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半岛有着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汉字、书籍、政治制度等方面，成为朝鲜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也体现在思想文化认同，甚至英雄崇拜上。古代朝鲜王朝不仅学习儒、释、道思想，也对中国历史上所崇拜的英雄人物，予以接纳和尊崇。即如文天祥（1236—1283）系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的忠义人物，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也颇受尊奉。朝鲜王朝在“尊周思明”的氛围下，不仅刊出了洪启禧所编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此传较之中国宋、元、明、清所刊行的任何一部文天祥传，部头更大，分量更重，宣扬文天祥的英勇事迹），且将文天祥画像置于永柔县三忠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道，岁时祭奠。文天祥崇祀，被纳入朝鲜王朝尊奉先贤体系之中，成为他们日常政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考察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不仅有助于理解朝鲜王朝后期政治文化特色，深入认识朝鲜王朝正统观的思想内涵，也从一个甚少关注的视角，深化对明清中朝关系史的认识。
一、元明清对文天祥的尊奉
文天祥，初名云孙，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中进士第一，为状元。元军南下，文天祥招募士卒勤王，率师北上，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与元军议和，却被元帅伯颜拘留，被押解北上。途中逃脱，九死一生，终得南归。与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称帝。祥兴元年（1278），他在广东五坡岭被俘，再度被押往大都，被囚三年，坚贞不屈，遂被杀害。
文天祥就义后，一直被书写，“友人如王炎午祭之以《文》，汪元量招之以《歌》，谢翱哭之以《记》，皆为千古传诵之作。至如公柩之返葬，夫人之南归，郡县之祠公学宫，乡人之梓公文集，以及顺天柴市之立祠，文山旧居之建庙，明时之追赠谥号，清代之入祀文庙，皆与公之事迹有关……至其他郡县所建公祠，后人吊公之诗文，则所在多有，记不胜记”。他的事迹被一代又一代追忆，他的精神不断被颂扬，他的形象也不断被诠释和建构，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忠义楷模。最早撰写文天祥传记的，都是文天祥同时代人，甚至是其知交好友，即如邓光荐、王幼孙等，他们代表着宋末元初南宋遗民的想法。他们尽可能挖掘文天祥的忠义事迹，一方面寄托追思和崇敬，另一方面也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在这些宋末遗民笔下，有关文天祥的叙事，并没有被置于明显的华夷观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主导书写的是儒家政治伦理所确定的忠臣典范。元朝官方决定着文天祥的生死，也对后世文天祥形象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元朝虽然杀了文天祥，但并不否认他的忠义精神。《宋史·文天祥传》论之曰：“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称颂文天祥杀身成仁，系一伟人。
明朝以程朱理学立国，尤其重视道德教化，从明太祖开始，就十分推崇文天祥。明代儒士们不断追叙文天祥的故事，重写他的传记。文天祥的形象在明代重新从记忆深处被挖掘出来，并加以建构。朱元璋立国之初，在南京建庙，岁时祭祀文天祥，同时敕封文天祥为天下都城隍之神。永乐年间，在北京重修文天祥庙，后来成为朝鲜使臣经常拜谒之处。明英宗时期，文天祥被追封谥号为“忠烈”。正德六年（1511），尹直为敕建文天祥等勇士螺山忠义庙撰写庙碑。文曰：“肆我太祖高皇帝，统一区宇之后，即祀公就义之所。永乐初，复饬公祠。景泰中，又易公名。孝宗皇帝特允臣言，建庙称禋溥及督府诸忠义。一时台省忠良，奉扬休命。贤愚歆慕，益知人臣死忠，弥久弥彰，而感激之心，勃勃如也。”明朝之所以如此重视褒奖文天祥，“目的当然是为了激发士大夫的忠诚孝义，为现实人臣和民众树立一座道德教化丰碑和人格典范，以便为公共道德和政治秩序服务”。宣扬的依然是他的“忠义”精神。
