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冬在2001年，以678分的高考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就读实验班、尖子班，向来是想考哪所学校就考哪所学校。宋明蔚在书中描述道：“他是一个冬天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奔跑的孤独少年；一个遇到陌生人羞涩一笑，却又能随时用一句‘那又怎么样’的无所谓语气，把人噎个半死的乖僻男孩；一个爱用英语写日记，在放学路上高声诵读，用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占了学校英文报一整版的英语学霸。”
大一下学期，严冬冬加入了清华科学考察协会，开始跟着社团集训，集训内容包括长跑、户外拉练、负重爬楼等。进入社团一个月后，严冬冬跟着清华大学登山队去登了第一座雪山，位于西藏的宁金抗沙峰。但这次攀登以失败告终，当时的队长判断冲顶路线有潜在雪崩风险，含泪宣布下撤。但这次失败的攀登让严冬冬彻底爱上了登山，后来他几乎把大学四年期间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协会，用作者宋明蔚的话说，“好像大山才是他真正的大学……（如果说）挚爱的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那么登山就是他的第三语言。”
2006年，国家登山局招募大学生参与奥运珠峰火炬接力活动，严冬冬想方设法争取了一个名额，然后他在这里遇见了他未来的黄金搭档，周鹏。周鹏所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也有一个登山社团，起初他不理解，为什么千辛万苦考到农大了，还要上山遭罪，但2004年他听了刃脊探险公司创始人马一桦、曾山，以及一众民间登山高手的分享会，他觉得这也太精彩了。之后他跟随社团尝试攀登了多座高峰，然后也入选了大学生珠峰火炬队的预备队伍。
18名大学生在北京怀柔登山基地展开了密集艰苦的训练，2007年3月他们与西藏登山队员在拉萨集合，混编到一起，然后浩浩荡荡出发珠峰北坡大本营。之后几个月，他们面临了队伍遣散、重组、超体能训练等一系列波折，严冬冬和周鹏始终未放弃。但两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了枯燥和迷茫，严冬冬当时写道：“我觉得窒息，我想要的是真正的、自由的攀登，不是这些东西。”他当时翻译了一本叫作《极限攀登》的书，当中集中介绍了“阿式攀登”的理念，书中所展现的与他们当时正经受的喜马拉雅式攀登完全不一样。宋明蔚阐释道：“喜马拉雅式攀登体现的是行军布阵的艺术，把握好天气窗口的艺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艺术，把一个个螺丝钉与螺母调试完备从而组装出一套强大系统的艺术。这跟登山有关，但又与登山的本质无关。”两名年轻的攀登者在当时迫切地想要自由攀登。严冬冬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登山这方面，理想程度的自由，应该是随便任何一座山、任何一条路线，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都可以攀爬。”他和周鹏两人约定好，等火炬队解散后，他们要用阿式攀登的理念，自由攀登多座高峰，他们的组合就叫“自由之魂”。
2008年5月8日，火炬队成功登顶珠峰，奥运火炬在14名火炬手中轮流传递，严冬冬站在世界之巅，没有想象中兴奋，相反出奇平静，他在心中感叹：终于到了。回到北京后，严冬冬、周鹏和火炬队员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但光环很快褪去，周鹏回到农大继续学业，严冬冬也回到了往日的日子里，他接了很多翻译工作，然后开始着手准备自由攀登。2008年年尾，严冬冬和周鹏带上登山设备去四川考察，他们脱口而出，想要爬幺妹峰。
他们与李红学、徐老尧等五位比他们经验更为丰富的登山者组成了一支七人小队，与同时期的另外几支攀登幺妹峰的队伍相比，他们没有好的装备，也没有充足的物资，而且严冬冬和周鹏几乎没有任何技术攀登的经验，所以没什么人看好他们。但严冬冬和周鹏不服气，筹备期间，他们俩从公路边出发，没建立任何营地，登顶了位于近理县的半脊峰，仅用13小时39分。可幺妹峰的难度实在太大了，队伍试了两次，都没能登顶，第二次更是在距峰顶仅有300多米的地方下撤了。严冬冬和周鹏后来回了北京，严冬冬继续做翻译，周鹏则入职了中国登山协会。
2009年5月，他们原来的队友李红学在婆谬峰失踪了，之后三年时间里，前前后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搜救，始终找不到踪迹。死亡如影随形，每一个登山者都不得不持续思考自己与死亡的关系。严冬冬早已和各种人反复讨论过死亡的可能性，想象死亡发生时的场景，曾有人问他，你就不怕吗？他笑说：“有一天可能你听到山难消息，走过去扒开人群，看到那个人就是我。”
当然，也有人并不认可这种态度，比如此前“听书”解读过英国著名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的《念念远山》，麦克法伦也是一名虔诚的登山者，但他在书中很直接地写道，一些登山者将死亡浪漫化和崇高化了。麦克法伦说，这样一种描述忽视了被登山者抛在身后的父母、伴侣、儿女，他们将要用一辈子消化大山带来的创伤。在麦克法伦看来，登山应该是一件“魅力远多于风险，愉悦远多于恐惧，惊叹远多于痛苦，生命远多于死亡”的事。
2009年11月，严冬冬和周鹏第三次来到四姑娘山，决定再次冲击幺妹峰。这一次两人的技术都更精进了，而且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比如一直以来，登山者们都认为雪山上的冰川裂缝不能独自通过，最好是几人用绳索结组在一起行进，一名队员发生意外的时候，其他队员可以赶紧施救，而严冬冬则更崇尚轻装上阵，他与周鹏约定，二人能不结组就不结组，以轻装快速的方式对抗风险。11月26日傍晚6点10分，严冬冬和周鹏登顶了幺妹峰的南尖顶，这两位25岁的年轻人不仅在幺妹峰开辟了一条新路线，还开创了中国阿式攀登的新时代。
