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人”在上海文化语境中，始终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
过去，在上海的传统滑稽戏里，苏北人往往是被娱乐的对象；而今，这一主题在上海脱口秀和短视频内容中依然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创作者们绕不开的话题。
门腔在《喜剧之王单口季》中。（图源本人微博@门腔伐）
近期，上海脱口秀演员门腔在其参与的《喜剧之王单口季》中，幽默地提及了自己作为苏北人在上海的故事：自小便接受父亲的教诲，试图隐藏自己的苏北身份以免遭受歧视，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地露出端倪。他还模仿了女友的苏北口音，认为其自带一种从容不迫的松弛感。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韩起澜对近代上海苏北人群体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在著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中指出：“苏北人不是在苏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为苏北人。”“苏北”，一度意味贫困、混乱、野蛮与肮脏，一切与彼时上海的摩登与先进背道而驰。她强调，“苏北人”并非一个自然形成的族群概念，而是通过在上海的“江南人”主导的社会建构形成的一种相对身份标识，并将其遭遇与爱尔兰人、非裔在国际范围内相提并论。
《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美] 韩起澜，上海书店出版社2024年版）
本期如此城市，两位“苏北人”，作家张明扬和媒体人许云泽，结合生活体验及阅读感悟，谈谈苏北人在上海。
没有苏北人认为自己是苏北人
张明扬：书中有一段引用了南通籍著名民族企业家张謇的话，他说苏北仅包括紧邻淮河以南的地区，如盐城、阜宁和淮安。言外之意，扬州或更南的海门、南通等地并不属于苏北的一部分。张謇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苏北”这个词不好，而是因为在当时的上海名利场上，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他必须将自己从“苏北人”或“江北人”的标签中剥离出来。
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苏北人，往往会被认为不具备精英特质，想要证明自己的精英身份变得尤为困难。因此，张謇通过自我建构的方式，试图表明自己不属于这个群体。
张謇雕像（图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据百度百科：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金融家、慈善家、诗词楹联家，“江苏五才子”之首。
关于“散装江苏”的概念，江苏一直存在这种现象。
例如，我在1998年于南京大学上学时，校区位于江北部分。我们经常需要乘坐公交车，花费一个小时进城，即使南京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江南城市，但我们却在南京的江北部分学习，这感觉非常奇特。幸运的是，南京大学一半以上的学生并非江苏本地人，因此对于江北和苏北的概念理解并不深刻。这些概念主要在江浙沪地区流行，在上海尤为显著。
网友自制江苏各区地图。（图源小红书@sansuileng）
书中提到了一个我非常认同的观点：“散装”不仅适用于描述整个江苏，也适用于描述江北人或苏北人本身。书里提到的扬州人——尽管几十年前在上海也被视为被歧视的苏北人群体之一，他们通过把持搓澡行业来维护自身地位。扬州人在这一领域内也不愿意雇佣其他地方的人，认为只有扬州人才能胜任这项工作。这进一步说明了“散装”特征的存在，即江北和苏北的概念部分是由社会建构出来的。
这些人都来到上海后，原本来自不同县市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苏北人”。如果没有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江北人或苏北人的概念可能就与其他地区的地理划分（如浙北、粤北等）一样，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地理概念，而不带有强烈的文化冲突色彩。正是由于1850年至1980年间上海作为魔都的独特地位，这些人来到上海后才被塑造成“苏北人”或“江北人”。
因此，这本书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虽然每个省份都有类似南北划分的地名（如粤北、赣北），但没有哪个地方像苏南与苏北这样有着强烈的文化冲突概念。这确实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上海）形成的独特社会现象。
网友自制江苏省居民收入地图。（图源小红书@Queue）
许云泽：我注意到作者试图通过多个篇章来厘清现实中是否存在本质化的“苏北”概念。
江苏这个地方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多层区隔：比如长江以南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与淮河以北的划分；其次是根据种植作物的不同；再者是基于方言、文化生活及文化产品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构成了苏南和苏北之间较为本质的区别和归类。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当地经济数据和城市化程度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基本的南北划分。
正如明扬老师提到的，“苏南”和“苏北”的概念真正是在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语境中才得以实现明确区分。书中指出，苏北最初是对立于苏南的概念，并且处于鄙视链的底端。
这一过程经历了从苏北到苏南再到上海的建构：苏南的江南精英进入上海后，主要从事主流的社会经济生产活动，而苏北人则是后来迁移到上海的，他们与苏南的江南精英形成了对比。
