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位作者，获得了2024豆瓣年度作者？
是哪本书，同时拿下2024豆瓣图书和豆瓣年度外国文学NO.1？
是哪本书，获得了《南方都市报》年度十大好书？
没错，它就是——亚历的《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谁能想到，年度外国文学，竟然是用中文写的！！！
意大利青年亚历2016年从罗马搬到北京，他从零开始学中文，在豆瓣上写日记。在202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用中文记录自己在中国的六年漫游。
在书的末尾，他写下自己2023年春节他在中国过年的故事。一位热情的老奶奶仔细研究了他的脸以后判断：“他是外省来的吧！”
以下文章摘自《唐先生的故事》。
摄影：刘水
2022年11月1日，早上8点。我决定去找刘水。一天两夜，从上海站出发的K282列车即将完成它的使命，到达成都西站。我从10号车厢的16号中铺爬下去，坐在已经没有人的下铺。我估计它的乘客在天还黑的时候就下车了，床单还没有被乘务员收拾。我靠着床边的墙坐着，享受中上铺的居民无法体验的舒适。在我的对面，有一个身体姿势几乎和我一样的男人。他应该是最近才上车的，面部表情也没有那种长途火车带来的疲惫。“我们是做布料的。留一个电话吗？”唐先生边说，边从商务包里拿出来一张公司营业执照。
我很久没有跟别人互留电话号码了。我念完手机号之后，唐先生给我拨了一通电话。我举着手机给他看。唐先生看一眼我手机上的来电提示，还是没挂电话，似乎多打一会儿，我更能收到他的号码。
唐先生希望我给他介绍一些合作伙伴，帮他提升业绩。他说，我肯定会认识一些同行。我说没有的时候，唐先生觉得我只是想谦虚，因此坚持再问一遍。我是真没有。他们公司总部在成都，工厂在杭州，产品出口到阿根廷。“日韩不做，”唐先生解释道，“美国也不做。西方国家都不做。”看来，西方国家的布料都不来自唐先生。
快到站的时候，唐先生发现我行李很多，主动帮我推其中一个大箱子下车。“吃个早餐再走吧，”唐先生对我说，“我们很喜欢交国际朋友。”……
亚历和《我用中文做了场梦》获得三个豆瓣奖杯
不要觉得唐先生是一个说漂亮话的人。十几天后，他给我买了一张到陕西的车票，让我去他的服装公司参观。我在公司的小单间住了十天，度过了三年中最后一段无法随意流动的时光。
我们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小城市，喝了点白酒来提起精神。唐先生给我转了一万块钱，让我妈从意大利买几件衣服寄过来，好给亲戚“送点不一样的”。聊到我姐姐卖茶叶的事情，唐先生安排了一个国际快递，给我姐姐寄了他朋友在当地产的茶叶的样品。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是在闲聊，但实际上，唐先生说的每一句话几乎都蕴含着某种我还没有看清楚的行动力。他说下个月一起去他老家农村过年，一样不是客套话，而是他心里的一个计划。1月14日，唐先生到了成都，中午和我吃了一顿美蛙鱼头。他说他花了八千多买了头猪，过年我们一起吃。我那顿喝了三杯白酒，和唐先生约了第二天的行程：一路向川东，坐大巴到他的老家达州。
第二天，我在车站餐厅吃了顿十六元无限加菜的午饭。像在一个夜店一样，车站的洗手间全是来抽烟的人。我毅然决然地走进烟雾，去找个地方刷牙。
车上，司机不敢说我们几点能到。我要问三遍才能获得一个预计的到达时间，好跟唐先生交代。他要安排儿子小艾从农村开车到达州来接我。气氛要比在车站克制一些。没有人抽烟，也没有人大声讲话。很多乘客是一个人出行的。路走了一半，我们在南充服务区停车休息，大家有序地下车去买零食和饮料。我一个人走在空旷的服务区，腿部紧缩的肌肉终于得到一些放松。我转身望着我们白色的大巴，记住它在停车场里的位置。我想，它要是不等我就走了，我会做什么？高速上能打车吗？我会需要找个陌生人载我一程吗？我放下这些杂念，快速去买了个巧克力棒和一罐王老吉。
