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与他人的关系中感受日光的温度吧”

当你发现自己的父母不是自己理想的那样，当你发现自己永远无法成为想要成为的自己时，你会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创伤，有的人诉诸忍耐，陷入心灵的折磨；有的人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其他上，忽略苦楚。其实，自我疗愈有时并非是一个好办法，或许，他人的温暖可能会更好地帮助到你。

心理咨询师李沁云在《心的表达》中写道，“生而为人意味着不断地经历丧失感和内心的冲突”，在面对这些创伤时，或许你可以试试“一个自身被治愈过的、相对健康的心灵，去容纳并滋养另一个人的内心”，这也正是精神分析的实践之路。

本文摘选自《心的表达》，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人的一生，一定有三个普遍性的创伤

2017年的某个秋日，我在本镇健身中心的室内泳池游泳，一边游一边产生着一些散漫的思绪。身体的放松促进了心灵领域的自由联想，当时我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类似于冥想的状态，并经历了某种“顿悟”。

游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人的一生中，一定存在着三个普遍性的创伤时刻。按照这些创伤时刻发生的大致时间顺序，它们是：

一、当一个人意识到他/她的父母并非自己理想中的父母时；

二、当一个人发现他/她这辈子都无法与自己的“真爱”在一起时（“真爱”通常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且这个对象也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

三、当一个人觉察到他/她似乎永远不能变成他/她一直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时。

这个观点当然不是生发于偶然，它源于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对他人的观察、体会。

比如说，在对父母的理想化破灭过后，我又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将被我内化为心灵客体—也即我心灵的一部分—的“内心的父母”和实际生活中具有平凡人种种优缺点的真实父母区分开，并持续地在婚姻生活和接受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改进内心客体的质量。而我也早已明白，世界上从不存在完美的父母，生而为人的我们总会在某些时刻，因发觉真实的父母与理想父母尚有差距—甚至距离遥远—而承受创伤般的打击。

这样一个人生节点，其实亦是心灵成长的契机：接受我们生身父母的本来面目，和接纳所有令我们或哀或痛的人生真相一样，代表着内心世界的趋于成熟。

第二点可以在几乎每一部中日韩“纯爱”影视剧中得到印证。例如，诞生于1995年的日本电影《情书》曾被多次翻拍，是因为在东亚文化中，一个人的初恋经常是非常重要的，也常常被认为是他们的“真爱”，此番主题最能在观众心里唤起共鸣。

可是我们得注意到，这种感知与所谓的“客观事实”不一定有关；生活中有时会见到，即使某些人已经获得了美满的亲密关系，他们仍然怀念过去的某一任“真爱”对象，哪怕那些对象曾给自己造成过伤害。

电影《甜蜜蜜》

第三点则与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相关。声光信号极度汹涌、枝蔓丛生绵延的当代生活，使自我实现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各种新事物分心了。

就像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作家，但后来发现，得先靠一份稳定的收入来养活自己。进入临床工作后，我又在精神分析领域找到了自己想追求的对人心的理解和治愈，为了成为分析师我尚需比别人多上好几年学—从2018年在过去的学校入学算起，已经五年多了，但依然不知何时能结业。所以我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把脑海里涌动的词句，把在我心里生动地活过的人物和故事都写出来呢？

无法游刃有余地在“精神分析培训+临床工作”与“阅读+写作”这两桩事业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与满足，是过去好几年让我觉得我还没成为那个“理想的自己”的最主要原因。幸运的是，随着训练分析日复一日地仍在进行，这个困扰对我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在提出并简述了人生三个普遍性的创伤时刻之后，我想提醒读者留意上述三种创伤里所蕴含的丧失感和孤独特质。

在长大成人、日趋成熟的人生旅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先后经历对理想父母希望的幻灭，对“真爱”想望的泡沫破灭，以及对自我的沉重失望。在这些极度痛苦却无法避免的“觉醒”时刻，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我们只能以个人化的方式去独自经历并承受它们。

在意识到“丧失”的时候，我们心里永远失去了小时候在我们心目中无所不能的父母形象，我们发现自己在心灵懵懂时便已与此生至爱失之交臂，甚至，早已成年的我们极其无力地感到自己并非生活的主宰，那个理想的自我只在白日梦里还残余一点影子。经过了种种丧失之痛以后，仍留下来必须面对生活本身的，唯有我们自己而已。

去年春天，在一位“法鼓山”师姐的提醒下，我终于诵读了大乘佛教“净土五经”之一的《无量寿经》。在此经的第三十三品，我读到了这样几句话：“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这流丽的文辞表达着特别真实、肃杀的意思，令我心有所思并因感伤而泣不成声。

假若在每个人的人生之旅中，我们确实都是“独生独死，独去独来”，且因“道路不同”，因不得不一次次地失去我们所爱的客体或求之不得的自我而终将与他们“会见无期”，那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必须孤独地走过这些剧痛的创伤时刻而无法避免它们的发生？

电影《永恒和一日》

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并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试图为这样的问题寻找答案，会让我感到要站在生活之外去对它加以思考和判断，然而在我现有的人生中，我曾太久地站在生活以外。