虽然籍贯同属江苏，但江南精英对后来的苏北人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这不仅因为他们的职业选择不同，还因为他们居住环境（如棚户区）等因素，进一步上升到语言、生活习惯等抽象层面的评价标准，从而形成了一种区别对待的现象。
苏北人在上海的居住环境。（图源小红书@大大同城）
这种区分经历了一个逐步向南扩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苏北人逐渐成为了鄙视链中最底层的存在。
例如，张謇急于洗脱自己作为苏北人的身份，反映了族群并非天生而是由特定群体定义的事实。作者用了一个词——“谋求集体团结的人们”，来界定族群的概念，实际上指的是身份共同体意识。在上海这个语境中，你是从事主流的、较高大上的经济社会生产活动，还是像苏北人那样处在发展侧面，成为相对贫困阶层的一部分，导致了不平等的偏见，促使江苏人需要划分自己的身份共同体意识，江南的人急切地想要与苏北人划清界限。
网友自制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划分图。（图源小红书@徐州画面）
“Sobo Refugee”：苏北人，一种对于底层贫困的歧视
张明扬：我想用“难民”这个词来讨论苏北人，因为在当前西方的政治语境中，“难民”已经成为了一个主导性概念，尤其是在美国大学和大选等场合中广泛使用。在这些背景下，“难民”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而且深刻影响了政治格局。
在上海的历史背景下，苏北人的形象实际上类似于难民。虽然按照贫困程度来说，苏北可能并不比安徽等地更穷，但大量苏北人来到上海并非出于经济或教育目的，而是因为自然灾害如洪水、饥荒等被迫逃难。当这些人作为难民涌入上海时，他们往往一无所有。对于租界当局而言，他们并不区分苏北人还是其他地区的人，只是简单地将这些难民视为脏乱和破坏文明的存在。这种基于对难民的歧视现象，类似于当今欧美社会对待非法移民和难民的态度。
上海市虹口区瑞虹路25弄棚户区现状。（图源小红书@你七哥）
书中描述了租界当局如何拆除棚户区的过程，这段描写非常精彩。当时租界当局并没有明确针对苏北人的概念，而是视这些难民为需要驱逐的对象。尽管如此，大多数难民确实是来自苏北地区。书中提到，为了清理棚户区，当局甚至动用了武力，但仍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苏北人在当时的上海不仅面临物质上的困境，还遭受文化和社会地位上的贬低。由于他们从事的是低端工作，并且缺乏有效的社交网络支持，导致形成了恶性循环。即使是在黑帮这样的领域，也没有苏北人的立足之地。例如，上海“三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浙江人、江苏人）把持着主要势力，而没有苏北人的身影。
有趣的是，外资企业反而成了打破这种歧视的一部分力量。日本棉纺织厂因不了解“苏北人”的概念，开始雇佣一些江北人，而华资企业则继续排斥苏北人。外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地域歧视的局面。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旧址，其前身系日商大阪东洋株式会社在上海早期开办的裕丰纱厂。现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图源小红书@米阿）
此外，法语中的“乡下人”一词（音译为“冈不达”），与上海人称呼江北人的词汇极为相似。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二者有直接联系，但考虑到法租界的影响，这种相似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总的来说，书中提出的“江南精英集团”概念非常贴切。
江南地区的不同城市间并没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但通过树立“苏北人”这一他者形象，成功构建了自己的共同体身份。正如当今川普政府设立“非法移民”等他者概念以巩固自身群体的身份一样，江南精英集团也通过这种方式强化了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江北人本身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同感，他们的形象更多是由外界建构的结果。
1937年前后，上海法租界外的难民。（图源小红书@银矿）
如此城市：书中还提到，许多苏北人到上海后只能在劳工市场找到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就像今天的零工经济。当时，上海正处于第一波城市化阶段，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很多人在城市中寻找生计很大程度上依靠社会网络来找工作。例如，在老上海小说中描述的情景，有时来自江南的人，能够在一个银行找到一个小经理的白领职位，往往是通过老乡熟人介绍实现的。
然而，正如刚才提到的，苏北的这些难民和流民，由于本地的社会网络被彻底破坏，被迫流落到上海。他们只能从事最基础的工作。
书中写到，一百年前，这些人主要做的工作包括黄包车夫、码头工人或清洁工等。尽管这些工作非常基础，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进步，因为在他们的老家可能没有任何工作机会，甚至完全没有生路。
许云泽：确实有一个客观上的先来后到的过程。所谓的“江南精英”，正如明扬老师提到的，如果没有苏北人作为对照体，江南精英的身份共同体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苏北人的到来促使江南精英开始抱团，并认为自己是江南精英。无论是在近代还是现当代，这些江南精英在上海发展成为现代工业中心的过程中，都是经济建设的主流。
相比之下，苏北人的南迁首先是从苏南开始的。
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点：太平天国之后，苏南大量人口流失，土地抛荒无人开垦。因此，苏北人首先来到苏南从事农业劳动，甚至在条件非常差的土地上耕种。
书中指出，“什么样的地，苏北人都能种；什么样的烂活，苏北人都可以干。”在城市中，苏南也有苏北人的棚户区，他们主要从事苦力工作，女性则更多担任佣人角色。
而在上海，苏北人则处于发展的侧面，逐渐形成了贫困阶层。
嗷嗷待哺的难民：上海南市难民麕集法租界铁门外待发面包（《国闻周报》，1937），转引自陆新蕾,郁升. 体面的市民与危险的“他者”：“上海人”身份的早期媒介生产 [J]. 上海文化, 2023, (12): 69-78.
