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ebecca
编辑|珍妮
今天是第一堂课,按照惯例,请大家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顺便说说自己为什么要选修法文课,Rebecca,就从你开始吧!」
「呃...大家好,我是历史系的Rebecca,我之前有学过法文,但上大学后就没再碰了,我之后打算去法国念书,所以想从现在开始密集学习。」
「喔,真的吗? 这非常非常难,你要加油了。」
听到老师的回答,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自己似乎讲了一个不切实际的事。事实上,在我开口的时候,这几个句子就这样不受控制地从我嘴巴里滑出来,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来不及了。幸好老师没再继续追问我最害怕的问题: 为什么想去法国念书?
我为这个问题编织了无数个看似完美,但也很无聊的答案,因为真正的答案让我难以启齿。我在15岁那年,无意间看到一个作家在电视上介绍她写了一本自己在巴黎旅居时的故事,里面记录了她在餐厅吃了什么、在路上跟谁说话、住的房子长什么样,但我不是被她的故事所吸引,我甚至都想不起那本书的书名是什么,真正让我触动的是她拍了一张黑白照,照片里一个长发女子坐在塞纳河边低头看书,阳光就这样洒在她的脸上,像带着一层近乎透明的面纱。我无法确切回答这张照片带给我的感受,但那个女孩惬意的样子和那个阳光明媚的塞纳河就此常驻在我的脑海。就这样,我觉得自己长大后一定要去这个地方看看,我不仅给自己洗脑,甚至还跟身边的同学说我未来要去这个国家念书。这种近乎疯狂却毫无缘由的想法让我在高中时开始接触法文。
如果用性格来形容法文,初次见面时,我对它的印象是个非常难搞、要求很多的人。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语言是有性别的,法语的名词有分阴性和阳姓,但老师无法回答为什么桌子是阴性、猫咪是阳性;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其他表达数字的方式,原来70在法文中的表达方式是60加10,80则是是4乘以20。但法文的难搞程度还不止于此,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莫过于精细到近乎变态的动词变化,这让我一度以为这个国家的人是不是对时间的感知特别敏锐。
前阵子和老师碰面讨论论文,老师提了一个直击核心的问题:
「这一章里我完全没看见女演员,都是其他人的讨论,她们去哪里了?」
「我实在找不到她们的发声纪录,无法得知她们在想什么,只能从其他人的角度来写...」
「那她们为什么失声了?」
我告诉老师几个推测后,她说这才是你要写的东西,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总想和其他学者写出一样的内容,但你不是她们,虽然都是研究女演员,但她们之间碰到的情况不总是相同。原来我一直在试图模彷别人,写论文时这样,生活中其他时刻也是这样。
刚进入博士班时,身边的人总是提醒我要多去社交、尽可能地多认识人,这对以后找工作很有帮助。除了建立人脉外,还要建立未来五年的工作计划,每一年要设定参加研讨会、发表论文、申请奖学金的KPI指标。这些建议我照单全收,别人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我天真的以为未来的日子会像计划那样顺利,殊不知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哪里都去不了,只能困坐在家里。我乐观地想着没关系,至少我还能在电脑前查阅资料,阅读文献。我的生活作息可以说既简单又无聊,早上起床吃完早餐后,就开始翻阅100年前的电影杂志和报刊,我特意做了张表格统计一下,有将近400本要看,是个惊人的数字。我就这样一头潜入这庞大又複杂的资讯海洋里,经常看到忘记时间,等回过神来才发现太阳已经快下山了。那时的我像个荒野淘金客一样,满怀期待地想在这一大片旷地中挖掘到黄金,结果金子没找着,人卻被困在里面走不出去。
研究上的不顺利让我感到焦虑,我以为是自己投入的时间不够,开始一点一点把原有的休闲娱乐都取消了,渐渐的,我的大脑中只剩下论文,容纳不进其他东西了。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内心那股挥之不去的烦躁感,急迫的想找人谈谈,但是我不知道能跟谁说,情急之下,我第一次尝试预约了心理咨询。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是在线上碰面,打开镜头后,我以为她会先问我做咨询的动机,没想到她只是轻轻的说: 「你还好吗?」听到这一句再平常不过的问候,我当场泪如雨下,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在人前哭泣。
我实在想不起第一次咨询时到底说了什么,因为哭了太久。当时有各种压力同时交错,除了学业上的压力外,最让我痛苦的是,我融入不了学校的环境,对法国的生活节奏、办事效率也严重适应不良。没来法国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抗压性很高的人,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能撑过去,但来了之后却经常被小事击垮。我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就我这么不堪一击。我只记得咨询结束前,我忍不住对咨询师说: 「我好想逃离法国啊,我不想再讲法文了。」
「来,跟着我再念一遍这个句子,你必须练好法语咬字的清晰度。」
「J,我今天是来校队论文,不是来练口语的,能不能改完再练?」
「不行,你是博士生,不是法语初学者了,要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不是只会讲法文就好,还得说一口漂亮的法文才行。」
J让我打开Youtube页面,找了几首法文歌给我,让我回家跟着唱,一直唱到跟原唱一模一样才行,真是让人恼怒的回家作业!