清初颁布薙发令，激起江南汉族士人的反抗，他们将发肤与文明礼仪结合起来，视同文明的象征，他们反复传诵中国古代忠臣义士的诗文，或自比，或自勉，文天祥则是反复被提及的。黄道周为南京弘光朝尚书，其曰：“磊磊轩天地，旗古今，则必以文信国为正焉！”绝命词曰：“乾坤有半壁，何忍道文山!”复社领袖杨廷枢言：“余自幼读书，慕文信国先生之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仿文天祥《正气歌》作绝命诗十二首，第一首就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气千秋应不散，于今重复有斯人。”文天祥为抗清志士之一致选择，因为当时南宋帝后皆已投降，文天祥所效忠的不再是帝王，而是“华夏中国”，南明诸臣有几乎相似的历史处境，故皆自比文天祥。清廷虽同样重视文天祥，对文天祥也给予很高地位，康、雍、乾三帝都对文天祥有过褒扬之词，道光年间，文天祥得以从祀文庙，但清朝官方所强调的是他的忠义形象，而消除其“华夷”之别的象征。20世纪初，文天祥被赋予现代新的意义，在清末民初的革命运动中，在传统华夷之别的基础上，他又被视作民族英雄。
除了南明（清初）和清末特殊政治环境，文天祥形象在清代仍然延续此前的主流叙事，在君臣关系的范畴而非民族维度中被视作忠义代表而受到推崇。恰恰是南明那种忠于“中华”、反抗“夷狄”的文天祥形象，虽为清廷官方所淡化，却在朝鲜王朝大讲特讲，其深受朝鲜现实政治及中朝关系的影响，被赋予“尊华攘夷”的象征意义，形成一个类似于中国又富有鲜明特征的文天祥形象，成为朝鲜王朝尊崇文天祥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朝鲜君臣对文天祥忠义形象的认知
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朝鲜王朝对于明朝，诚心事大，极为恭顺；对于清朝尽管缺乏政治文化认同，但也谨尽藩国义务。朝鲜使臣每年都来北京，时常瞻仰文天祥祠、三忠祠等，留下不少诗文，表达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也寄托对现实的某种关怀。随着《宋史》《文山集》等相关典籍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君臣也越来越熟知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在朝鲜王廷经筵、日讲中，他们经常讨论文天祥的传奇经历；越到后期，他们对于文天祥的事迹也越熟悉，不仅常将朝鲜人物，如郑梦周、李舜臣、姜沆、赵宪等比附文天祥，每每借文天祥说事，而且将文天祥这位中国历史人物，逐步融入他们认知范畴，最终接纳他为朝鲜所尊奉的忠臣先贤，赋予新的象征意义。
（一）朝鲜王朝对文天祥全方位的认知
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仰文丞相祠，留下不少诗文。在朝鲜王朝君臣日常政治生活中，中国历史人物时常被议论，文天祥也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之中。
首先，一代又一代朝天使来到明朝首都北京，瞻仰文丞相祠与三忠祠，表达崇敬之情；而进入清朝以后，燕行使则更多表达悲凉之意。弘治十一年（燕山君四年，1498年），朝天使曹伟拜谒文丞相祠后，连写五首诗，题为《谒文丞相庙》，第一首曰：“丞相祠堂何处寻，天街北畔凤城阴。清风肃肃庙庭邃，遗像堂堂岁月深。去国肯摇苏武节，存刘不愧孔明心。百年忠义留天地，烈日秋霜照古今。”对文天祥忠义大节深表敬意。
乾隆中期以后，随着会同馆门禁的解除，朝鲜燕行使外出拜谒的机会就更多了，即如蔡济恭、洪良浩、金昌集、金昌业、洪大容、朴趾源、赵显命、金景善、朴思浩等都留下了拜谒文丞相祠或三忠祠的诗文。燕行使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介绍北京文丞相祠、三忠祠的沿革，另一方面对祠庙的破败时常表达一种悲凉心境。如1712年，金昌业瞻仰三忠祠后写道：“庙宇荒凉，可知其香火之疏，令人尤伤心。”1778年，蔡济恭写道：“中州沦没古今伤，文相祠堂草木荒。惟有年年东国使，拜瞻遗像一焚香。”1811年，李鼎受特别写了《柴市悲》：“悲莫悲兮柴市，忠莫忠兮文山！三年燕狱万事闲，南向再拜报国身。风晦雷霁固有神，《正气歌》《衣带赞》，不独柴市过者尽沾巾！君不见辟雍南牌楼北，数间荒祠杜宇春。”1822年权复仁感叹道：“燕中丛神，淫祠在在，崇奉像设炫耀，唯岳庙、文祠荒寂圮废。余谓西山可夷也，琉璃厂可碎也，五龙亭、雍和宫可拆也，武穆、信国二祠，将岿然独存，与天壤同弊也！”道光年间，文天祥被清朝官方崇祀文庙，清廷并没有放弃崇祀文天祥，但朝鲜燕行使们似乎看不到这点，他们所见的文丞相祠与三忠祠破败不堪，似乎文天祥早已被抛弃了，或许是他们潜意识中“尊周攘夷”思想的一种外化，某种意义上，增添了朝鲜英祖年间建立三忠祠的必要性与使命感。
其次，《文山集》由朝鲜王朝官方多次刊印，成为他们日常必读之书。《文山集》最初系文天祥孙文富在元朝时的编刊本，但传世极少。元贞二年（1296）文天祥故里刻成三十二卷本，大德元年（1297）再刻《后集》七卷，世称道体堂本。明朝以后，刻本甚多，景泰、嘉靖年间皆有刻本。明清之际，有关文天祥诗文刊本多达二十余种。
