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是中国龙的原形，民间又称“小龙”。《山海经·海内经》里写：“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猿，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其中写的蛇，显得比较神秘可怕，但蛇在民间也有祥瑞的一面，素有“蛇盘兔，必定富”的观念。蛇能蜕皮再生，具有生殖崇拜的符号意义。东汉画像石中，就刻画了华夏民族的始祖、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象征着人类生生不息繁衍子孙。
受中原文化影响，人身蛇躯的形象也出现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里。1967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45号墓出土的《伏羲女娲图》，麻布质地，长176.5厘米，上宽118厘米，下宽92.5厘米，呈倒梯形。画中伏羲头戴黑色幞头，内穿白色窄袖衫，外穿衣袖宽大的黑色深衣，左手执矩；女娲发髻高束，曲眉凤目，额描花钿，脸施靥妆，身穿卷云纹短襦，肩披帔巾，下穿间色长裙，右手执规。男女二人，人首蛇身，缠绕相交，四周卷云围布，艺术造型神异，寓意无穷。
1982年和田布扎克墓葬发现的一具五代时期的彩绘木棺，造型仿中原棺椁形制，前高后底，将彩棺放置于特意构建的围栏台座之上。彩棺四周布满了乳丁纹并彩绘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图案。彩棺后端的正面绘有玄武图案，乌龟呈行走状，一条蛇缠绕在乌龟身上，乌龟伸长脖颈回头张望，而蛇尾弯曲翘起，整体画面清晰可见，充满怪异奇特的色彩，同时流露出中原道家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新疆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件造型独特的唐代陶质蛇文物——兽头蛇身饰件，吐鲁番市交河故城遗址古墓出土，高6.2厘米，长11.7厘米，蛇身粗壮曲卷，并刻有圆形的钱文。兽嘴大张，两眼圆睁，鼻部残损，耳侧立紧贴于头两侧，头顶还装饰着一颗圆珠，颈上部有一排竖起的鬃毛，极为生动。这种造型奇特的蛇文物在全国也十分罕见。
蛇还出现在新疆古代的毛织品中，如1998年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出土的一件魏晋时期毛绦，长44厘米，宽4.5厘米，其主题纹样就有一条身体曲卷的蛇纹图案。毛绦用红、白、蓝等羊毛混纺纱线织成，主纹样是蛇纹，蛇头六边形，方眼、曲状嘴，蛇身呈折线的弯曲状，编织十分巧妙。
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若羌县楼兰遗址盗掘出一块汉晋时期的深蓝色毛布残片，残高13.5厘米，宽13厘米，现收藏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上面绘有希腊神话人物赫尔墨斯和双蛇杖顶部。这种蛇纹图案在西方被称为“生命之星”，今天被广泛用于救护车、救护直升机、救护器材与救护制服上，是紧急医疗救护服务系统的国际标志原型。这件文物实证了汉晋时期，东西方多元文化在新疆荟萃交流，迸发出的灿烂火花。
新疆古代铜器中也有蛇的形象。200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吐鲁番市台藏塔遗址下的古墓里发现了一件铜带钩，长11.5厘米，钩头为蛇头，条形的身体为蛇身，圆柄，中部上端有一圆钮，为魏晋十六国时期高昌人的文化遗存。另外库车魏晋十六国时期墓地出土的一件蛇形铜带钩，流露出浓郁的中原风格。
在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里也发现了一些蛇的形象，如第8窟、第80窟、第198窟、第206窟都有活灵活现的蛇的壁画。第8窟壁画讲述的是一个与蛇有关的本生故事。很久以前在印度恒河流域有一个叫波罗奈的古国，古国居民殷盛，人性温恭，佛教信徒都非常善良。国中有一位勤劳的农夫，一生中省吃俭用积攒下大量的金子，他把金子装在7个罐子里埋在一棵大树下。农夫死后投胎转世成一条大蛇，日夜守护着树下的金子。大蛇觉得僧众和善仁慈，对自己也十分友好，就决定将金子供奉给一座大寺院为数百僧人举办斋宴。僧人感念大蛇，就给它讲解佛法，它听得非常入迷，逐渐悟出佛理，皈依了佛门。
克孜尔石窟第80窟的壁画具有浓郁的龟兹风格，展现了公元7世纪龟兹壁画的艺术高度与成就。窟内主室券顶中保存完好的菱格故事画约有58幅，衍生故事画有20多种，表现了释迦牟尼佛前世行善及种种喻、警示故事。这里所绘的玩蛇丧身的故事，对后人有警示意义。一位出生于波罗奈国的富商男子，长大后看破红尘，步行数百里路程来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修行，成了一名苦修的隐士。一天，一条小蛇爬进修行者洞中，苦修者见其可爱，就每天给小蛇喂食，对它无微不至地照顾。菩萨知道这件事后，告诫苦修者专心习佛，赶紧把蛇放了，否则后患无穷。但他没有听菩萨的忠告，继续精心喂养小蛇。一次，苦修者外出去一个遍地都是好吃果实的果园，一连几天都住在那里。等他回到修炼的山洞时，几天没吃东西的小蛇恼羞成怒地咬了他，苦修者中毒倒地，不久就去世了。这个玩蛇丧身的故事，至今对后人都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蛇作为十二生肖之一，深深融入人们的民俗生活之中。几千年来，中国古人与蛇的牵绊，都被记录在文物中。它们承载着历史，不断诉说着人类与蛇的故事。(阿迪力·阿布力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