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之于法律人

来源 | 燕大元照法学教室

作者 | 谢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号慧痴，主业美食地理学，副业法律史学

法律与食物看似无干，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上古的酷刑醢、脯、炮烙等据说便源自食物的烹饪方式，更毋论今日之《食品安全法》等直接相关的法律门类。常有学生提问：何思何为方能成为优秀的“法律人”？临川诗云：“意态由来画不成”；“丹青难写是精神”。[1]借美食为喻，或可略说一二。

美食向来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国美食在世界独树一帜。金克木先生说：“中国菜是层层加工，而不是生烤白煮的，最讲火候。吃的原料范围之广，无以复加，但是蜗牛和蚯蚓恐怕不会成为中国名菜。”笔者对此深有体会，近年来怀揣尝尽天下美食的宏愿游历亚、欧、非、澳二十余国，真正能发自肺腑认为属于美食的菜品寥寥无几。笔者承认并惊叹于全球美食的多元性，故有此发愿，但体验之后，一面赶忙提醒自己涵养“各美其美”的气度，一面也不由想起金先生还继续道：“我们中国从秦汉总结春秋战国文化以后，自有发展道路，不喜生吞活剥而爱咀嚼消化。”[2]中国美食与中国文化一道，按照自己的独特路径演化而自成一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只是“不喜生吞活剥而爱咀嚼消化”。在历史上，众多来自域外的食材、烹饪手段纷纷涌入中原，和本土的传统菜品融合之后，通常不再保持原样，而是摇身一变为一种新的地道中国菜，从胡萝卜、胡椒、洋葱、洋芋、西红柿、西兰花等名带“胡、洋、西”的蔬菜便可窥得一斑，而一些我们今天熟悉的烹饪方式，如将小麦粉做成圆形扁平状（饼）、将烤熟的薄面饼卷肉和蔬菜（北京烤鸭、淄博烧烤等），据称最早均源于西域。[3]

这一历程亦与佛教之东渡极似。一开初，“那位亲往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所传的唯识之学，却只有短时期的兴盛而旋即销歇，个中原因，即在于他不把唯识之学与中国原有的某种思想、学说相结合”。[4]佛教在中土之大昌，始于竺道生、慧能等人将其以儒、道等本土文化因素改造而成“中国的佛教”。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儒、道等学问也主动吸收西来之佛教修正自己，儒学由此逼出被称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宋明理学，道家也成就了“新道学”，亦即魏晋玄学。陈寅恪先生的评论振聋发聩：“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5]

回首美食与文化史，再对照这百多年的法制近代化（西化）之路，“法律人”能不汗颜乎？与美食、文化的繁荣之方类似，移植外来法以改进自身的做法无可厚非，“取长补短”理所应当，可是借鉴他人不能尽弃己长、邯郸学步。清末大力主张法制西化的沈家本也直言：“顾或者曰：今日法理之学，日有新发明，穷变通久，气运将至，此编虽详备，陈迹耳，故纸耳。余谓：理固有日新之机，然新理者，学士之论说也。若人之情伪，五洲攸殊，有非学士之所能尽发其覆者。故就前人之陈说而推阐之，就旧日之案情而比附之，大可与新学说互相发明，正不必为新学说家左袒也。”[6]诚哉斯言！一方面，域外的制度、理论之所以好，缘于其能解决域外的问题。但是，“人之情伪，五洲攸殊”，再好的药方也不一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可能陷于“橘生淮北则为枳”之弊，成为“虎狼药”。另一方面，域外的制度、理论再好也必有其不足，而我们自己的传统“大可与新学说互相发明，正不必为新学说家左袒也”。百余年的法制近代化道路上，欧风美雨席卷，各种所谓近现代的法律制度、司法机构渐次设立、取代传统，无论规模、数量、种类、投入等均已不在他国之下。但平心而论，成效如何呢？果真优于传统了吗？其中发生的很多问题便直接出于我们对自己传统的主动蔑弃，让外来的制度、理论沦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庄子·秋水》）。“法律人”当深省！

至于传统文化之中深值今日继承、发扬的内容，请仍以美食为喻。作为中国传统法文化根基之一的《论语》，对食物颇有讨论，《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席不正，不坐。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两段话乍看自相矛盾，世人亦多有曲解，以前者倡导“饭疏食饮水”的“极简生活”，而后者未免挑精拣肥、吹毛求疵。这种仅从文字表面出发的望文生义，也是近代以降无知小子诋毁传统之时常犯的错误。实际上，“饭疏食饮水”的背后是物质以及人类低层次欲望之上的精神境界，“食精”、“割正”、“席正”是君子的修养，也昭示“造次必于是”的人伦秩序。个人的修养、精神境界，家庭、社会、国家的人伦秩序，便是传统时代强调而今日法律、法学所忽略者，亦是今日之“法律人”在成长道路上应思应为者，切勿仅仅沉溺于制定法的文本。

近人也常将美食诉诸笔端，其中笔者最喜周作人先生的散文《北京的茶食》：“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 [7] 读罢不禁感叹：先生笔下“极端干燥粗鄙”的可怜人不就是我自己吗？时常自以为是“法律人”，而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个“人”。“法律人”只是职业身份，我们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独得天地之灵秀者，并不因我们的职业，也不由“食色性也”的自然生命，而实缘上引《论语》所言，我们是生活于人伦秩序之中、有修养有境界的人。人伦的自觉与践行让我们从自然生命原始、混沌的束缚中抽拔、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人，自同于天地、参其化育的修养、境界使我们知天、乐天而得真正的自由。是故，“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乐在其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与之（《先进》）。是故，于欢案、张扣扣案、无锡冷冻胚胎案、彭宇案……症结正在此处，“法律人”忘了自己首先是人！

《近思录》卷之二《为学》引《二程遗书》之言：“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孔颜之乐即乐于此，曾点气象即浩荡在斯，作为“法律人”的我们在为学之路上也应当寻此乐处、养斯气象。对于具体的做法，江永告诫道：“不要去孔、颜身上问，只去自家身上讨。”那么又如何在“自家身上讨”呢？[8]《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程子曰：“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悠游餍饫于其间，然后可以有得”。[9]反身而诚，悠游餍饫，玩味自得，“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离娄下》）。《礼记·礼运》：“礼之初，始诸饮食。”美食或正可助“法律人”之一臂！

【注释】

[1]（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294页。

[2]金克木：《人生与学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3]参见张竞：《餐桌上的中国史》，方明生、方祖鸿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64—84页。

[4]邓广铭：《师道师说：邓广铭卷》，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5]陈寅恪：《审查报告三》，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465页。

[6]沈家本：《寄簃文存》，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5页。

[7]鲍风等选编：《周作人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8]程水龙：《〈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85页。

[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7、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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