《文山集》最早何时传入朝鲜，现今并不清楚。在朝鲜诸家目录书中，时有介绍《文山集》者。徐命膺所编之《奎章阁总目》曰：“《文山集》十本，宋丞相庐陵文天祥著。诗文十卷，《指南录》三卷，《集杜诗》一卷，附录一卷，并目录总十七卷。吴铨《序》云：‘《指南》二录，血泪为枯；《正气》一歌，川原动色。’历今五百年，而令人读之，凛然犹有生气。”推崇备至。洪奭周之《洪氏读书录》记录《文山集》最详，其曰：“《文山集》二十五卷，信国公文天祥之文也。公之文章皆忠义所发，不容以高下论。然或多骈俪工致，语皮日休谓宋广平铁心石肠；及赋梅花，乃清新妍丽，不类其为人，观于公尤信。至其歌诗，沉郁悲壮，而济之以才格，殆南渡二百年所未尝有。欲观公者，读其诗与《指南录》三卷足矣。”从朝鲜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书目来看，《文山集》有十七卷、十六卷和二十五卷三种版本，十七卷本包括目录一卷，疑与十六卷本同。即便如此，也至少有两种版本流传，当系朝鲜刊行之版本。
《朝鲜王朝实录》中，朝鲜君臣讨论《文天祥全集》，最早记载于朝鲜成宗二十四年（1493）正月。当时，侍读官俞好仁启曰：“《文天祥集》，忠愤激烈，实为诗史，使人读之，自有感慨之心，印颁何如？”此本很可能就是景泰刻本。俞好仁建议得到批准，于是朝鲜翻印《文天祥全集》，以广其传，成为朝鲜士人日常阅读的典籍。至少从成宗年间开始，《文天祥全集》就已是朝鲜君臣阅读的书籍。后来在宣祖、仁祖、英祖年间，朝鲜君臣都讨论过《文天祥全集》刊行问题，最终都付诸实施。可见，此书一直在他们的阅读范畴之内，加上《宋史》等史书也逐渐传入朝鲜，客观上为朝鲜君臣了解文天祥生平事迹，提供了文献基础。文天祥也由此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符号，被引入朝鲜王朝的日常政治之中。
再次，朝鲜君臣在阅读有关文天祥典籍的基础上，时常援引其事迹，为其政治主张提供合法性依据。成宗七年（1476）八月十三日夕讲时，都承旨玄硕圭言：“节义，国家之大防也，古之人臣如文天祥者，世不多有。”侍讲官李孟贤曰：“以唐、宋二代观之，唐享国三百余年，及其亡也，无一人尽节而死。宋朝享国四百余年，及其亡也，僻处一隅，衰乱极矣。如文天祥、张世杰，皆以忠义自奋，至于杀身而不顾，忠臣之多，莫过于宋。此岂一朝一夕所能致哉……愿殿下修名教，以培养士风。”在朝鲜人看来，文天祥是士人节义的化身，大臣向国王进言，希望国王倡导，以形成儒生崇尚节义、杀身成仁的士风。
中宗九年（1514），经筵夕讲《宋鉴》，大臣许硡劝谏国王应该崇奖节义，以培植国家之元气，认为宋代之所以出现像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节义之士，乃是历代宋朝皇帝“仁厚之德”所养成的。几天以后，二月二日，讲到文天祥至燕京，许硡曰：“文天祥在元，则乃敌国之臣也，嘉尚节义，供张甚盛。大抵人君必崇奖节义，扶植纲常，然后大防立而人心定矣。”事实上，在这期间，朝鲜君臣就“崇尚节义”之事，展开过热烈讨论，君臣一致认为当学习宋朝，“褒奖节义”。
英祖君臣经常讨论中国历史，宋末这段历史就是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英祖二年（1726）十二月十五日，经筵读《宋鉴》，英祖与侍读官诸臣讨论宋末史实。英祖君臣认为，宋末忠臣义士多，以文天祥、陆秀夫为最，乃是宋代文教，尤其是濂、洛、关、闽之学大盛的结果，也就是程朱理学的影响。如果宋末诸帝早用文天祥、陆秀夫等人，或许宋朝国事不至于此，早就能够寻找到救国之策。但文天祥也不被时人所知，陆秀夫的史实也未能写入《三纲行实》之中。忠臣事迹湮没不闻，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憾事。第二天夜对之时，讲《宋鉴》元世祖、成宗卷，侍读官金龙庆再次指出文天祥这样忠臣的出现，是“宋三百年培养之效”，强调文教的重要性。英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大司宪赵观彬向英祖表示，宋末会出现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节义之士，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受到朱熹理学的熏陶，系宋代朱子学倡导义理之结果，且他自称是当代的文天祥。
可见，朝鲜君臣经筵之时，经常讨论中国历史人物，文天祥是经常被提及的人物。或以其经历说事，多强调他的忠义精神。尤以英祖时期为著，也正是在英祖年间，发生了将文天祥画像入三忠祠之事，而文天祥的形象又增添了新的意义。下文再论。
最后，朝鲜王朝不仅刊印由中国传入的《文天祥全集》，英祖年间洪启禧还编成了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较之中国现代以前任何一种文天祥传，部头更大，分量更重。
文天祥三十七岁时，因为得罪权臣，自请致仕，也成为朝鲜诸臣经常比附的一件事。朝鲜史书中，对于文天祥未满四十即致仕，但国事日乱之时，又出山救国，每每称颂。有曰：“人臣事君，富贵，虽有难进之操；临乱，必无退避之意。故宋臣文天祥年未四十而致仕，若将终身于田野。见其宗社将危，国事已去，则志决扶颠，竭心殚诚，死而后已。”国难之时，毅然出山，迎难而上，这种精神每每为朝鲜君臣所称道。朝鲜国运多艰，壬辰倭乱，丙子胡乱，丁酉胡乱，战乱不断，在此危难之时，文天祥的精神常常为他们所推崇，成为他们尊崇的楷模与比附的对象。