我跟J是在一个公益协会认识的,这个协会原先是接待在巴黎念书的德国人,二战期间德法关系交恶,战争结束后一些民间组织开始恢复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协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外国人来法国求学,协会索性对外全面开放,只要缴交一年的注册费,不论任何国籍、任何年纪的外国人都能加入。这里的义工大多是退休的法国老人,他们每个礼拜拨出一天至两天的时间来这里陪我们练口语或帮我们校对论文。J是其中一个义工,他来自法国在北非的前殖民地之一「突尼西亚」,肤色黝黑、顶着一颗大光头的他在一群白发苍苍的义工里特别显眼。虽然J帮我改过几次论文,但他不像其他义工那样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对他不怎么了解,只知道他以前是建筑师。他在帮我们改论文时充分发挥建筑师注重结构和美学的精神,为了调整一个句子,他可以花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所有人抱怨连连,但不得不承认,J的文字功底非常好,在他的指导下,我那死气沉沉的论文像是被注入一股活力,字里行间充满着生命力。
回家后,我在房间里用电脑播放J指定的歌曲,这是一首80年代的老歌,歌词诉说着恋人间的思念之情,听着女歌手低声吟唱,我的思绪慢慢飘远,上一次唱歌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搬进新公寓后,这里的隔音好的不得了,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出声音了。我尝试哼了两句,但我的歌声听起来很奇怪,好像有块布捂在嘴巴上,发出来的音色像雾一样朦胧。
「听说人在说不同语言时,声音也会变得不一样」
「是吗?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等一下上课时你就知道了,你有仔细听过自己讲法文时的声音吗?」
还有5分钟就上课了,我坐在教室里写作业,Florence突然从讲台上冒出来,她一边调整设备,一边问我这个奇怪的问题。Florence是发音课的老师,来自波尔多的她身材高挑,留着一头俏丽的短卷发,大部分时间都穿着深色系的衣服,下课时总是烟不离手。看起来酷酷的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每当我们跟她抱怨法文有多难学时,她看我们的眼神就像在看她那刚进幼儿园的小儿子一样,慈爱中带着一丝担忧。
发音课的教室是一间大型的视听教室,每个位子上都有一台电脑、外罩式耳机和会议麦克风。在Florence的指示下,我们戴上耳机,对着麦克风念出自己听到的句子。耳机里的声音结束时,她示意我们把耳机摘下,一脸坏笑的说:「接下来是这堂课最恐怖的环节,我把你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录下来了,等一下会按照顺序播放同时纠正你们的发音。」大家发出一阵惊呼声,谁也没想到自己的声音会透过扩音喇叭在教室里放送,真是尴尬极了。Florence说这不是要比谁的发音最好,而是让我们打开耳朵,听到自己不曾留意过的细节。我自认对自己的声音非常熟悉,但在听到自己说法文的片段时却愣住了。喇叭里传来略带嘶哑、声线浑厚的女声,她说话的节奏明显比其他人快了半拍,听起来有些着急。要不是亲耳听见,我简直无法相信那是我的声音,跟说中文时的我简直判若两人。我觉得说法语的我像个冷漠的人,感觉对周遭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和所有人都保持距离。当时我的法语还不太流利,一心只想着怎麽能快速提高语言能力,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让我的注意力越来越狭小,除了法语以外的事我都不想知道,因为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了。现在回想觉得那个时期的我就像一个登山者,急切地想征服法语这座高山,心里只想着尽快登顶,对沿途的风景毫不在意。
「Shy… abla…女士,请到17号柜台」
「Shy… abla…女士,请到17号柜台」
「最后一次唱名,Shy… abla…女士,请到17号柜台」
喇叭里传来急促的声音,我还没辨识完这个名字的音节,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广播别的名字了,这意味着Shy…abla…女士已经错过交件的时间。我跟旁边的阿拉伯奶奶互望了一眼,两人同时苦笑了一下,这个默契只有坐在移民警察局大厅里的人才懂。我看了眼墙上的钟,现在才早上九点,大厅已经塞满了人,每个人的手上都握着法国特有的纸质资料夹,里面塞满了更新换居留证要缴交的文件。等候室里异常安静,除了偶尔有小孩的哭闹声外,几乎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大家的眼睛都直愣愣的盯着悬在墙上的喇叭,期待能快点听到自己的名字。
对住在法国的外国人来说,每一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去移民警察局更换居留证。大致来说,我们需要在居留证到期前三个月向居住地的警察局预约缴交资料的时间,预约当天把指定的文件交到警局柜台,柜台人员审核后就会给一张临时居留,等新的居留卡做好后,再预约时间过去拿卡。虽然更新拘留的程序大同小异,但每个警察局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我居住的地区需要到警局的官网预约时间,预约的过程经常让我反思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来法国念书。按照官方说法,他们是随机开放预约时间, 这句话的浅台词是 :「能否预约到全凭运气」。每年六月底是我频繁去教堂的时候,我会固定在捐献箱里投下2欧元的硬币,点亮一个细长白蜡烛,站在圣母凋像前诚心祈祷,希望她能保佑我顺利抢到更换居留的预约时间。接下来几天、甚至几个礼拜,我只专心做一件事 : 不停地刷新官网页面。好不容易抢到预约后,真正的难关还在后头。
