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沈从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这位来自湘西的作家，以他笔下的乡土风光和细腻情感征服了无数读者的心。他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在日本，沈从文的作品受到广泛关注，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关于日本学术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与解读，日本龙谷大学讲师林丽婷与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津守阳开展了一次深入探讨。
日本研究者对沈从文作品有共鸣和亲切感
林丽婷：日本对沈从文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早在1938年，松枝茂夫就将《边城》翻译成日文。1954年，河出书房出版了全15卷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其中第8卷即《沈从文篇》，收录了《边城》《丈夫》《柏子》《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作品。此后二三十年内，沈从文的作品陆续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在研究上，1997年小岛久代出版了《沈从文——人与作品》一书，是日本首部关于沈从文研究的论著。福家道信、今泉秀人、城谷武男、齐藤大纪以及津守老师您，都是日本代表性的沈从文研究者。您多年来专注于研究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并通过独特的性别视角，揭示了作品中的丰富文化内涵与深层次人性思考。您能介绍一下日本沈从文研究的大致情况吗？特别是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沈从文研究相比，日本的沈从文研究有哪些特点？
津守阳：如果想知道日本沈从文研究的整体面貌，其实小岛久代老师的《沈从文研究在日本》和《日本近期的沈从文研究》两篇论文很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相关研究情况，所以我就简单地讲一下日本如何接受沈从文作品吧。包括松枝茂夫在内，东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似乎对沈从文有特别的共鸣，其成员之一武田泰淳在1954年曾回忆说：“刚开始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时候，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个成员都不约而同地喜欢上沈从文。”我认为武田泰淳的这句话正好说明日本人接受沈从文时的共同感受：温馨的共鸣和亲切感。日本的沈从文研究正式进入学术性阶段开始于小岛久代老师和城谷武男老师他们那一代，之后才有了其他各位老师从各种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研究沈从文。在我看来，不管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和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研究，日本的沈从文研究似乎一直带有一种共鸣和喜爱，好像大家有什么默契似的。
林丽婷：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沈从文的？是什么吸引您深入研究他的作品？
津守阳：我第一次接触沈从文的作品是在硕士一年级的时候，当时我到北京大学留学进修，后来因为听了钱理群老师的课，对沈从文产生了兴趣。钱理群老师的课非常受欢迎，教室里人多到坐不下，外面也挤满了旁听的学生。当时福家道信老师正好在北京大学做访问研究。那时他结束了在吉首大学半年的访学，刚开始后半年在北京大学的生活。初次见面，他就向我介绍了沈从文这样一个作家，还跟我分享了他在湘西访学期间的许多有趣经历。
后来，我回到日本京都大学继续读硕士，要最后选定硕士论文题目时才正式开始研究沈从文。我还记得第一次阅读《边城》时的情景。那天，我在京都一座很小的昏暗的咖啡厅里翻开在中国买的《沈从文别集》，读到《边城·题记》的第一句话：“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这句话不知为何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觉得这真是一句很有“感情”的表白，不仅如此，作家还很自觉地加上了“不可言说的”这样的字句，表明那些有温度的感情是很难用文字来形容的。这样深情又自制的文字风格很符合我的文学喜好。
林丽婷：在沈从文研究中，“乡土”是关键词之一。鲁迅也被视为“乡土作家”，这两位作家描写乡土有什么异同？
