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圻（1530—1615），字元翰，号洪洲。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历知县、御史、知州、布政使参议等。年未艾，即辞官还家，著述至老，是晚明时期史学家、藏书家。
王简 张芑 《王圻像卷》
少年秀才
明嘉靖庚寅年（1530）正月二十一日，王圻出生于上海县高昌乡三十保十图一户“素封”人家（今江桥五四村大宅里）。其父王熠，号怡朴，是松江府医学正科；母马氏。
王圻初名“堰”，字公石，某学政为他改名圻，更字元翰、号洪洲。王圻自幼颖敏，四岁即开始句读，七岁读《戴氏礼》（即《大戴礼记》）。十岁即裹粮走百里入郡中（松江府）拜盛如川为师。十四岁举秀才，十六岁即为廪膳生。
少年王圻埋头苦学，凡《性理大全》《紫阳纲目》等一些经生学士白首未读之书，“公皆淹贯”，所以王圻每次考试总能拔得头筹。尽管勤奋苦读，但他仍在诸生这个身份上困顿了二十余年，直至明嘉靖甲子（1564）举于乡，翌年乙丑成进士，释褐清江令，开启了他二十一年的仕宦生涯。
仁政惠民
在王圻的仕宦生涯中，先后担任知县、御史、知府、府同知、按察副使、督学使等，其间八次调动职务，辗转九地。然而，不变的是王圻每履职一地，都一致受人称颂。
如初到清江县（今属江西宜春），即实施“度田”，厘清了富豪与庶民的实际田亩数，依法纳税，豪猾不敢欺瞒，大大减轻了农民们的负担。当王圻被调走至万安（今属江西吉安市）时，清江民众追至地界处，高呼：“还我父母！”无奈，众人归去，为其造生祠，家家户户都拜祭他，表达感激与崇敬之情。
之后，王圻在万安、曹县、开州等地推行“度田”和“一条鞭法”，纾解民困，使地方恢复生机，均被百姓视为“父母”，无不造祠纪念他。特别是有一次，王圻从开州府调往青州府任同知，开州之民挽留不得，则聚众数百人，直走京师，找到时任吏部尚书的王国光。为留住王圻，为首数人甚至引刀自刎，曰：“夺我父母何用生！”旁人急忙阻止，已“血殷堂皇”。“何开州守感人如此？”这也让一代名臣王国光惊羡不已。（见何尔复《明故朝列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洪洲王公暨配诰封宜人陈氏行状》）
峻峭直言
明隆庆二年（1568）九月，王圻因政绩“治行高等”擢升为云南道监察御史。在职期间，他不避权贵，直戳弊政，最著名的有“疏中官孟冲之不法，犟昶之罪状”，要求皇帝治罪身边的大太监，还有揭露边臣杀人冒功，弹劾总兵马芳罔操国法等。难怪其顶头上司、时任左都御史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赵贞吉感慨：“衙门中有一王御史，方才成个都察院。”
王圻敢于直言，当时首辅张居正与赵贞吉交恶，让人唆使王圻劾疏赵贞吉，王圻拒绝说：“内江（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当世贤者，吾不能曲意为媚人事！”此话一出，让张居正恨得牙痒痒。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高拱与前内阁首辅徐阶有怨，高拱是王圻的座师（主考官），希望王圻能弹劾徐阶。王圻认为徐阶是乡贤先达，于是劝高拱“广德意、弃前恶”，让高拱内心忌恨上了他。
得罪了两位权臣，王圻的仕途再没有上升的空间。被贬福建时，王圻用兵一举平定当地巨寇张文钦、陈文岱，立下大功。按照惯例，有功者将得到晋升，然而由于高拱在朝掌权，“仅有白金之赏”，并“以原职谪判邛州”。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张居正迫于舆情，提拔王圻为湖广布政使司督学使。然而，仕途屡踬的状况刚有所转机，张居正的倒台，让王圻又被认为是“张居正的人”而不予提拔。直到三年后的明万历十三年（1585），才接到了陕西布政使司参议的调令。有人气愤地说：“公未尝一日濡进也，何此假此挤公！”（见张恒《明故参议洪洲王公暨元配陈宜人行状》）
推恩乡亲
许是对官场诡谲变幻、尔虞我诈的政治生态深为厌恶，王圻未去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上任，选择致仕还乡。
王圻村居三年，带领村民建设家乡，“濬河以备蓄池”“且请散官甲以代本图徭役，同图之民安耕凿者五十余年。”此外，他还发动村民广植梅花。清末维新派人物王韬在《瀛壖杂志》中曾描绘：“邑西北向有梅源市，环植千百株，花时晴雪千村，暗香十里，游者谓不减苏台邓尉。”
他对眷族乡亲、家人朋友也都尽心尽力，何尔复的《明故朝列大夫陕西布政使司右参议洪洲王公暨配诰封宜人陈氏行状》有相关记载。王圻对眷族乡亲可谓有情有义。搬到松江城里居住后，只要是亲族故旧到城里来，他“视公如酒肉之肆，户外之履恒满”，“每遇郡试日费千钱，未尝颦眉。逢时过节馈遗亲故不绝，雨前惊宙、午日角黍七夕族中元胡饼长至，除夕糍率以为常”。他也周恤乡党，必倾力相扶，“视从父如父，视从兄弟如兄弟，视从子如子。”
王圻还爱管“闲事”。有一户女儿嫁给了孙姓官人，被虐待致死。王圻为此事亲自到官府，强烈要求知县对其重判。他还出力择地埋葬该女子，每年都会去祭拜。盛如川曾是王圻早年启蒙老师，死后无子，“公时迎其夫人养之没，为之殡。遗仆夫二人。公令其守冢，即冢旁余田。岁输税之外，供四时享祀。石树于墓，又请于县，给其仆碟曰：‘庶不为有力者并也。’”王圻的另一位姚姓老师，其儿子年老时也曾依靠王圻生活。他对待好友也是倾其所能。好友朱鉴泉离世时，孩子还小，是王圻为他办的丧事，又照顾了年幼的孩子。
