外留学的留学生回国。
我们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专家，除了派党员留学生出去，还通过广播电台，对外宣布我们希望建设新中国，希望大家都回归到新中国。
1949年12月18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周恩来总理热情地向海外知识分子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号召。
1950年3月，朱光亚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临行前，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52名留美同学在信上签下了名字。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时候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20世纪50年代，法国巴黎，杨承宗刚刚结束了在世界核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居里实验室的学习。
紧接着，杨承宗就收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发来的聘书。给出的年薪是当时法国普通公职人员年薪的5倍，超过50万法郎。
此时，杨承宗的手里还另有一张聘书，来自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聘书上给他的职位是副研究员，每月工资折合小米1000斤。
杨承宗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国科学院给出的1000斤小米。
回国前，杨承宗见到了党组织在巴黎的支部书记李风白。李风白转交给他3000美金和钱三强的一封信，信中列了一个很详细的清单，告知杨承宗要在回国之前按照购买清单做一个大采购，清单上是新中国发展原子能需要的一些设备、药品、图书等，这3000美金是他的经费。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周恩来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
杨承宗一共带回了13个行李箱。
为了能多买一些仪器设备和书籍，箱子里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物品。
杨承宗还带回了法国核物理学家，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约里奥·居里的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然而，科学家们归来的航程并不平静。
1950年8月31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从旧金山启航，不到200位旅客中，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就有128位。
9月12日，船到日本横滨，驻日美军突然上船，扣押了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他们三个人回国之前，已经被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盯上了，认为他们带着美国的机密材料。
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
周恩来代表外交部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9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近200位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的联名抗议书。
台湾方面，傅斯年带了口信，劝说赵忠尧到台湾去，但无论怎么劝赵忠尧，他都不愿意去台湾，也不愿意回美国。后来，用枪对着赵忠尧，如果他坚持要回大陆，就枪毙他。赵忠尧说，枪毙我，我也要回去。
最后美国政府也没有抓到很确实的证据，两个月后，把他们三人放了回来。
任何阻挠和禁令都不能阻挡赤子归航的决心。
为了扫清障碍，早日归国，郭永怀不惜当众烧掉了自己的论文手稿和多年积累的研究资料。
陆元九则主动放弃了涉密的航天研究，到一家民用汽车公司工作。
钱学森更是在被关押、软禁长达5年的情况下，从没动摇回到祖国的坚定信念。
新中国刚刚成立，从战争的废墟上刚建起来，一无所有，一穷二白。当时科学家们在国外的条件应该是还不错的，他们为什么要回来？
彭桓武先生说，不回来才需要有个理由，中国是我的家，回来是不需要理由的。
“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从1949年8月至1957年底，回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多达2500多人。他们是共和国极其珍贵的人才资源，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因为他们的归来而星光璀璨。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是非常匮乏的，培养新中国所需要的建设人才，到哪去培养呢？
这时，看到了苏联。
1951年，经过10多天的长途旅行，彭士禄终于站在了苏联喀山化工学院的门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这一年，和彭士禄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375位青年学子，不远万里，来到苏联，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
1954年、1955年、1956年，我们派遣了好几千名留学生到苏联留学。
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
大到衣服、鞋帽，小到牙刷、牙膏、梳子、香皂，年轻的共和国为每一位留学生准备了满满两大箱、足够用上五六年的生活用品。
带着周总理的嘱托和祖国人民的期望，留学生们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中。
“阅览室九点开门，我吃完早饭就在门口等着开门，到晚上十点半阅览室关门。回到宿舍再念一个钟头的书，十二点一定准时睡觉。在莫斯科大学三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苏联学生一到周末的晚上就聚在阅览室里跳舞，而我们中国学生就去图书馆看书。在苏联的四年很辛苦，基本上都是争分夺秒地学习。”
“我们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一头扎进去，就像是沙漠中的行人看见了湖泊那样。”
当时苏联的老师都以自己拥有中国学生为荣。
即便是非常严格，从不给自己的学生打5分的老师，遇到中国学生仍然会打5分，因为他亲眼看到中国学生的勤奋。中国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永远坐在第一排，所以在教室里边的第一排位置永远都是给中国学生留的。
在提问的时候，苏联学生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教授就会提问中国学生，如果遇到中国学生也回答不上来了，教授就开始自我反省，中国学生都回答不上来了，说明自己这段没讲清楚，得再重新讲讲了。
不到两年时间，谷超豪就拿到了博士证书；傅依备先后发表了7篇论文；周尧和获得了苏联发明创造专利；潘君骅的“大望远镜二次凸面镜的检验方法”，则被苏联专家称为“潘氏法”。
1956年，彭士禄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五年间，他一共修了36门课程，除3门成绩为合格外，其余33门都是优秀。和所有留苏同学一样，彭士禄也准备一毕业就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一次简单的谈话，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陈赓大将访苏时，召集了即将毕业的这一批留学生到驻苏大使馆，表达了中央要选派一批优秀的留学生，继续留在莫斯科攻读原子能专业。
陈赓大将跟彭士禄做了一次单独深谈，亲自问了彭士禄，是否愿意改行，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原子能专业。
彭士禄留了下来，转到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又学习了两年。
从此，中国少了一位化工机械工程师，却多了一位“核潜艇事业奠基人”。
从新中国开始选派留苏学生，一直到1965年，共派遣了8400多名留苏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回国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陆陆续续回国之后，在中国的科技事业里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骨干作用。
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里，新中国迎来了第七个春天。
这一年的春节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春节大联欢》。这是新中国最早的春节联欢会，全国各族群众通过电波，收听了这部电影。
来自全国的各界代表济济一堂，参加了这个盛会。他们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工人、农民代表、文艺界、工商界代表等等。
科学家的出席，引来了热烈的掌声。
《春节大联欢》上介绍了1955年回到祖国怀抱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先生，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原子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先生和真菌学家戴芳澜先生。
这是科学家备受尊崇的时代，也是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的时代。
一个月前，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毛泽东也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周恩来说：“我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
这是每一位科技工作者的使命。
号角已经吹响
新的征程正在启航
科学家们豪情满怀
投身到“向科学进军”的滚滚洪流中
来源：中国科协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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