对于文天祥全方位的叙述，莫过于英祖时重臣洪启禧所撰成的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书前有《文山先生详传序》，落款为“崇祯之三壬申（1752）日南至南阳洪启禧谨序”，此书完成于1752年。书前有“文山先生小影”，附邓光荐、王幼孙赞辞。然后是《续资治通鉴纲目所书文山先生事》，接着分“天、地、人”三卷，叙述文天祥的生平事迹。序文将文天祥视作宋代儒贤三百年培养的结晶与代表，是宋代儒士忠义最杰出的代表；同时强调文天祥既然忍受非人的折磨，体现其尽“人臣之义理”，并非系一代之兴亡，而为“万世”之标杆，“为人臣者之标准”，可与诸葛亮并称，共同作为忠义的典范。此书综合了《文天祥全集》《宋史》以及中国宋元明清各种文天祥传记资料而编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朝鲜儒士对“黄冠之对”的辩说
所谓“黄冠之对”，出自《宋史·文天祥传》。据载，文天祥羁押大都之时，忽必烈派王积翁去劝说文天祥投降，文天祥表示，如果释放他回家，他愿以“黄冠”归故乡，也就是成为道士，且可以为元廷“备顾问”。此论在中朝史上都引起很大争论，是影响评判文天祥忠义精神的关键问题，故而单独讨论。
明人解缙辩驳曰：“盖《宋史》作于元盛时，故于丞相事特诬陋。至云丞相求为黄冠等语，欺罔尤甚！顾岂足为丞相轻重哉！然恐相袭讹谬，不可不辨也。”特别指出是元官修《宋史》的污蔑之词，强烈表示文天祥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王世贞也说：“凡闽僧之告‘星变’，‘中山狂人’之欲‘起兵’与诏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备顾问’之言，毋亦馁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梦炎之不请释公，虽以害公，其为知公者矣。即不杀公而公竟以黄冠终，不可也。即公不以黄冠终而有所为，必败；败而死于盗贼之手，以歼其宗，而夷赵氏之裸将，亦未可也。然则公之为宋尽矣，其亦可以死矣。”也强调所谓“黄冠之对”，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是文天祥的自我叙述。
对于文天祥的生死观，英祖君臣有过讨论。英祖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国王与大臣读《宋元纲目》，谈到文天祥最后时刻的生死抉择。对于文天祥在元大都羁押三年不死，而遭人非议之事，朝鲜君臣以为这是完全不了解文天祥心思；文天祥绝食八天后没死，而再进食，并非文天祥舍不得死，而是他顺应天命，另有心志，也并非能随意揣测的。并进一步解释宋亡元兴的原因，认为宋朝虽有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忠臣义士，最终还是被元朝灭亡，是因为宋朝有忠臣而不用，却用小人；元朝虽为夷狄王朝，但善用人才，故能战胜宋军。这实际上是借讨论文天祥等宋末史事，表达重用忠臣之重要性。
朝鲜儒士对“黄冠之对”，有专文辩驳。他们不相信《宋史》的说法，更不相信文天祥会有这样的想法。有人担心朝鲜儒士们对此有误会，特地撰文解释，认为文天祥这么说是有深意的。肃宗时期著名学者金春泽特作一篇史论，详细分析文天祥“黄冠之对”的说法。他认为，忽必烈派王积翁劝降文天祥，文天祥说：“倘蒙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所以王积翁劝忽必烈释放文天祥，让他出家为道士。但作者以为即便忽必烈释放了文天祥，“吾知天祥必以为吾既不能死于国亡之日，万一得脱而归者，当求赵氏儿于民间。纠乌合之众，励尺寸之兵，以图兴复而已。虽知势之不成，或冀天之助顺，不成则死，是又吾事也云耳。”文天祥只要活着出去，他的目标就是要兴复赵氏江山。留梦炎颇了解文天祥的心思，故而劝忽必烈杀了他。作者特别强调：文天祥早就置生死于度外，他曾作诗“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是其捐性命与家族也素矣”。因为担心有朝鲜人会误解文天祥之意，所以特别为文天祥辩解。
英祖时期著名儒士徐宗华则另有解释，认为文天祥有“恶死之心”和“号召遗民而图恢复”的说法，“二言皆非知文公者”，不足为据，而另立他说。“自戊寅被执，至燕狱五年之间，无非求死之日，而终不得死，其为恶死者耶？”而所谓以“黄冠之身”，图恢复之意，时移世易，宋室早已消亡，“四体已冷，天意人心，盖可见知”，故亦非其意。既然如此，为何会有“黄冠之对”呢？他以为文天祥乃效仿微子、箕子，期待元主“变夷为华”，既不怕死，也不一味求死，“安于时，顺于义”也。可见，朝鲜文臣的两种解说，都是为文天祥所谓“黄冠之对”辩护，无论是寻赵氏后裔以复国，还是期待元主“变夷为华”，都是朝鲜儒生的美好想象。这样的解说在中国明清并未见到，也显示出朝鲜对于文天祥的忠义形象有更加美好的寄托。
（三）把朝鲜大臣比附文天祥
在朝鲜君臣不断建构文天祥形象的同时，他们也经常将本国历史人物，如郑梦周、赵宪、姜沆、宋时烈、金尚宪等比作文天祥，因为这些人物都被视作朝鲜忠义的化身。太宗元年（1401）正月十四日，参赞门下府事权近应诏上书，其中第五条“褒节义”曰：“自古有国家者，必褒节义之士，所以固万世之纲常也……窃见前朝侍中郑梦周……其心岂不欲厚报于太上！且以才识之明，岂不知天命人心之所归！岂不知王氏危亡之势！岂不知其身之不保！然犹专心所事，不贰其操，以至殒命，是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也……文天祥死于宋，而元世祖亦追赠之。梦周死于高丽，独不可追赠于今日乎？”尽管郑梦周是因为忠于高丽而死，但其忠君报国的节义精神理应得到弘扬，故权近劝太宗效法元世祖追赠文天祥的做法，以追赠郑梦周。此后，朝鲜君臣就经常将郑梦周比作文天祥。