面对真相常常是令人痛苦的，但我的精神分析历程已经教会了我，发现和面对真相是通往心灵自由的必经之路。如果一次又一次地承受丧失之痛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呢？如果孤独地走过那些心灵剧痛的时刻便是生活的代价呢？白胡子督导对我说过的“生而为人就意味着不断经历内心的冲突”，我一直记在心里，而且我还要加上自己的体验和理解，把这句话变成：

生而为人意味着不断地经历丧失感和内心的冲突。

实际上有许多精神分析家已经提出过这样的看法了。一个世纪前，奥托·兰克已在《出生的创伤》一书里提出，“出生”过程里包含的与母体的分离以及可能发生的物理挤压与损伤，导致了我们所有人最初的创伤和焦虑，这也是人们后来生活中一切焦虑的蓝本。

还有一些理论家提倡考虑患者作为胎儿时的生活质量，例如母亲的孕期抑郁对孩子造成的影响。这些自然是精神分析师在工作时有可能考量的方面，但我的看法是，不管子宫时期还是出生的过程，都是我们无法在意识层面回忆起来的，相关内容只能作为一种推论，出现于分析师所捕捉到的来访者的潜意识内容里。

电视剧《玫瑰的故事》

但我在前面提出的三种普遍性的创伤，则是可以清清楚楚地为人们所感知的，尽管每个人或许会用不尽相同的语言去概括和讲述它们。

精神分析对“丧失之痛”是如何解决的？

2017年秋天的泳池里，我想及人一生中“三个普遍性创伤”的那一时刻，后来经常会带着它最初的冥想气质于我心里重现，使我一遍遍地感叹人性的脆弱和坚韧：

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没法从来到世界上时的“出生创伤”及这三种常见的创伤中逃脱；我们走在各自的人生路上，孤独地穿越这些创伤所带来的情感风暴—有些人成功了，但更多的人可能要一辈子带着心灵的遗憾与缺口继续活着。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三个创伤性的人生节点分别对应了一个人的早期客体关系，狭义上的亲密关系，以及个体与自身的关系，也因此，这三个创伤全部是“关系创伤”。我在前文中所描绘的“丧失之痛”，是这些关系未能如愿，发生了问题所引致的。那么怎么办呢？

精神分析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便是“关系”，回到一个如早期客体关系那般重要的关系里去，以便把问题修通。这也是为什么在临床治疗领域，理论家们从来不认为“自我疗愈”是可行的，而精神分析文献里，则有特别大量的对如何促发正面移情、如何建立良性咨访关系的论述。近几十年来，在治疗过程里强调人际互动质量和主体间交互作用的流派在精神分析领域占据主流，亦可成为这个答案的注脚。

尽管咨访关系这么重要，它却是临床工作中特别难以拿捏的一个东西。

由于关系创伤的普遍性，以及每个人小时候并不具备合理地保护自己情感空间的能力，今天的患者们走进会谈室时，大多已曾在无数场无声埋进内心世界的情感风暴里伤痕累累。所以，人们基本上都在心里“武装”着对亲密性的防御和对分析师的难以信任，就仿佛给自己套上了一层厚厚的硬壳。

电影《致命ID》

来访者们踏进我办公室的行为本身，向我诉说着他们对被倾听和理解、对信赖另一个人的渴望，但他们每常陷入的状态却是“我今天不知道有什么可说的”“要不然你让我早点走吧”，或以一些精神分析术语来回避掉他们对坐在房间里的另一人—也就是我—的依恋：出于对可能被我拒绝发生联结的恐惧（这样的恐惧往往发源自过去的创伤），这部分患者选择在情感领域先拒绝了向我走近或开放一点。

在这样的情形下艰难工作，帮病人消融他们对我所代表的“他人”的恐惧和拒斥，自然是我身为心理治疗师的常见工作内容。

我曾感觉某位访客的叙事总是较为表面且潦草，通过问一些试验性的问题，我发出过许多有关进入对方情感世界的请求，但对话仍然“沉不下去”。

当我把这种感受与来访者分享时，她说：“我很期待做精神分析式的治疗，一直在等着你什么时候告诉我开始自由联想呢。”在访客的想象里，临床过程应该有个固定流程，比如我会发出指令，今天该自由联想了，下一次又告诉她，你对我产生移情了，等等。

这一程式化甚至机械化的想象呈现了患者过去人际经验的贫瘠：除非把我放在一个发号施令的权威者位置上，她不知该如何与我相处。了解了这点，我对访客作为一个在“情感剥夺”环境里长大的孩子的感受又加深了一些。

以前我向一位每次都有聊不完的话的患者提出，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增加谈话频率，没想到在对方心里引发了很大的震荡。可是他没有在面谈中告诉我，仅以决绝的行动表达了出来。接下来的一周，病人没出现，我却收到了他寄的信。信中说，我的提议让他感觉到了被强迫，为了避免正在到来的咨访关系的破裂，为了避免关系破裂的原因被我归结在他身上，他要提前一步，主动结束与我的咨询。

