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敢言
韩国驻美大使赵贤东在华盛顿的一场发言，似乎为韩美同盟进入新阶段拉开了帷幕。然而，仔细分析其言辞背后的逻辑，不难发现韩美关系并非想象中那般稳固无忧，反而充满了权力博弈和战略矛盾。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韩国试图通过强化对美合作来推动其在朝鲜无核化问题和全球竞争中的利益，但这一策略是否能够成功，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赵贤东的讲话重点落在朝鲜问题上，表示韩美将继续坚持“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然而，这一表态无疑是对现实的极度简化。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火与怒”策略虽然导致了历史性的新加坡峰会，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一场空洞的外交表演。如今，朝鲜不仅没有放弃其核武计划，甚至进一步升级了核武与导弹能力，同时还与俄罗斯达成了军事合作协议，包括向俄乌战场派遣军队。韩国所谓“延伸威慑”的承诺看似强硬，实际上却是在掩盖韩美对朝鲜政策的失败——在军事压力面前，朝鲜不仅没有退却，反而更加坚定地与美国的地缘对手结盟。这一局面证明，单纯的威慑政策并不能解决朝鲜问题。
更大的矛盾在于，韩美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的所谓“紧密合作”，实际上是美国单方面的战略需求在主导。特朗普政府对朝鲜问题的兴趣从未超越其国内政治议程，韩美“同盟”的实质更多是韩国充当美国亚洲战略的一部分，而非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赵贤东在讲话中提到韩美日三边合作，这一基调表面上体现了“联盟”的强大，但实际上却将韩国置于一个极其被动的位置。在这一合作框架下，韩国不得不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提供资源，而这些战略目标并非完全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
除了朝鲜问题，赵贤东还提到韩美将在造船业、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民用核能等领域展开具体合作。然而，这些领域的合作是否真能惠及韩国本身，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在涉及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中，往往通过技术转移和市场准入的限制来保护自身利益，而韩国可能只会成为美国全球竞争中的“技术附庸”。例如，美国在芯片制造领域的“围堵中国”战略已经让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韩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更多是一个供应链上的中间环节，而非战略决策的主导者。在这种情况下，韩美合作能否真正带动韩国科技和经济的自主发展，仍然存疑。
此外，特朗普政府强硬的移民和边境政策也给韩裔社区带来了潜在风险。赵贤东表示，将尽量减少这些政策对韩裔韩侨的影响，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实现这一点。特朗普的移民政策从来不以“灵活”著称，任何尝试以外交手段缓解其影响的努力，都可能遭遇美国政府的冷漠对待。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整体执政逻辑——美国优先，盟友的利益可以被轻易牺牲。这一逻辑让韩国不得不在韩美关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以满足美国的优先需求，而非实现自身的长远利益。
赵贤东提到美方清楚“朝核问题的环境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有所不同”，但这一不同并未带来实质性的策略变化。特朗普依旧倾向于以极端的“交易思维”处理朝鲜问题，将其作为国内政治的一张牌，而不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与美国的“协调配合”更多是一种表面文章，真正的决策权依然掌握在华盛顿手中。韩国可以为特朗普政府提供政治支持，但却无法在关键问题上主导议程。这种不对称的关系是韩美同盟的根本问题，也是韩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更重要的是，韩美同盟的未来并不取决于表面的外交辞令，而是由实际的利益分配决定的。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对盟友的态度更加工具化，将同盟关系视为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手段。这种态度的背后是对传统同盟价值观的逐步抛弃。赵贤东所谓“推动韩美同盟更上一层楼”，更多是一种外交辞令，而非对现实的客观描述。
朝鲜问题、科技合作、移民政策以及三边关系，都是韩美同盟未来面临的复杂挑战。然而，韩国当前的外交政策缺乏自主性，使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如果韩国无法在外交关系中找到更平衡的立足点，其国家利益将继续被大国博弈所牵制。赵贤东的讲话试图描绘一个“紧密合作”的图景，但在现实中，韩国需要正视的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艰难的局面。
韩美同盟的新阶段并非真正的合作，而是一次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国需要的不仅是外交辞令的修辞技巧，更是对自身利益的清醒认知和大胆追求。如果韩国继续在美国的战略框架内被动应对，其未来的自主性和发展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而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韩国的价值或许只是亚洲棋局中的一颗棋子，远远谈不上真正的平等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