前半段路比较沉默，坐我旁边的乘客在回到车上之后和我搭起话来。搁在我大腿上的电脑提供了完美的闲聊素材。“你写的是英文吗？屏幕这么黑能看得清吗？”他是达州的一名医生，刚去了趟成都拜访他的大学老师。车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一排一排的人都很安静，杨医生小声地和我说话。他说他的老师“很特别”，是一个作家，还曾经加入过重庆地区街头上的“棒棒军”，扛着竹棒，做山城中的搬运工。为了体验生活，这位老师申请到监狱和囚犯同吃同住劳动了一段时间，他叫周嘉。
我们聊起达州。杨医生说他们那里很早就有疫情，12月初就有，大家都感染了。晚上9点，我们到达达州车站，下了大巴。杨医生帮我提行李，陪我去找小艾的车。我祝他新年快乐，准备去农村。
2007年的夏天，一棵树救了唐先生。他参加完亲戚的婚礼，上了车，开上了四川的山路。和唐先生一起在车上的，是他的儿子小艾。开了不久，饭后的困倦渐渐涌上来了。唐先生打着瞌睡，车失控了。小艾眼看着喜事快要演变成悲剧。他往下看，因为只剩往下了。车开到悬崖末端的时候，一棵树出现在小艾的视野中。树横着倒在路边。这是一场救生性的碰撞。树挡住了唐先生的车，终止了它致命的轨线。那棵树避免了唐先生和小艾从悬崖上掉下去。
十五年后的冬天，小艾开车带我去他们的老家。走出城市、靠近乡下的第一个信号是路灯变少了。我们还有七十多公里才能到。我感到有些内疚。原来我不跟唐先生一起坐大巴的后果，是他的儿子要单独跑两趟来接我和他。我说了一句抱歉。小艾心情很好，看来他不嫌弃开车。
“意大利春节怎么过？”小艾转移话题对我说。我一时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一笑而过的，那是个对方说完就会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的场景。但是小艾期待着我的答案，而且在未来七天，不少村民表达了同样的疑问。小艾等于是在进村之前帮我先排练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意大利那边不过春节，过圣诞，因为圣诞节就是我们那边的。
小艾说他父亲今天去办了新护照。在陕西的时候，唐先生有提到过我们一起去意大利的事情。我大概是把它和其他那些喝白酒时许下的承诺放在一起，没想过会再次被提起。我又低估了唐先生。“我也要去办，”小艾说，“说不定到时候我们都一起。”我表示欢迎。
“可以的话我还想去德国。”小艾接着说。我从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意大利，又怎么变成了个欧洲小旅游团的团长。我问小艾他想去德国的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叫啥我忘了。”小艾笑着说。
他说的是特里尔市，位于德国西南部，沿着摩泽尔河而建，曾经属于罗马帝国，现在产白葡萄酒。当地人爱吃白芦笋。但这些都不是小艾想去这里的理由。1818年5月5日，在特里尔的布吕肯巷664号，荷兰裔犹太女性亨丽埃塔·普雷斯堡生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名字叫卡尔·马克思。
“一个小梦想吧，”小艾眼睛发光，“从意大利过去远不远？远就算了。”我说不远。我们刚仔细比较了意大利奢侈品牌在国内和国外的差价，让从事服装行业的小艾有些兴奋。我现在能想象他提着阿玛尼的购物袋走进共产主义之父的故居的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算是一种信仰吧。”小艾一口气总结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座用十四个字可以说完的天宫。
聊到过去，小艾会把中国的八十年代定义为一个“开始走偏了”的时期。他对现在的世界的理解，是“哪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资本，这没办法”。小艾像是身处某种长久的善恶之争当中。虽说他不觉得目前的状态理想，但是可以接受。
深夜的乡间小道又窄又黑，还到处都是拐弯。透过车窗，我们看到一个独自走在路边的村民，让小艾感慨。“你能想象如果我们现在是在美国吗？”他笑起来说。问题的语气意味着我应该能想象得到，但我脑海中没出现任何画面。我总为闲聊中就那么容易聊到美国而感到吃惊，并且有时候缺乏准备。