宣祖重臣尹斗寿特作《成仁录》一书，将郑梦周与文天祥的忠义事迹编为一书，大肆褒扬。《成仁录序》中，将二人对比，讴歌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以为他们生于宋末与高丽末，时代相似，都处于风雨飘摇的王朝末世，但是他们为了“万世之纲常”，历经苦难，最终捐躯报国；二人贞忠大节，若合符契，共同留名节于万世。此书影响很大，朝鲜性理学大师李珥为其添上郑梦周画像，因郑梦周后人郑俊一对英祖说：“臣之十二代祖与文天祥同节，故合为一册矣。臣家亦有梅竹帖，皆是名臣硕辅画像也。”可见，从朝鲜初年开始，朝鲜君臣就将郑梦周比附文天祥，成为朝鲜儒生的一致看法，看重的正是他们的忠贞节义精神，大加宣扬。
壬辰倭乱之时，朝鲜刑曹左郎姜沆被日军俘获，带往日本。姜沆想方设法逃回朝鲜，上书向宣祖国王请罪。对于自己被日军俘虏一事，姜沆自比文天祥，认为被俘不可怕，即便像文天祥这样的忠臣义士也难逃被俘的命运，其“忠诚”之义，丝毫不比他差。姜沆自比文天祥，不仅为当朝君臣所信服，也为后世所称颂。《朝鲜显宗修改实录》言：“倭人盛称其节义，至比之于苏武、文天祥。”比附文天祥，这对于被比之朝臣来说，是莫大之荣耀。孝宗三年（1652）六月二十五日，议政府左议政金尚宪卒。《朝鲜孝宗实录》论之曰：“古人谓文天祥收宋三百年正气，世之论者以为，天祥之后东方唯尚宪一人而已。”把金尚宪比作文天祥，且言东方一人而已，评价之高，前无古人。英祖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英祖召见诸大臣议事，有朝臣因为地名相同，提议将文天祥追配赵宪祠，英祖当场反驳“文天祥岂可配享于赵宪耶”！这句反问，有相当丰富的内涵。文天祥作为宋末忠臣，系上国的忠烈典范，在朝鲜只能作为崇奉的对象，是朝鲜诸臣效仿的楷模，焉能反过来将他的牌位追配于朝鲜先贤赵宪的祠中呢！事实上，朝鲜君臣每每将赵宪比作文天祥，但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君臣礼仪，主次分明，绝不能随心所欲乱来。
综上所述，朝鲜燕行使常在北京拜谒文丞相祠和三忠祠，君臣不仅十分熟悉文天祥的生平事迹，成为经筵之中时常讨论的话题，也编出了近代之前篇幅最大的《文山先生详传》。朝鲜儒士对于历史上有所争议的“黄冠之对”，也有非同一般的解说，以维护文天祥的忠义形象。朝鲜君臣十分尊崇文天祥，将朝鲜王朝忠义人物都比附文天祥，一方面对于被比附之人是一种莫大荣幸，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朝鲜人看来，文天祥是忠义人物标杆，是他们学习的对象，顶礼膜拜的楷模。这种忠义形象的认知跟中国元明清的认知类似，正体现同为儒家文化的中国与朝鲜，同样看重朝臣的忠诚。当然也有不同，即如对于文天祥“黄冠之对”的解释，无论说是要寻赵氏之后，复大宋江山，还是说要“劝夷为华”，都是朝鲜士人所寄予的不同想象，有着深深的朝鲜烙印。但英祖年间，朝鲜燕行使购来文天祥画像之后，朝鲜将文天祥纳入崇祀的对象，则更增添了一种“尊华攘夷”新的正统象征意义。
三、英祖君臣对文天祥画像入祀之争论
朝鲜王朝崇祀文天祥，发生在当政在位时间最长的英祖国王（1724—1776）时期，也是朝鲜王朝后期倡导“尊周思明”最为热衷的时期。当时朝鲜臣服清朝百余年，朝鲜君臣以为“胡无百年之运”，时常担心大祸临头。英祖国王在宫中扩建大报坛，将原本只崇祀明神宗的大报坛，推及明太祖和崇祯帝，尽管受到朝臣激烈反对，英祖国王强力推行，最终如愿。恰在此后不久，朝鲜燕行使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由此又激起英祖国王强烈的崇祀欲望，因为文天祥画像为其倡导“尊周”思想，增添了一个新的象征符号。
诚如前面提到，自1637年臣服清朝，成为清朝藩国后，朝鲜每年都派燕行使前往北京。乾隆中期以后，使行人员可自由游览北京城，他们常拜谒文天祥祠，写诗文纪念。即如朴思浩《文丞相祠堂记》，描述北京文天祥祠的情形，包括地理位置、格局大小、塑像形貌，并特意记录祠位版及匾额上的文字，凸显祠堂本意在于强调文天祥的忠义精神；末引《大兴县志》，说明文天祥就义情形以及祠庙修筑经过，褒扬有加。也有关于北京三忠祠的记录，“三忠祠即诸葛武侯亮、岳武穆飞、文文山天祥三塑像妥灵之所”。朝鲜王朝英祖年间，仿效北京三忠祠，将诸葛亮、岳飞、文天祥神位置于一庙之中，将卧龙祠改为三忠祠，这样朝鲜半岛也就有了崇祀文天祥的庙宇。
