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稻为桑是国策，道长交给严党去执行，严嵩将这件事交给了儿子严世蕃去做，严阁老心中想着让胡宗宪做，比较稳妥。
胡宗宪看到改稻为桑，就知道这是一个死局，于是想用拖延，直接拖黄了。
可嘉靖太想要钱了，严党也感到了压力，严世蕃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脑洞大开，下令在端午讯将九个县全部炸开淹了。
下一步就是低价兼并土地，改稻为桑就完成了，严党还可以大捞一笔。
毁堤淹水田是作大孽，但在官员眼中，是执行上峰的命令，天塌了有大个子顶着。
吕芳都说，皇上心中装的是九州万方，淹一两个县都是小问题。
为了达到目的，必须做
浙江是严党的地盘，一、二、三把手都是严党的人。
虽然里面也分，胡宗宪是严嵩的人，郑必昌是小阁老核心罗龙文的人，何茂才是鄢懋卿的人，总之是严党浙江执行人。
嘉靖一直给内阁压力，严世蕃也知道，要完成捞钱这件事，需要非常手段。
在嘉靖、严世蕃心中，要做事，牺牲百姓是常态，不在考虑范围内。
严世蕃因皇帝的支持，觉得这件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有靠山，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了，皇帝、官员都得了实惠，谁也不会追究。
于是绕过胡宗宪，直接给郑必昌写了信，让他们去做。
这种事，小阁老还没有糊涂到下发公文，只是私下写信让自己的执行人去做。
郑必昌、何茂才自然也不会亲自去做，也是让下属去做。
另一方面，郑必昌将织造局拉了过来，杨公公原本就要完成50万匹丝绸出口任务，大家相互帮助。
做之前，大家达成共识，为了完成皇上的任务，再苦也不怕。
大明官员的惯性
官员听上级的，县令听杭州知府，杭州知府听浙江巡抚，一级一级的传导。
在这些官员眼中，完成任务是自己日后升官的资本，至于做这件事危害如何，不是他们考虑的。
上级让你做，你就做，否则官也没得做。
这些官员同属于严党，他们的利益诉求就是一直在台上，就可以继续捞钱。
官员都是向上服从，从来不管老百姓的。
况且对于浙江官员来说，毁堤淹田是为了推行皇上改稻为桑的国策，是为皇帝分忧。
再加上有严党撑腰，毁堤淹田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讨好皇上和严党的机会。
最终他们选中马宁远，这个人算不上严党核心人物，只是胡宗宪的人，没有太多靠山，脑子很轴，一心要为胡大人分忧。
马宁远属于平时不关心老百姓死活，一心为上司分忧。他愿意为胡宗宪办难事，背骂名。
他以为胡宗宪是严党，所以必须听小阁老的所有指令，而小阁老也不会坑胡宗宪。
他是农民出身，怎么可能不知道其中的道道，可他站在自己官员的立场，就要为上司做事。
突发状况
胡宗宪，如果不是他对各方的利害关系了然于胸，就会被蒙在鼓里。
浙江官员他们设想，改稻为桑只要不发生民变，只要报一个天灾就糊弄过去了。
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会自己被杀，被推出。
在浙江官员和织造局眼中，只有不完成改稻为桑，不给朝廷弥补亏空，才是一个死。
他们的格局中，只有自己。
浙江官员都站在掌权者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
毁堤淹田是嘉靖帝的意志延伸，只要不闹大，那利益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能捞到好处。
之后浙江来一个官场异类海瑞，他不遵循官场惯例，而是遵守大明律，浙江的事情就盖不住了，嘉靖知道实情，原本都在桌子下面，可被端到桌子上，皇帝就必须查。
正如杨金水说的，有些事不上秤没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打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