“得多吓人，”小艾理所应当地说，“走在那种路上，随时都有可能被枪击。美国那边主要是资产阶级，所以老百姓还是比较受苦受累的嘛。”
由于工人已经放假了，我住的是一个装修到一半的新房子。家里只有男人：我、唐先生、他父亲、他儿子，各住一间。有电、有煤气、没有热水。在客厅，两个小太阳对着一个沙发——这个简陋的环境中接待客人最体面的一处。晚上，如果不被唐先生的父亲发现，我会把其中一个小太阳带到我的房间。要取暖的不止我自己。我电脑的电池失灵了，只能通过插座才能正常运行。房间里的气温在七八度左右，低于苹果公司建议的最低使用气温十度。像人一样，在小太阳边待了一小会儿，电脑的电池也活过来了。
在农村的第一天，腊月二十六，我中午去参加酒席。是一个村民的七十大寿。现场很热闹，有小孩、家长、老人。在外面摆的一个小桌用来处理随份子、写礼账单的事务，像公司前台，大家需要经过这一关才能进去。一楼的气氛很好，小朋友们到处玩耍，五六个圆桌相互离得很近，剩余的空间勉强够让阿姨们走过去上菜，菜很香，热乎乎的，是在院子里刚用柴火蒸出来的。作为一个来体验乡下生活的城市人，我的农村幻想已经被满足了。但唐先生把我拉回到现实，他的现实。“我们弄几个菜，一点酒，就上去吧，”唐先生说，接着找阿姨们来协助实现他的想法，“楼下太乱了。”
我们上了露台，临时安排了一个小桌，总共六个男人。回到农村过年，唐先生追求这种VIP待遇。更何况，他觉得把我带到安安静静的露台上吃菜喝酒才是对我好。他无法想象我会更喜欢待在有烟火气的一楼。我尝试说一楼也挺好的，唐先生可能觉得我在客气。
离我在成都喝醉才过了两天，我面前又是一杯倒满的白酒，我一闻就感到恶心。出门之前，唐先生和我说过，到饭桌上他会劝我不要喝多了。“不是不让你喝，”唐先生当时说，仿佛在道歉，“是我需要这么说，这样显得我对你好。”但是也不能不喝。我不断给自己盛豌豆尖豆腐汤，喝一口白酒，就来一口汤。
唐先生下楼去社交的时候，我趁着机会悄悄地溜了出去。我已经懂了，我在农村这段时间会一直被安排在中老年男性的喝酒桌，因此下楼看看年轻人和各年龄的女性能让我松一口气，似乎回到了个正常的世界。我和一个小朋友以及她的妈妈一起玩，聊她们平时在广东的生活。下午，小艾开车带我去镇上的超市。在车上，我问他会怎么形容他和父亲的关系。
“也就那样。”
“怎么讲？”
“世界观不一样。”
“比如？”
“格局不一样。”
小艾沉浸于抽象的词汇，我怕很快就又聊回到列宁，就选择放下这个问题。
我们经过村里的稻田、养鸭池、柚子树。几乎每户都会在家门外种菜。小艾说村里的一些人在外面挣了钱，花一两百万在村里修了个别墅，像是为自己的成功提供标志性的证据。开了没多久，我们停在一个房子的外面，等一个男生出来。他坐进车的后排和小艾打招呼。他叫小磊。
在镇上，我们先在“好又来”买饼干，再到超市。我们买了薯片、核桃、地瓜干、土耳其干梅子、牛肉颗粒、巧克力棒。小艾还拿了个零食大礼包，但是把它落在了收银台上，等开回家的时候才意识到，并开始纠结是否被算在了账上。我们看到水果店，就靠在路边，小磊下车买了几大包够吃到明年春节的橘子。我们准备去朋友家割白萝卜。
“你对中国的年轻人有了解吗？”小磊问我。我说我应该算是对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有些了解。“其实很多中国年轻人有梦想，但会为父母选择放弃。”小磊没听完我的回答就说。
他的意思是放弃一个没有经济保障但是自己喜欢的职业道路，而选择一份收入更高、性质更稳定的工作。小磊喜欢美术和摄影。他现在在苏州一家做新能源汽车线路的工厂上班。刚上班那几年，小磊买了张站票，坐了三十小时的绿皮车回家过年。车票三百多，机票一千八百多，他觉得省的这一千五可以给父母花。
我相信谁都无法概括中国年轻人如此庞大的群体是如何想、如何生活的。比起做一个社会观察，小磊更像是在形容他做的选择，甚至在说服自己这样选择是对的。那天下午，小磊很热切地跟我分享了他心目中孝敬父母的方式。在接下来的七天里，我们经常会在各种酒席上碰到。他忙着切菜、倒酒、招待客人。我们时不时会偶然对视，可什么都不说。