朝鲜王朝宣祖年间，在平安道永柔县建造了卧龙祠。宣祖二十五年（1592），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三个月内，朝鲜三京陷落。宣祖只得北狩，从汉城到平壤，最后落脚义州。1593年正月，明军收复了平壤，宣祖搬到永柔，驻留数月。宣祖获悉永柔县有卧龙山，当即联想到诸葛亮，即有意建庙。1594年，平安道监司遂在永柔卧龙山修建武侯庙，并立碑。一则表达宣祖国王在壬辰倭乱时期，想求像诸葛亮一般的股肱之臣；二则也表彰永柔县民的忠诚，弘扬其忠义精神。肃宗年间，在讲求“尊周思明”的氛围下，岳飞牌位被移入其中。而将文天祥画像置入卧龙祠中，乃因有燕行使臣从北京带回了文天祥画像。英祖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燕行使赵显命向国王禀报，他从北京得到文天祥画像。《承政院日记》曰：“（赵）显命曰：‘文丞相画像，臣得来矣。’上曰：‘印来乎？’显命曰：‘印来一件矣。’”文天祥画像是由燕行使赵显命从中国印回来的，如何将其妥善处理，则成为朝中日常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君臣之间由此展开了一场权力博弈。
二月初三日，英祖与诸大臣讨论安置文天祥画像的办法。英祖最初提议在北境五国城附近建造一庙，以崇祀文天祥，以陆秀夫配享。所谓五国城，据《辽史·地理志》载，实际上是在中国辽东松花江地区，“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被押往辽东，后被囚于依兰五国城头，徽宗死在那里。朝鲜却风闻五国城在咸镜道内，大概也是根据这个传说。英祖选中此地建庙崇祀，正是想借该传说附着的政治意义，进一步凸显君臣之间的政治伦理，“今于此处，建宇祀两人，使二帝，无臣而有臣，二忠百代之下，可以依君”。但这一提议，遭到左议政金若鲁、行副司直赵荣国和礼曹判书徐宗伋一致反对，他们强调五国城本无据可考，在此建祠，根本无从谈起。在此情形下，英祖只得暂缓讨论，由此提出第二个建议，问是否可以配享于诸葛亮庙。金若鲁、洪凤汉皆表示赞同。英祖再提议，能否将陆秀夫一同崇祀于诸葛亮庙，诸臣又都反对，认为“大臣所达诚是矣，推而广之，则渐至太多矣”。在当天讨论中，英祖事先已有设想，他更为急迫地想要为文天祥建祠崇祀，选址于更能彰显君臣之义的五国城，在崇祀文天祥画像过程中，国王比大臣们更为热心，目的性也更强。但英祖却处于大臣掣肘、步步退让的窘境。
第二天，英祖与另一批大臣再次商议文天祥画像安置之事，英祖提出同样的问题。赵显命乃是将文天祥画像从北京模印回来之人，跟其他大臣回答一样，他也不同意在五国城附近为文天祥建祠，而认可将文天祥画像安置在诸葛亮庙中崇祀的办法，但也不认同将陆秀夫牌位与文天祥一同置于诸葛亮庙中崇祀，认为不能推得太广。两天两批大臣，几乎像是事先商量过似的，意见完全一样。国王没有办法，只得扩大征询意见的范围。
二月初四日晚上，同副承旨南泰耆与修撰金阳泽赞同在五国城附近修建祠庙，崇奉文天祥画像，对于陆秀夫同祀，则没有表示态度。英祖似乎受到鼓励，遂再扩大征询范围，争取得到更多支持。二月十九日，“其令礼官问于时原任大臣、儒臣，禀处事”。几乎所有被问到的朝臣皆反对英祖的两个提议，理由如前：第一，所谓皇帝陵五国城，只是一个传说，并无实据，不能当真，在五国城附近建祠缺乏依据；第二，可以将文天祥画像安置在诸葛亮祠中，但不宜将陆秀夫的牌位也置于其中，以免过于扩大。
英祖国王既然在朝中无法寻求到支持，再征询致仕乡居大臣的意见，以寻求支持。同年三月十四日派遣礼官将此事原委征求致仕家居的在外儒臣。外地儒臣大体有两类回复：一类，跟在朝诸臣一样，直接反对国王提议，认为建祠于五国城不妥；另一类以年老体衰，早就不问政事为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干脆采取一种不予表态的办法。致仕诸臣几乎没有赞同国王提议的。下面试将朝鲜诸臣对于英祖提议的意见，列为表1。
从表1可知，英祖国王对于文天祥画像的安置，从一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十四日，先后五次征求朝臣意见，综合而论，英祖对于文天祥画像的安置相当重视，他在经筵之时，首先提出来既然北道发现宋代皇帝陵五国城，且和《宋史》记载相合，文天祥是宋末忠臣，应该在五国城附近建祠崇祀。同时，因为陆秀夫跟文天祥齐名，也系宋末忠臣，一旦祠庙建成，应该将陆秀夫与文天祥一并崇祀。英祖分批征求朝臣意见。前三批借经筵之时，征求侍讲官看法。经筵侍讲官都是朝中重臣，位高权重。但从左议政金若鲁开始，就明确反对。认为所谓皇帝陵五国城完全没有根据，像陆秀夫这样的宋末忠臣很多，为何一定要把陆秀夫与文天祥同祀？不如把文天祥画像放入永柔卧龙祠，跟诸葛亮、岳飞同祀一庙。随之几乎每位侍讲大臣皆是这样的意见。只有第三次征求意见时，同副承旨南泰耆和修撰金阳泽赞同英祖看法。英祖见到有人支持，第四次再问金若鲁、赵显命等人，没想到他们依然坚持原来看法，没有丝毫改变。为了争取更多支持，英祖特别派礼曹官员前往各地，征询致仕家居的老臣们的意见，但只有一人提议如果要建祠也不用那么远，直接在汉城外建祠即可。其余八人全都不置可否，故意不答，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赞同。实际上明显不支持他的提议。在此情形下，英祖知道再争无益，只得顺从大臣们的意见，将文天祥画像安置于卧龙祠中。
经过与朝臣多番博弈，英祖最终也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崇祀文天祥画像，只得妥协。二十六年（1750）三月十六日，英祖召见诸臣，最终决定文天祥画像安置在永柔卧龙祠。英祖命承旨书传教文，向群臣表示：一是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具有忠诚节义的品质，是忠臣志士效法的楷模，肯定三者同享一祠的做法；二是继续强调当初建祠于五国城，实际具有深意，同时表达对于陆秀夫未能入祠的遗憾；三是明确同意将文天祥同配于卧龙祠，三忠共同崇祀，并要亲制祭文与文天祥画像一道置于祠中。由此，君臣之间关于文天祥入祠的争论，因英祖的妥协告一段落。
