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八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八大是我党在取得全国执政权以后召开的首次会议，而且也是很成功的一次会议，显示了党的团结以及事业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在这两次会议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图|王稼祥
当然，八大虽然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但从后来选举结果来看，不免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因为有些想当选的人最后并没有选上。而王稼祥是没有想到自己能选上，更没想到自己还当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王稼祥以全票当选为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感觉自己难以胜任，当天就去找了毛主席。”
一见毛主席，王稼祥就称自己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希望中央把这个问题让给更有贡献的同志来担任。
毛主席不光拒绝王稼祥的请辞，还严肃的表示：
“你为什么不能？早就该当了，你为党做的贡献还少吗？不要再谦让了。”
王稼祥动容之余，也不免想起抗战胜利后，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
那次会议选举结果，和这次选举的结果完全不同，同样也是毛主席出面。
一
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距离六大召开已经过去了十七年。
这十七年时间，无论是全国形势还是党的发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当时出席七大的代表总共有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
时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的王稼祥在会前也被选为正式代表，被分在晋冀鲁豫代表团。
王稼祥是七大会议的筹备者，也是参与者，但是因为病情原因，他实际参与工作很少，至七大召开前夕也未能痊愈，因此正式开会时未能出席。
当时，七大会议要对党过去几十年革命做出一个总结，因王稼祥未能参会，毛主席还特意给他送去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王稼祥不光看了草案，还特意写了好几封信给毛主席，检讨自己三十年代期间所犯的一些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就决议草案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本来会议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大会开的很顺利。
1945年6月9日，七大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经七大主席团推举，王稼祥本来是中央委员候选人。
可出人意料的是，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投票环节仅得204票，未能超过与会代表半数，未能当选中央委员。
王稼祥这一落选，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有人猜测王稼祥与毛主席的关系。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
尽管毛主席谈的是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问题，但在这段讲话中，毛主席特意谈了王稼祥过去的贡献，特别指出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六届六中会议期间所作出的贡献。
毛主席特意讲了这些事，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不少与会的七大代表，不了解王稼祥的贡献。
从某些角度来看，毛主席算是为王稼祥拉票。
二
过去我们聊王稼祥的贡献，其实聊得非常多了。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后来在过湘江时红军折兵过半，当时王稼祥和毛主席聊时，率先提出要撤换博古与李德，并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投了毛主席关键一票。
毛主席后来多次对人说过：
“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对这个历史事实，绝大多数与会的七大代表是很清楚的，但对王稼祥的为人处世，却是很有意见的。
特别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身负重伤后，身体多病，经常不在工作岗位上，很多人对他都不了解。
图|右起第二位毛主席，第一为王稼祥
七大代表，时任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就称：
“43年秋，王稼祥患了很严重的肠胃病，因而没有能参加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当时许相当多的代表缺乏对他的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
相比之下，同为七大代表、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局长的曾涌泉回忆就更具有代表性，他出席七大期间，曾与华中代表团讨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当时华中代表团团长陈毅在看到有王稼祥的名字时，还曾发言解释。
陈老总把王稼祥比喻为汉初时的“韩信”，归汉则汉胜，归楚则楚胜，用以形容遵义会议前的状况。
尽管有陈老总为王稼祥“拉票”，但当时华中代表团中不少人提出，王稼祥虽然贡献大，但他对下级作风强硬，民主作风差，所以不愿意选他。
曾涌泉所说华中代表团成员讨论的情况，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
七大代表，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在1997年7月16日接受采访时也回忆称：