津守阳：在一般所谓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派当中，鲁迅往往被视为乡土文学的鼻祖。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鲁迅本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用了“乡土文学”的概念来介绍一些作家。第二个原因是虽然鲁迅本人并没有把他那些写绍兴风土人情的文字视作乡土文学，但是后来的乡土文学作家包括沈从文在内都非常喜欢鲁迅的风格。所以，一些研究文学史或专门讨论乡土文学的著作都会将鲁迅视为乡土文学作家。但我个人认为，很多时候“乡土文学”的标签是后来人加上去的，并不是作家们自己定义的。讨论某一位作家是不是乡土文学作家，这样的问题不是很有意义，因为这样的讨论只能带我们去定义“什么是乡土？什么样的题材才有资格称乡土？”这些问题，很难达成定论。对于所谓的乡土文学，我觉得研究这个现象本身更有意思。虽然这是后来人加上去的标签，但这样的标签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化土壤中呢？乡土题材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受欢迎，是什么样的读者喜爱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包括鲁迅、沈从文在内的一些重要作家要一直针对故乡这样的题材继续创作？这些才是我想继续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很多人认为沈从文把自己的故乡写成田园牧歌式的、很美好的乡土。这样的评价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模式。但我反而觉得，沈从文的作品有很多隐性的、比较另类的东西，比如人性的阴暗面或者人的很复杂的心理。包括《边城》，乍一看是很美好的世界，其实也包含很多复杂多元的东西，这才是沈从文作品的魅力所在。无论是鲁迅的《故乡》还是沈从文的《边城》，对这些所谓的乡土题材作品，我都有类似的感受。
中文文化圈的乡土情结值得研究
林丽婷：您提到，乡土文学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情怀或文化现象，在日本文学里是不是没有乡土文学？
津守阳：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刚开始要将乡土文学这个话题当作自己的沈从文研究主题时的经历。我第一次在中国长期留学时，很多老师如果知道我是日本留学生并且想研究沈从文，就会问我日本有什么乡土文学作品吗？或者问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和《边城》有什么相同之处吗？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种“违和感”。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们会说川端康成有很多种风格，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别人说他是一位乡土文学作家。日本现代文学虽然曾经受到德国文学的影响，兴起过类似农民文学或者农村文学的运动或流派，但是没有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这样的乡土文学流派或者风格。
林丽婷：我想起了太宰治的散文式小说《津轻》。作者于二战结束前夕重返青森县最北边的津轻半岛，探寻幼儿时期照顾自己的保姆，最后他们在小学运动会重逢的一幕令我印象深刻。此外，里面有很多对津轻风土人情的描绘。这本书被作为“新风土丛书”之一出版。在日本会用“风土”这个词，而且汉语和日语对“乡土”这个词的用法不一样。
津守阳：是的。在现代日语中，大概只有“乡土料理”，还有一些“乡土资料馆”“乡土史”“乡土著名人士”之类，这里的“乡土”大概跟中文的“地方”相似，是比较小的概念。在文学上几乎没有乡土文学的概念。文学作品中有表达乡愁的场面，我觉得一些歌人或诗人，比如石川啄木和室生犀星会用短歌和诗歌表达乡愁。石川啄木有很著名的诗句“去停车场的人潮涌动中听取令人怀念的乡音”，是讲他有时候故意到人山人海的上野站去，就为了听一听从故乡岩手来的人的声音。室生犀星的脍炙人口的诗句也表达了复杂的故乡情结，“故乡应该是远远思念的/也是悲伤歌诵的/就算/落魄地成为了漂泊异地的乞丐/也千万不要回去”。
林丽婷：室生犀星的诗表达了人应该与故乡保持距离（笑）。那么，宫泽贤治呢？
津守阳：宫泽贤治生前并不出名，他是死后才逐渐为人所知的。虽然他也在东京停留过几次，与东京文坛有一些互动，但他最主要的写作地是故乡岩手县花卷市，基本上没有离开故乡。所以，从一般对乡土文学的理解来讲的话，宫泽贤治不太符合条件，因为基本上都是离开了故乡的人在他乡怀念故乡而写的作品才会被视为乡土文学作品。