书中总结了苏北人在上海受歧视的三个主要原因：首先，他们是难民，来到上海不是为了经济建设，而是逃荒而来。其次，他们在城市中的职业非常碎片化、零散且边缘化，通常是较差的职业。最后，他们的聚居生活环境恶劣，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他们的负面印象。
作者还提到，籍贯是一种具有伸缩性的建构。
在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语境中，我们将一切难民身份、不光彩的职业以及恶劣的生活环境归因于“苏北”的习惯。这使得“苏北”这一概念和族群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到底哪里才算苏北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完全取决于其在江南及上海社会中的表现和象征意义。由此，所有不受待见和被歧视的现象都被倒推归因为“苏北”的习惯，这是一个由结果反向归因的过程。
这种难民现象不仅出现在上海的殖民语境中，在当代也依然存在。我小时候常听父辈讲述50后、60后在70年代时由于水灾和地震等自然灾害而逃荒的经历。我的父亲小时候也是从苏北逃难到上海，因为那里有亲戚可以依靠。而那些已经定居上海的上一辈人，最初也是以逃荒为驱动力来到上海，并最终寄身于这座城市。
《徐淮海水灾区域图》，民国36年（1947年）8月苏州北部徐海地区大水灾形势图。（图源小红书@徐州老照片）
即使这些苏北人最终定居上海，他们也几乎总是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未能占据主流的经济和社会生产地位。穷亲戚找上了已经定居上海的亲戚，本质上仍然是穷亲戚。苏北人形成了这样一个由逃荒和逃难驱动的难民互相接济的群体。
不复存在的“苏北籍贯属性金字塔”
张明扬：上海人除了用“江北人”这个词外，还常用“乡下人”来形容某些群体，但实际上很多所谓的“乡下人”其实是苏北人。这很有趣。
此外，我觉得上海对江北和苏北人的歧视减少，除了移民增多外，房价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前上海各区房价差异很大，但现在很多地方的房价已经高度均等化了。
例如，上海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苏北人聚集区叫虹镇老街。20年前，这里几乎可以用扬州话直接对话，还有很多传说，比如警察都不敢来。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开发成了虹口区的一个大型小区，房价达到十几万一平米。这种变化消解了很多老观念。无论是新上海人还是老上海人，买房最终都是按市场价值来决定的。
38年前，虹镇老街飞虹路口。（图源小红书@旧楼）
当年苏州河一带因为苏北人的聚居而被认为是脏乱差的地方，但现在苏州河边全是高级住房，住在水边、山景房等理念变得流行，这些新概念冲击了老观念。
陆家嘴30年景观变化。（图源小红书@《沪杭逸游刊》）
许云泽：我觉得明扬老师提到的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在当代商品经济中，房地产的商品化发展打破了我们过去基于籍贯或聚居区的文化概念。现在，关于人的划分和观念更多地依赖于货币购买力，而不是籍贯或身份。我们现在的鄙视链不再区分苏南、苏北或者你从哪里来，而是看你是否有钱。
书中提到一个词叫“属性金字塔”，即一个族群或社群的身份属性是多重且多元的。在过去，最重要的可能是习惯，其次是职业等，逐步形成了一个属性金字塔。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环境中，这个金字塔被扁平化了，主要通过购买力、消费能力和经济地位来区分。
在当今，苏北人这个概念及其附带的历史标签被瓦解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经济上的平等化。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高等教育带来的流动。如今，从小地方到省会城市，或者从外省到大城市（如上海的“乡下人”或北京的“外地人”），人们的迁徙不再受限于籍贯或族群方向。
高等教育让所有人脱离原生的籍贯和社会阶层，进入一个重新洗牌的大环境。例如，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以及中国其他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人们通过高等教育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那些留下来定居的人成为了新北京人、新上海人。
在这个过程中，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之后，很少有人再以老家来界定一个人的身份。更多时候，人们会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甚至学校的层次也成了新的阶层划分标准。这样一来，原本基于籍贯与族群的标签在属性金字塔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网友自制的上海高校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