严冬冬后来将这几次攀登幺妹峰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发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登山杂志Alpinist上，之后他又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自由登山》一文，向国际登山界介绍了中国阿式攀登的发展。严冬冬认为像他这样的中国登山者，应该叫“自由登山者”或“自由攀登者”，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名准备依靠自身能力，去应对登山中的压力与危险，并准备好直面其后果的人”。
之后那几年，严冬冬结识了陈家慧。陈家慧出生在美国华裔家庭，她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分别拿到了一个学士学位和两个硕士学位，但高学历只是她的一个侧面，在2008年至2010年间，陈家慧几乎爬遍了世界各地的攀岩胜地。外界用“流浪攀登者”来形容她这样的攀登者，他们“要么住在山里，要么在路上，过得很贫穷，但他们的生活纯粹而快乐”。周围的朋友都认为严冬冬对陈家慧有好感，他在提到她的时候，两眼会放光，两人后来一起去登了勒多曼因峰，过程中遇到强降雪，严冬冬形容当时有一种还不如死掉的感觉，最终他们没能成功登顶。之后陈家慧回了美国，回到了她熟悉的世界，而严冬冬也继续走在他的自由之路上。他再次听到陈家慧的消息时是她的死讯。2010年，陈家慧登顶了美国艾科恩峰，但在下降途中她突然从悬崖上跌落了下去，直升机在山下发现了她的遗体。严冬冬为此烂醉一场，后来他再去登过一次艾科恩峰，他将他开辟的路线命名为“纪念陈家慧”，他在文章中写道：“我要记住她，拼命攥住这份记忆，就像有些时候需要紧紧地攥住冰镐柄那样。”
2011年，严冬冬再次与周鹏搭档，开辟各种高难度攀登路线，包括贡嘎山域的嘉子峰西壁路线，他们给这条路线取名“自由之舞”。宋明蔚在书中阐释说，这在当时是中国登山界的最高成就，此前从没有中国登山者攀登过这座超高难度的山峰，之后十年也没有中国登山者再次尝试攀登它。严冬冬后来在一篇名为《自由之路》的文章中说，他意识到自己终于拥有了一直渴望的自由生活，那就是“尽管收入不多，但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训练，什么时候登山，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自由地去登山……而且我开始有能力用我想要的方式完成那些我想要的攀登”。
2012年6月10日，严冬冬坐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打算攀登新疆西天山的却勒博斯峰。2012年7月11日下午3点23分，严冬冬在西天山遇难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传遍了。据同行的周鹏回忆，他和严冬冬在山上对于到底该走哪条路线产生了争议，最终二人决定各走各的路，周鹏说严冬冬在这时变得很激进，他不管花多大力气都要去验证他的想法，周鹏甚至生气地表示这次之后再也不和严冬冬搭档了。几次尝试后，因为地形实在过于凶险，他们决定放弃此次攀登，改为攀登当地另一座未登峰。严冬冬是在下撤过程中失事的，而原因在于他自己曾提出的“能不结组就不结组”原则，他掉进了一条近20米深的冰裂缝中。周鹏本以为只要做个滑轮救援系统就能把严冬冬给救上来，但没成想冰壁卡得太死，怎么也拉不上来，眼见绳子都要被拉断了。当晚零点，严冬冬渐渐没了声音。后来由于冰川太过凶险，众人和严父商量决定放弃进山搜寻遗体，在山里就地找了一块大石头，当作严冬冬的墓碑。墓碑上刻的是严父写下的一句话：“1984年11月16日至2012年7月9日，自由登山者严冬冬与天山共存。”
严冬冬遇难的消息轰动了整个社会，众多媒体发文悼念。他的朋友们因他的去世变得更加紧密，并且一刻也没有停止攀登。周鹏深入西藏东部的群山深处，收集了上百座山峰的资料。2016年，周鹏做回教练，在北京密云的白河峡谷开办了培训班，“自由之魂”的名字逐渐淡去，宋明蔚在书中写道：“它似乎成为周鹏心中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只有当某个学生来到他的白河小院，不经意问他这里的wifi密码时，周鹏才会微笑地重提那个熟悉的名字：the free spirits（自由之魂）”。
严冬冬去世后，新生代自由攀登者不断涌现。书中介绍了由阿左、阿楚、小刘、Ken、小海组成的梦幻高山工作室，他们和各地攀登者，组成了一个新的大本营。这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身份更加多元，也更不成组织，他们登山的理由，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理解，更是千差万别，但他们频频打破前人创下的攀登纪录。仍有大量的人难以理解他们的行为和选择，与其说是不理解攀登，不如说是不理解这种别样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记录下来的其实除了一项又一项登顶纪录，也是一个又一个人的人生节点，宋明蔚在这本书的“尾声”一章中这样总结道：
“有人浪荡一生，有人淡泊避世。有人在攀登的世界里发现了谋生手段，有人在攀登的世界里寻找最后的救赎。有人把攀登当作一种消遣，有人把攀登当作一门艺术，有人把攀登仅仅当作攀登。有人走进了攀登的世界，也有人黯然离开了攀登的舞台。有人在攀登中寻找到自由，也有人在攀登中寻找到了自我，并把它当作人生中最奋勇的一次尝试，（有时）这种尝试不幸成了最后一次：他们就此成了大山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