可见，从正月二十八日赵显命从北京出使回来复命，进献文天祥画像，到三月十六日最终将文天祥画像安置于永柔卧龙祠，乃是英祖国王跟朝臣博弈的结果。表面上看，似乎诸大臣在乎五国城之真伪，实际上从这种分歧中可见很多问题。试析之如下：
第一，文天祥系宋末忠臣，朝鲜君臣都认同这点，但对于忠臣的认知是否完全由国王说了算，则未必如此。朝鲜诸臣不认同英祖崇祀的地点和一并崇祀陆秀夫的建议，说明朝臣未必认同英祖国王的标准，朝鲜诸臣希望保持他们对于忠臣义士看法的相对独立性。
第二，英祖时期是极力倡导尊周思明的时期，就在前一年，因为朝臣黄景源从《明史》中发现，丙子胡乱之时，崇祯帝责令登莱巡抚陈洪范救援朝鲜，但明军尚未出发，朝鲜已经投降清朝了，英祖国王经过多次商议，最终强行将大报坛崇祀，由肃宗时期的独祀明神宗进而扩展到明太祖和明崇祯皇帝。这件事发生之时，大报坛扩祀讨论仅系半年前的事情，朝鲜诸臣记忆犹新，他们非常担心英祖国王会像扩建大报坛一样，由明神宗皇帝扩展到明太祖、崇祯帝；他们也担心一旦赞同英祖将陆秀夫纳入崇祀对象，说不定又会引发其他大臣被援例进来，以致难以招架。这或许是他们反对将陆秀夫与文天祥同祀的原因。
第三，将文天祥与诸葛亮、岳飞同祀卧龙祠中，实有深意焉。一方面他们都是中国的忠臣，也是朝鲜朝臣效仿的对象，表达宣扬忠义精神；另一方面，宣祖是在壬辰倭乱时期建造卧龙祠的，卧龙祠本身就表达一种捍卫领土、抗击敌寇的象征意味，而时当英祖国王极力倡导“尊周攘夷”的时代，他之所以如此热切地想另建祠庙，就是希望凸显这样的用意，使之成为另一个“尊华”的象征。如果说大报坛的崇祀是承继明朝的中华正统，那么卧龙祠崇祀诸葛亮、岳飞和文天祥，本身就是中华正统的象征。他们忠于王朝，忠于皇帝，忠于中华，也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其象征意义，暗示朝鲜高举中华正统的意义。
四、文天祥画像入三忠祠与朝鲜之崇祀
诚如前面提到，卧龙祠正是宣祖年间所建。最初修建卧龙祠，以崇祀诸葛亮，后来又将岳飞牌位置于其中，一同崇祀。今将文天祥画像置入此庙中，因为他们三人皆系忠臣，将诸葛亮、岳飞、文天祥视作“三忠”，这也是当时中朝约定俗成的说法，因为北京的三忠祠就是崇祀他们三人的。英祖也说过：“诸葛、岳武穆、文文山三人，谓之三忠。”卧龙祠就变成了朝鲜的“三忠祠”。对于此祠的情况，英祖曾言：“癸卯（宣祖三十六年，1603）建祠，戊申（宣祖四十一年，1608）赐额，而乙亥（肃宗二十一年，1695）配享岳武穆，庚午（英祖二十六年，1750）配享文文山矣。”清晰地呈现了由卧龙祠变成三忠祠的重要时间节点。
既然决定追配文天祥画像于卧龙祠，英祖遂指令承旨写祭文，同时给诸葛亮、岳飞也写祭文，“先制祭武侯文，次制祭武穆文，次制祭信国文，各四字二十句”。两个月后，朝鲜君臣商议文天祥画像安置于卧龙祠中的具体办法。左议政金若鲁曰：“当此疠疫炽盛之时，役民一节，不可不念，姑令待秋举行无妨矣。”礼曹判书申晚跟国王讨论崇祀文天祥画像的具体办法，主要讨论了一些崇祀的细节：当初追配岳飞之时，立了碑，但没有祭文，今当将岳飞与文天祥同撰祭文。金若鲁觉得时当春疫泛滥之时，不如秋成之际再做，得到国王批准。同时，因为听当地官员讲，卧龙祠相当宽敞，崇祀诸葛亮和岳飞，空间很大，为文天祥追加一个牌位，绰绰有余，故祠庙无需扩建。文天祥画像追享之时，依从崇祀诸葛亮和岳飞的办法，“以位版奉安”，“画像则别为藏置”。规定一年春、秋两祭，统一格式。从牌位、祭祀方式、具体陈设情况等等方面，文天祥的牌位跟诸葛亮和岳飞一样，“三忠”一视同仁。
建祠地点与方式商量好后，无需重新建祠，也不需要扩建卧龙祠，只是在祠中摆上文天祥的牌位即可。最后批准，文天祥画像的奉安致祭日为六月初二日，由左副承旨洪益三去完成。七月二日，洪益三复命。英祖详细询问其情况，包括既有卧龙祠整体情形，其阁制大小与新旧等；也有具体细节，如画像、御笔是否安置妥当等。洪益三一一作答。从中可见，卧龙祠很大，有三间庙舍，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各占一间，从左到右排列，诸葛亮居左，岳飞居中，文天祥居右，卧龙祠重新粉刷一新。英祖细致询问大小事宜，可谓相当重视，对他而言，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既然将文天祥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安置在三忠祠中，英祖就经常派大臣前往祭奠。英祖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英祖召见致祭承旨郑尚淳入侍，特别询问祠庙情况：“上曰：‘卧龙祠大乎？丹雘如何？’尚淳曰：‘不甚大而皆画像，诸葛武侯则纶巾羽扇，而文丞相在西，岳武穆处东矣。’上曰：‘注书出去，持卧龙祠致祭祭文以来。’臣承命出去，奉祭文入来，上命尚淳读之。上曰：‘不觉垂涕矣！祭物如何？’尚淳曰：‘有羊、豕，而无牛矣。’上曰：‘悬板已悬之乎？’尚淳曰：‘自监营往悬之矣。’上曰：‘此后三忠祠致祭时祭文，称‘有汉’‘有宋’，头辞‘维岁次’下，只书某年干支事，定式施行。”从中可见卧龙祠的规模以及祭祀情况。郑尚淳的汇报跟十几年前洪益三的汇报有些不同，规模不甚大，而三忠牌位的安排也不同，郑尚淳只介绍了画像。祭品有羊、猪，无牛。英祖特别提出祭文中的正朔，称“有汉”“有宋”，没提“有清”，也不用清朝年号，只书干支，以凸显在“尊周攘夷”氛围之下三忠祠的中华正统象征意义。