“关于王稼祥七大落选中央委员，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人家认为他架子很大，实际上他是个书生气派浓郁的干部，在中央苏区，他和下面的干部缺少交流，人们尊重他，是因为他有这个职务。”
“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按照这个情况讲，他是王明路线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熟悉王稼祥的人都清楚，他无论从形象还是工作风格，其实都带有一股浓浓的“学者风”，曾被人赞誉为“红色教授”，具有很深的理论研究功力。可这也意味着王稼祥不善与人交流沟通。
图|前排右起王明、项英、朱德、王稼祥、毛主席、康生
后来到了延安后，王稼祥抱病工作，精力十分有限，在开会或者听取他人汇报时，常常因对方说的情况不够简练而打断他们，有时还会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使得一些同志对他很有意见。
毛主席后来把王稼祥写的信拿到七大会议上，很多人看了以后都不满意，认为写的太简单。
王稼祥是留苏学生，回国以后在很短时间里就出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很多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都认为他是王明路线里的人。
不过，这其实应该算是个误会。
王稼祥在苏联求学时期，就对马列主义有着很深的研究，因为他没有在国内实际担任过领导职务，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很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这也源于王稼祥的书生意气，事实上，他很鄙视宗派活动，只是在观点上赞同王明。
等到王稼祥后来回国后，实际的担负起领导革命工作以后，就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后来进行有意识的纠偏，他一开始以为毛主席不谙马列主义，但后来发现毛主席不光熟谙马列主义，更懂得在实际中运用，这正是他缺少的方面。
王稼祥后来聊起那次同毛主席见面，仍然有很深的感触：
“同毛泽东见了几次面以后，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
当时邓小平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被撤职后，是王稼祥力主将他调来总政治部任代秘书长，因为他觉得，邓小平的许多行为是符合马列主义以及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王稼祥以辞职为借口，要求博古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工作。
不过，因为种种原因，王稼祥的贡献并不为人所熟知。
三
毛主席七大期间为王稼祥“拉票”，这才让王稼祥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不过，王稼祥因为落选中央委员，自然也就不再担任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个多年从事革命的人来说，这样的落差难免有些大。
可王稼祥在整个七大期间，始终泰然处之，与老友畅谈时，也绝口不提这件事。
图|长征时期的毛主席、王稼祥
杨尚昆记得很清楚，七大以后，他到杨家岭探望王稼祥，当时两人谈到了七大的情况，王稼祥很坦然地说：
“没有什么，我没有选上还好一些，我身体不好，选上也做不了更多的工作就很不好。”
可见王稼祥那时想得更多的还是工作，而不是身份地位。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由候补中央委员正式递补中央委员。
那次会议，王稼祥得以出席，并发表了讲话：
“当中国革命很快就要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主要原因应当归功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除了赞同毛主席的报告外，王稼祥还重点谈了两点，一个是整风时期的自我检查，另外一个就是由乡村转到城市工作的具体建议。
杨尚昆后来在日记也这样写道：
“稼祥对自己的错误，亦有很好的表示，把自己比作木炭汽车。”
图|毛主席访苏时王稼祥陪同
也是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稼祥被中央内定为首任驻苏联大使。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王稼祥当选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本来王稼祥还想推辞，但被毛主席一口回绝。
在后来特殊年代里，王稼祥虽然因为不少主张遭到批评，但毛主席那时仍然记挂着他。
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到了王稼祥，再次肯定了王稼祥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会议期间，周恩来还特意找中联部的副部长伍俢权谈话：
“毛主席曾说过，王稼祥同志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他现在身体不好，你们不要找他的麻烦。伍俢权同志，我相信你也了解王稼祥同志，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讲讲话才是。”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妇携同王震夫妇一起去探望朱老总，朱老总看见王稼祥后，还高兴的表示：
“毛主席并没有忘记你，我们都知道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很快就会分配工作了！”
王稼祥听后也很高兴，回去后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工作，毛主席后来看到信后十分高兴，还特意嘱咐周总理：
“王稼祥同志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是很难得的，应该尽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之人，是当初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在遵义会议上，也是王稼祥同志投出关键性的一票……”
周总理后来遵照这一指示，在九届三中全会上传达。
1973年党的十大上，王稼祥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被周总理要去协助搞外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