在农村的第二天，我精神比较崩溃。是我没做好心理准备。出发之前，我知道在农村会有听不懂方言的时候，会吃不到新鲜的面包，身边不会有什么亲人。这些精神上的困难我都有准备。但我没预测到会有身体上的挑战。早上是最冷的时候。每要做一件事情，我都先在脑子里过一遍，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再回到床上盖两层被子。我用烧水壶烧水，倒到水盆里简单地洗了个澡。这七天会需要极高的抗寒和适应能力。我可以做到，但这不太像是唐先生说的来玩，更像是过冬。我对他的邀请感到有些心情复杂。关于要住的房子的条件，他怎么没有早说？
“马路修得还可以吧？”出门的时候唐先生和我说。他感觉到了我的委屈，并尝试以一种让我哭笑不得的方式安慰我。但我还是觉得他挺可爱。我们去亲戚家吃午饭。那是一栋旧房子，但这在农村是最好的。在屋里做饭时，大家能围着柴火坐下来闲聊取暖。这些天，每次去做客，我怕的就是去新房，又冷又大。作为一栋没修完的新房子，唐先生的家有可能是村里最不宜居的地方。
比起以男性为主导的饭桌交谈，在柴火边更容易听到女人的声音。我在这里认识了唐先生的女儿。原来她不是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一栋更暖和的房子里。我听到父女之间一次比较令人难忘的对话。
“你工作了之后要发红包。”唐先生说。
“你先把学费交上。”女儿回答。
唐先生的女儿对我的局外人身份比较有共情能力。他们吃饭的时候用方言聊天，她偶尔会大概把聊的内容用普通话和我交代一下。在一个传统习俗推动一切的日常里，她让我感到一些新鲜的幽默和思维。下午跟着她下田挖芋头时，我随便拍了几张她的照片。她转身对我说：“你在拍抖音视频吗？女大学生回家干活？”
在酒席上遇到年轻人时，我心里会渴望这种事情发生——一种抛开过节的场合规则、作为同龄人的精神连接，能让我们聊点彼此的想法和感受。他们有时候会坐我对面，但是一次又一次敬酒的节奏容不下字面意义上的闲聊。
客厅的电视播放着当天的国际新闻：法国人的罢工、缅甸工厂的火灾、土美关系的恶化。同时，饭桌上的人在争取自己的男性尊严。倒酒倒满当，喝酒喝到底，一滴不剩，才算耿直。大家情绪激动，酒壮胆提神。有人说他喝白酒喝二三两就差不多了。“我能喝半斤，”其他人不服气地说，“饭都不吃了，就喝酒。”喝不下去的男人试图用发烟的方式来弥补，但是遭到排斥。“你不喝，我不抽。”唐先生拒绝亲戚发的烟时说。
其他适合男人的话题是烟的价格，关税的问题；事业以及国内外这几年的状态；老表的分类，亲老表和远老表；谁算是自己家里的人，谁嫁出去了就不算。酒喝到位了，会出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唐先生选择这样的场景来委托他人帮忙办事。果然很顺利。“我懂你的意思，”对方终结了这个话题，“相信我的能力。”我虽然没有事要办，但是喝了两杯之后便不觉得冷了。白酒是村里的暖气。我融不太进大家聊的话题，特别是因为方言的障碍。唐先生确保我有腊肠吃，有酒喝。有人问我吃不吃得惯，饭菜是不是比在城市好吃。“在城市也觉得好吃，”唐先生的某个亲戚插嘴说，“在国外都是吃肯德基。”这也许是我在整个春节期间听到的最刺耳的一句话。忍住了反驳的冲动是我在情绪管理上值得标记的成就。
坐我旁边的八十二岁的大爷借着酒精和我聊起来。他一直重复两句话：“年轻人多吃点菜，要吃饱。”还有：“大学研究生前途好得很，有能力，也要吃得苦。”他回想起和生产队一起过的年，说那时候“感情好”。现在大家都隔得远，“不容易凑齐一家子人”。大爷以前是当兵的，不停地变换地方。他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都要学会语言。“在美国就说美国话，在中国就说中国话，”大爷用四川话告诉我，“大家才好交流。”
2017年，亚历初学中文时写下的信
唐先生说话喜欢把一句分成上下两部分，中途停顿一下，增强戏剧效果。“上”说得慢，一般是我已经知道的信息；“下”说得快，经常搭配一个手势来拉满情绪。
“早餐想吃什么自己吃啊，”他会说，仿佛在对于负责的事务划分界限，“中午我们喝酒！”
“他们送一两百，”唐先生说起别人发的红包，“我送……”这时他的表情会严肃起来，并且会举起食指，等我的反应。
“一千？”我表现得比较惊讶。唐先生放下食指，无奈地点点头，仿佛在讲一次痛苦的经历。