英祖四十六年七月初九日，英祖因阅读与武侯祠相关的文献，由此生发一番感慨，其言甚长，恕不全引，综合而论，乃英祖就卧龙祠追慕宣祖之意，有感而发。主要有几点：第一，此事起因乃英祖与诸朝臣读《礼曹誊录》中建造卧龙祠时的《宣庙教文》和大臣李敏叙的疏文，进而再读《岳武穆配享备忘记》和《文文山配享备忘记》，实际上追叙卧龙祠创建、拓展、延伸的始末，由诸葛亮到岳飞再到文天祥的变化过程。英祖颇有感慨。第二，对于宣祖建祠之意，赋予深刻的象征意义，英祖大加阐发。“义州聚胜堂、永柔梨花亭、海州芙蓉堂，皆追慕。而前后亲书揭板，此亦少伸微忱，亦何复谕?”这一类祠庙甚多，皆表示宣祖追慕先贤忠烈之意。第三，英祖特别提到“因卧龙祠，近八闻此，是岂偶然”，英祖国王已年逾76岁，年近八旬，因为卧龙祠而知悉宣祖追慕忠臣之意，其大有深意。第四，宣祖卒于戊申二月，卒前还亲赴庆运宫，赐馔卧龙祠所在地“永柔文、荫、儒、武在京者，曾任永柔县令者”，以示优礼。次日，英祖亦效仿宣祖做法，赴庆运宫给来自永柔县的诸臣赐馔；同时指令当地道臣给当地年逾七十以上的臣民在梨花亭中共食，各赐帛一匹，以表追怀之意。
正祖十年（1786），在宫中发现肃宗国王御制赞三忠图像三本，遣官移奉三忠祠中。正祖亲作祭文三篇。祭文天祥曰：“乌乎文山，际时不造。平生姱节，周苌唐杲。燕山柴市，白日虹贯。英魂上征，侍帝香案。一幅传神，独留人寰。云劫漫漶，绘素犹完。眉目山河，衣带仁义。往迹昭森，不待青史。有海东流，鲁连所蹈。地称小华，祠建净土。选谷移奉，公像在堂。有觩者卣，尚歆清香。”表达深深的追慕与崇奉之情，特别强调“地称小华，祠建净土”，以凸显其中华象征意义，并令平安道观察使赵璥作《三忠祠祭文》曰：
是祠也，当诸葛公之始享也，孰知夫岳公、文公之次第同祀乎！而我肃庙特旷感于三忠，图其形，赞其烈，表章之如一。我圣上又为之移奉于是祠，与英庙御笔灿然并耀，其为兹土之荣，謷乎大矣……噫！今去三忠之世已远矣。然其大节之感人，赫赫如昨日事。而我先王尚贤之德，我圣上述事之孝，又有以鼓动而兴起焉。兹土之人，苟有秉彝之天者，其岂不油然而激感乎！夫大节三忠之迹也，秉彝人人之心也。因其迹而求之于心，能尽夫所秉之彝，则其修身也，斯可以明志致远矣；其率职也，斯可以尽忠报国矣；其立命也，斯可以成仁取义矣，夫然后始谓之激感兴起而不负于朝家鼓动之化也。兹土之人，可不勖哉！
此文先交代三忠祠的创建经过，然后特别强调从宣祖开始，经肃宗、英祖，到正祖年间，莫不重视三忠祠。宣祖开创此庙，肃宗年间将岳飞添入此庙之中，当时此庙还并非三忠祠，肃宗就为三忠图像御撰赞词，似有先见之明。英祖迁入文天祥画像，最终使之由卧龙祠变成三忠祠，这不仅是朝鲜宣扬忠义的重要场所，也是朝鲜确保正统的一个象征。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之所以被视作“三忠”，乃因为他们既忠于朝廷，更忠于中华。而朝鲜王朝肃宗国王以来，尤其强调中华大义，肃宗在明朝灭亡六十周年之际，在昌德宫后苑建造大报坛，以崇祀明神宗皇帝；英祖将其扩建，并推广到明太祖和崇祯帝。朝鲜王朝自认为承继了明朝以来的中华正统。三忠祠的建设，由诸葛亮扩展到岳飞，最终到文天祥，他们是中国历史上忠义之臣的代表，是中华正统的另一个象征。
五、余论
在宋朝已灭亡、皇帝投降的情形下，文天祥依然忠心耿耿，他所忠的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在中国随后历朝皆强调这种忠臣义士的精神。在朝鲜“尊周思明”的氛围之下，文天祥的忠义精神依然在，文天祥的忠义形象又被赋予了一种“尊华”的象征。
朝鲜王朝在明清更替之时，被迫由明朝藩国变成清朝藩国，在性理学影响下，朝鲜君臣高举“尊周思明”的大旗，将清朝视作夷狄，而强化跟逝去明朝的关系，视作明朝以来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们在祭祀明朝皇帝之同时，也承担对中华忠烈的祭祀，更加强化他们高举中华正统大旗的责任感，进一步宣示他们为中华正统的唯一继承者。甚至传说文天祥后人在明清更替之后，东渡到了朝鲜半岛。“今文文山之后，避地东土，流离颠连，不绝如缕。”不管事实如何，这种说法为朝鲜增添更加强烈的使命感。当英祖经过与朝臣多方角逐，才最终将大报坛祭祀对象扩展到明太祖和崇祯帝。尘埃方定，半年之后，燕行使从北京带回了文天祥的画像，引起英祖又一番责任感。朝鲜君臣对于文天祥忠诚事迹了如指掌，英祖当即要为文天祥建庙崇祀，经不住朝臣反对，只得将其画像入卧龙祠，使之扩展为三忠祠，这更加增添了此祠中华正统的象征意义。文天祥被羁押大都，三年不死，他所忠的正是中华正统，而并非早已灰飞烟灭的大宋王朝。朝鲜英祖国王崇祀文天祥的画像，更强化了这样的意义，因为朝鲜君臣将其视作中华正统的维护者与殉道者，从朝鲜当时所处的时空环境中，去重塑文天祥的形象，这正是三忠祠崇祀文天祥的现实意义，是朝鲜王朝“尊周思明”意识的又一种表现。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23年第5期，第2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