不过，宫泽贤治是我个人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而且他用独特的文笔在岩手的土地上构建了新的文学天地。太宰治也来自日本的东北地区，可以说日本的东北地区是讨论乡愁概念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日本文学研究里也有一些讨论故乡和乡愁的，只是并没有把这些作家和作品当成一个流派看待，只是看作一种文学题材。我目前准备把关于沈从文的论文写成一本书，副标题就要含有乡土这个概念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说过，中文文化圈对于故乡或者对乡土情结这样一种心态的重视远远超过其他文化圈，我想把这样一个文化现象介绍给日本读者。不过我想要通过我的书强调，沈从文并不只是一个以伤感的态度去美化乡愁的浪漫文人。人们很容易从某种二元对立视角——城市与乡土、文明与野蛮等——去理解沈从文的作品，但我的研究每次想要突破的恰恰是这样固定化的二元对立视角。
品味沈从文文学中的“野性”
林丽婷：您提到的突破二元对立，这个视角让我想起您的论文《高贵的野性的发现——从近代中国的“野蛮”话语来看沈从文》。从近代中国对野蛮和文明这一对概念的认识和接受的角度来把握沈从文的“野蛮”“野性”书写，能否请您展开谈谈这一点。
津守阳：我写那篇论文的时候想要挑战的是一种我们对于“文明”和“野蛮”的惯性思考。当我们在没有认真思考的情况下用“原始的”“野性的”来称赞沈从文的作品时，实际上与西欧文学所描绘的“高贵的野蛮人”如出一辙。浪漫主义往往把生活于西欧文明之外的人理想化，认为他们是与“自然”共生的“未开人”，称赞他们没有被文明所“污染”，保存着人类本来具有的善良。我们如果很天真地只看出沈从文作品中的“原始”“野蛮”要素，并且以此认定他作品的意义在于反抗现代都市文明，那表明我们的眼光依然停留在原始主义，导致过于简单化沈从文创作作品时的复杂历史脉络。
沈从文对待“野蛮”的态度有点复杂。他有时候使用“野蛮”这个词语，意义倾向于负面。可他又在不少作品里宣扬充满“野性”魅力的湘西，有时故意用民间“野蛮”的智慧来讽刺书本上“文明”的知识。因此，现在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讨论沈从文的立场是否倾向于野蛮或文明，而是将当时以及现在的汉语里使用的“原始”“野蛮”“自然”都加上引号，将它们还原于历史的脉络中对之进行考古，一一检视每一个词语及概念得以出现并发展的背景。
作为初步的检讨，我的论文处理了两个问题。第一，确认沈从文作品中的“野蛮”“野性”形象。沈从文自身有没有把湘西人形容为“野蛮”的？若是的话，他用这些词语的背后有什么含义和历史背景？第二，野蛮和野性的概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如何被理解的。
我将沈从文作品对“野蛮”的描写分为四类，“野生——自然和净化”“性爱——性欲的解放”“暴力——怪诞的血腥和侠客美学”“粗野——庶民的生命力”。同时，检视晚清到民国时期对野蛮和文明概念的理解与接受。既有研究显示，野蛮最早出现在传教士的著作中，是指称“化外之民”的名词，后来在晚清民国时期逐渐有了形容词性的用法，用来说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作为形容词的“野蛮”后来衍生了新的含义，就是残虐、有暴力性的意思。我调查了传教士编纂的几种《英华字典》中关于“野蛮”“野蛮人”的词项，并整理了清末民初报刊上有关“野蛮”的用例，发现进入20世纪以后，过去的“野蛮人就是暴力的”认知变成了“暴力的就是野蛮的存在”，将暴力行为的主体认定为“野蛮”，这样的主体既有个人也有国家。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有人认同西欧和日本所谓的鄙视野蛮并赞扬文明的价值体系，但其实仍存在怀疑这种价值体系或想要颠覆它的观点。有些报纸批评帝国主义的暴力行为是“文明国的野蛮行为”，指出所谓的文明国家也会成为“野蛮”的存在。那么，野性的概念如何出现呢？作为形容词的“野性”比较晚一点才出现。
对于现代野蛮和野性概念有了这样的语境认知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沈从文所描写的“野蛮”和“野性”形象，再次深入思考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作品的意义。在论文中，我分析了沈从文作品中“野蛮”和“野性”形象复杂多元的样貌，有时候作家自己对野蛮概念的价值判断也呈现互相冲突和矛盾。我认为，这样错综复杂的状态才能让我们真正看到现代性面貌的一部分。我们平时所使用的许多概念和价值判断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也不是顺着某一种线性的进化路线发展出来的，而是经过许多人同时接受那些新的概念，并加上了诸多解释和改变来反复使用此概念的漫长过程，才演变成现在这样的。而包括沈从文在内，文学创作者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起到巨大作用。我总是希望能在研究中看到让我感觉历史得以还原的时刻，我认为这就是文学研究的乐趣之一。
作者系日本龙谷大学法学部讲师；日本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人间环境学专业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姚晓丹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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