我家这边的移民警察局非常大,从大门进去后会看到一栋约有20层楼高,闪着光的银色大厦,大厦后面还有好几栋看起来科技感十足的建筑物,第一次换居留的人会迳自走进银色大厦,有经验的人进了大门后会一直往左走到底,那有一栋只有2层楼的灰色小楼,走近一看才会看到牆上挂着一个不显眼的牌子,上面写着「外国人接待处」。门口站着几位表情严肃的警卫,他们一边检查我们的预约通知单,一边驱赶没有预约的人。进去后大家直奔右侧的蓝色小柜台报到,接着到大厅里等楼上的工作人员广播唱名。二楼有一整排带数字的白色柜台,柜台上立了一大块透明塑胶板,塑胶板后面坐着承办人员,他们收到蓝色小柜台的通知后,会用桌上的麦克风念出「XXX先生/女士,请到XX号柜台」,警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唱名三次不到,预约当场作废,所以这个唱名环节总让大家又惊又怕。首先,承办人员的语速非常快,一不留神就只听到「柜台」两个字,假使顺利听到句子开头,我们还会面临听不出自己的名字的风险,承办人员在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念的外文名字时,通常只会念清楚名字中第一个音节,剩下的字彷彿被他们含在嘴里,听起来一片模糊。
这天和往常一样,改完论文的我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协会主席L把我叫到一旁
「你想不想当协会的学生代表 ?」
「 啊 ? 我 ? 为什么 ? 」
「现任的学生代表要搬到其他城市,没办法再来协会了,我们需要找人接替他的位子,我觉得你很好相处,其他学生都喜欢跟你讲话,这样的人很适合当学生代表。」
「学生代表要做什么事 ?」
「没有什么事,主要就是参加协会的行政会议,还有当义工们和学生间的沟通桥梁。」
「可是我的法文没有很好耶」
「那不正好,你可以在开会时顺便练法文 ! 」
被L这么一说,本来还在犹豫的我就这麽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走去搭地铁的路上,我和朋友聊到这件事,我怀疑L是不是认错人了,因为协会里有很多亚洲女生,我们的外观出奇的一致,大家都留着一头黑长直发,脸上带着一副镜片略厚的眼镜。朋友淡淡的说 : 「我们在协会这么久了,L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 在其他法国人眼里,亚洲女生的长相可能都差不多,就算搞混了也不什么大不了,但L不是这样的人。」
今年已经年近80岁的L有着一头漂亮的齐肩白金色头发,她总是像小女孩一样在头发两侧别着发夹。L在退休前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她特别善于跟人聊天,我在跟她讲话时觉得很放松,不像在学校时那样紧绷,甚至能坦然地表达平常不敢展现的负面情绪。在协会担任主席的L看似整日坐在接待处后面处理文件,其实是像个人类学家一样观察我们。她从来不会叫错学生的名字,对每个人的国籍、性个特点甚至论文题目了若指掌。我无法想像协会少了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原来我不知不觉中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在法国的第二个家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肆无忌惮地说话。
或许是出于对L的信任,我当了学生代表,从此在协会里多了一个新身份,也开始用不一样的视角观察法国人。当我试着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身边的人事物时,赫然发现很多误会并不是语言隔阂造成的,而是双方的思考逻辑不同所导致的。有一段时间,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 「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是这样想的 ?」神奇的是,当人们听到这句话时,不管他们当下是处于愤怒、恐惧或是焦躁不安的情绪,我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到那一闪而过、瞬间卸下防备的神情。原来比语言更重要的是理解。我不再时刻注意自己的发音、用字遣词,同时接纳会犯错的自己。当我把学习法文视为一种终身学习,我和它的关系也变得不那么紧张了。
某天,我像往常一样坐地铁去学校,下午3点的车厢里没什么人,我坐在靠窗的位子,戴着耳机听广播。电台DJ在节目结束前放了一首由魁北克乐团Ghostly Kisses翻唱的法文歌,女主唱轻柔地唱着 「J’ai demandé à la lune, et le soleil ne le sait pas (我曾向月亮祈求,而太阳并不知情) 这明明是首忧伤的情歌,但我却觉得很疗愈。下了地铁后我马上用手机下载这首歌,在上课前的空档,我习惯坐在学校对面的公园长椅上发放空看天空。这一天我难得在放空时戴上耳机,不停的循环播放这首歌。闹钟响起的那一刻,我涮得一下站起来,完全没发现长椅的另一头也坐了看似在发呆的中年女子,她在我拿起背包时转过头。
「你唱歌真好听。」她说。
写作手记
写这篇文章的时间点恰逢生病和疯狂赶论文的时候,只能在睡前一点一点慢慢写,感谢珍妮能在一堆杂乱的文字中帮我找到一条可以论述的主轴。
本故事由短故事学院导师指导完成
2月16号-29号,新一期短故事学院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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