大年初一的上午，唐先生问我有没有对公账户。他想安排公司把一笔钱转给我，我再用微信转给他用来发红包。他说今年红包要花三万。我没有对公账户，所以帮不上忙。他跑去其他地方找办法。应该是找到了，因为初二他和我汇报，已经发了一万三的红包。
初一中午，我们去镇上，在唐先生“条件好”的姐夫家吃饭。姐夫当过兵，现在做殡仪馆生意。“所有人都要请他，”唐先生说，“他很调皮，以前从部队拿走了一把枪。”在姐夫家，一个花圈挂在墙上，盯着我们吃饭。条件确实好，洗手的时候有热自来水。
对唐先生来讲，回家过年是一个维持关系和处理问题的时机。老人需要做手术，就跟堂弟协商怎么在家庭内部分担支出。初三天还没亮，他去参加了县委主任的儿子的婚礼。晚上，我们到村主任家里吃饭，发现我住的房子是村主任的公司盖的。我理解了唐先生当初说的“老家还有很多事”。他的春节挺忙的。
除夕祭祖，12点后放鞭炮，初一早餐吃猪蹄，这些事情唐先生都做。但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些习俗之间的一种距离。“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他边点蜡烛、烧纸，边和我说，“这都是迷信。”这是一个不得不走的流程，跟发红包一样。当他点燃鞭炮、快速从坟墓走开的时候，边跑边笑，像是找回了一颗童年的心。
正月初三，唐先生用上了他买的猪。去年他母亲去世了。初三这天，亲戚、村民、朋友来参加他举办的酒席，纪念他去年过世的母亲。来的人很多，甚至无法同时坐下，需要分两轮来。
在村里的小卖部打麻将、打牌是唐先生固定的娱乐活动。他会向我汇报自己的手气：昨天赢了四百，今天输了一千。“小事小事。几百块，千把块。很正常。就是为了高兴才玩嘛。”麻将桌的气氛平时安静，但容易爆发冲突。一两个人会站起来大喊大叫地指责对方。像一场猛烈的夏雨，争论很快就会平息，一直到下一场。不吃饭的时候，村里的男人很少离开这里。春晚播出的时候，他们同样留在没有电视的小卖部。“给我看两个你老家的美女。”站在麻将桌旁边的一个男人对我说。场面比较尴尬，我一时不知所措。正在打麻将的唐先生转身扫了一眼想看美女的男人，和他对视说：“你看不懂。”
打牌的男人们的儿女偶尔会出现在小卖部。一个高三生说他平时在县里上学。他是村里唯一想了解我学习中文的过程的人。他个子高、说话快、态度礼貌，看起来成绩很好的样子。他说他每周只在家里待“one afternoon and one evening”。他明年想去国防科大读化学专业。
两个初中生是为数不多不对我感到奇怪的人。她们站在我旁边，继续聊自己的。
“我昨天给他发了一个新红包，两角钱。结果他竟然领不到，因为他没有实名认证，我已经实名认证过了。一分也是爱，嘻嘻。”
“我昨天也给我老娘发了个红包，因为看春晚嘛，有那个直播领红包皮肤的活动，还有很多款式，样子没变，但是多一些图画。”
“好多？”
“一分，因为我就想试一哈发出来的样子是什么，就发了个一分，哈哈。”
“你老娘没回来？”
“回了回了，走了昨晚。”
“我昨天给了四个人发红包，结果……”
“你没给我发！”
“好，我回去给你发。”
“发个一角吧。”
“大哥，我上次才领二角三嘞，别个在群里头发的那次。”
“发个一角吧。”
“一分，嘿嘿。”
“哈哈只有一分吗？！”
“一分也是爱，嘿嘿。”
“这个爱太满了。”
“我昨天发了四个人，结果两个人都领不了。还有一个是网友。”
“你还有网友？你给网友发都没想着给我发。”
“哎呀没有，我只是看好久没给你发消息了。”
“哎呀我给你发一个吧。”
“找得到我吧？”
“一角嘛？”
“行吧。”
2024年，亚历登上《一席》演讲
唐先生一直把我当客人，而不是外国人。这是很宝贵的。他的世界很复杂，又很简单。村民问“我们那边”吃什么菜的时候，他就会说“西餐”，省下我一个没头没尾的解释，“他们吃西餐，我们就是中餐”。初四，整个村还没醒的时候，唐先生开车送我去火车站。“哎，他妈的。没招待好。”唐先生边开边对自己说话，“农村里面就这样。”
到了火车站，时间不早不晚。进站口对面的广场像在举行一个大型送别仪式：车辆来、停、走，留下的人们拎着大包小包准备返回到他们平时的生活。在车里，唐先生又说了那句让我们成为永远的朋友的话：“吃完早餐再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