王圻为人低调、和善，不记人之过，有善则汲汲表扬。有人评价他有五能，即能怯、能退、能忍、能容、能久，“为人质朴平和，无矫作之情。论各位勋业，其或让人，如若硕德重望，未有踰公者也。”
著述匡世
王圻一生嗜书、藏书、读书、用书，笔耕不辍。清《南翔镇志》称其“日仰屋梁著书，踰耄犹豫篝灯丙夜不辍”，《明史》说他“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篝灯帐中，丙夜不辍”。
王圻著述宏富，于经、史、子、集诸部俱有发明，留下了不少鸿篇巨制。如《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稗史汇编》一百七十五卷，《三才图会》一百零六卷，《云间海防志》八卷，《古今考》二十卷，《洗冤录》十卷，《洪洲类稿》十六卷等。有人统计，王圻一生纂著近三十部、七百余卷，文字量达一千多万。《洪洲类稿》后跋称其“圻如所著述，如《续文献通考》《三才图会》《稗史汇编》诸书，皆篇帙浩繁，动辄一二百卷，虽庞杂割裂，利钝互陈，其采辑编排，用力亦勤笃。计其平日。殆无时不考古研今”。
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刊印出版的《三才图会》
王圻著述并非“吟风唱月，莳花弄草”之作，绝大部分作品皆志于社会教化改进。如《三才图会》，尽管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官们对该书有“务广贪多，冗杂特甚”之说，但不得不承认其“采摭浩博，亦足资考核者”的价实，现代学者更是称赞“该书正是以博取胜的”。
《续文献通考》是继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后，近代以前唯一一部私人撰写的典制体巨著，其考证年代上接宋嘉定年间，下迄明万历三十年左右近四百年间的史事。但由于“体例糅杂”“援引芜杂”“骈枝错出”等现象的存在，被清代人吐槽为“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但是无法改变的是，王圻处于明代，他对辽、金、元、明等历史比清人更清楚，许多史料为他书所无载，所以在编纂四库全书清《文献通考》时，清人仍多取材于《续文献通考》。
如今看来，王圻之所以“夸多炫博”，一方面是其学养深厚，另一方面是他有着“经世致用”的编纂思想，希望多一份述事、多一份参考，给后人以启迪。“俾考古者得以证今，俾在事者得以按迹而图揆，俾国计者稽焉，庶足以备不虞”，这是王圻在前后四十年编纂《续文献通考》时多次谈到的编纂目的，可谓用心良苦。
《稗史汇编》是王圻的另一部巨制，其在《引言》中表示，官方所修的正史大多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取舍标准，因此有许多不符合节义纲常、世教的史料，就没有写进史书中，而《稗史》可以丰富正史不足的部分，使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真相。这也是王圻“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
身后口碑
明万历乙卯（1615）闰八月十四日，王圻无疾而终。听闻其离世，“乡之荐绅、诸生、吏民环顾太息不胜公私之痛，曰：天乎，何不令公百岁乎。”对于乡人来说，王圻的谢世太过突然了，因为当天他还因孙子王昌会中举，出来招待过前来祝贺的客人，遗憾的是，未到中饭就突然离世。
王圻身后口碑颇盛。不少人认为，王圻从不死读书，而是从实践中去论证、去领会孔孟学说的核心思想；作文不追求高深奇僻华藻，且视野宽广、立意雄厚，深刻领悟司马迁、班固的史学思想；虽不好黄帝、老子的学说，但内心恬淡安静；口不说佛学，却处处勤俭节约，慈悲待人；为人有原则、真诚实在，令人信服。
王圻《谥法通考》内页
松江府五学的生员联名上疏给两院（巡按巡抚）称：“兹有本郡原任督学、参议王公圻者，天民先觉，圣世真儒。”疏文还说王圻在各地履政时的政绩，“远追驯雏之凤”，“抽簪引退、雅志立言，撰著如《海防志》《稗史类稿》诸编倚马挥毫，洵可当夫，作者纂修如《续文献通考》《周礼》《武经》数种，汗牛充屋，亦何愧于述。”并说其性情“淡泊平静而德高望重，如泰山北斗清白；孝顺谨慎，如西汉万石君，节操严肃高洁。推恩宗党，而寒士籍以甦生。加泽故交而穷阎为之改色。如此懿行，实难枚举。是诚巍渐鸿仪，而为乡都矜式者也”。（参见王侍御类稿《五学公呈并两院荐疏》）
该疏文流转至钦差督学御史骆骎曾，审批曰：“故学宪王公名圻者，学穷二酉，业富千秋，读八索九丘以来之书，抽百家诸子未泄之隐。本院之所舆知公者止此，通天地人曰儒，则如公者可以祀矣。准涓吉日，立主送入贤祠崇祀。”
撰稿：李宁
来源：嘉定报
编辑：刘静娴、黄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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