这位访客所“预感”到会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是很久以前曾发生在他身上的：被自己所相信、爱恋的母亲背叛并指责。面对这个病人的“指控”并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因为我一点要强迫他的意思也没有，在这里，我充其量是一个工具，被咨客当成了他母亲的幻影。不过我马上就想到，这是一位年长的患者，具有漫长的治疗史，在他初次开始心理咨询之后的许多年我才出生。

想及此事使我感慨万分：当患者走入人生第一个治疗师的会谈室时，他的心灵会是处于一个多么混乱、原始并剧烈疼痛的状态呢？而几十年来几乎从未间断的谈话治疗，好像并没使其发展出与他人建立一定程度信任的能力；他依旧在不同的咨询师之间不断辗转。病人是由于感觉被上一个咨询师指责才来到我这里的，在感到将要被我强迫而增加会谈频率后，他不愿与我一起对这种感觉进行解析和工作，反之，信里透露，他要奔向下一任心理治疗师了。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我对他的“抛弃”，患者选择了提前离去。

假如我的这些理解都正确，那么访客于人生早年所承受的在情感世界被母亲永远遗弃的这一创伤，又该是对他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毁灭性影响！大到我没法想象，也已经不能用我的心去尝试度量。

在我们之中，有些人的痛苦是其他个体无法轻易想象和测度的。而我觉得，只要人类的心灵痛苦还在，只要“净土五经”之一《阿弥陀经》里所描绘的极乐世界还未实现，只要哪怕尚有一个人还经受着心灵的折磨，精神分析就一定会继续存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一段所讲的访客虽然对我以及其过去的所有治疗师都相当失望，他却会继续寻找他认为能疗愈自己的下一位咨询师：他很清楚，他痛苦的内心世界仍然需要被另一个人看到并照护。

电视剧《扪心问诊第一季》

从宏观看，或许我们只不过是重复着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同样的一些创伤，大家创伤经验里的差别似乎只是程度的不同。但分析师的工作就是与一个又一个单独的人缓慢、持久地谈话，以期待成长的发生和心灵力量的增长。也让人生路上这些踽踽独行的受伤者懂得：

你曾经孤独，不意味着你要永远孤独，你曾受过伤害，可创伤未必是生活的全部。

精神分析已经落伍了吗？

再说回我自己。

前面我提到，目前在我生活中仍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的，是我觉得尚未实现理想自我，但归功于高频精神分析，它并不强烈地困扰我了。那么未来与Dr. A结束工作时，我能够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吗？

我不想十分执着于这个问题，因为我能预见，在训练分析完结之时，我必然应该已经有了足够自由与灵活的心灵空间去容纳生活和生命的不完满。或者也有可能，到那时我已可以把写作者和分析师这两重身份都驾驭得游刃有余，但保不齐我又有了新的追求呢？万一我踌躇满志地想要从我对文学和人生的理解中发展出自己的治疗思路甚至临床理论呢？

产生新的人生追求是非常有可能的，它一方面说明，“尚未实现自我”是人在感受界的常态：生命不止，对自我实现的寻求也绝不止息，这难道不是人类所特有的生命动力吗？

另一方面，我认为人生的所有创伤体验中都蕴含着成长的机缘和空间，这一点是“疗愈”能发生的前提。

“出生创伤”给了我们来到这个虽不完美却每天都能看到太阳升起的世界的机会，让我们得以在这里呼吸和感受一切能为我们所感知的事物；花香有时掩盖不了腐土的腥臭，可春日总会接续凛冬而来的。不理想的父母和糟糕的早期养育环境使我们初尝人生的艰难，但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毕竟也建立了最原始的理解及共情他人的能力。感情生活里的伤害与失败，也总要好过从未爱过和被爱的那种孤绝、冷冽—这个世界虽有太阳每日升起，但我们生而为人，是要到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感受到日光温度的，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太阳下的温煦，更是人性的温度。

今年秋天我读到了《致敬弗洛伊德》这本随笔集。

书中，美国意象派诗人H.D.以深情的笔触回忆了她于1933至1934年间接受精神分析时所见到的弗洛伊德，并铺陈了她在治疗及写作过程中所生发的自由联想内容。她对老弗爷深刻的理解与爱戴令我觉得，任何仅仅以“移情”一词去概括这种感情的企图都会是偏狭、浅薄的。H.D.歌颂了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深沉之爱，并将老弗爷称为“灵魂的助产士”。不，她说，“他即是灵魂本身”。

在我读来，他们二人之间，是两个伟大灵魂的相遇，其间充满人性的温暖和接踵这温暖而来的理解与接纳。每每手捧此书，当我以目光穿行于女诗人柔暖的缓缓倾诉时，心里会生起一种令我极其感动的感觉：或许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际关系，那便是一个人与另一人之间的关系。

2021年初，我为自己刚刚开张的私人执业办公室做了一个简单的网站。为了使潜在来访者能一下子感受到我是个什么样的咨询师，我把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的一句话作为横幅放在了个人网站最醒目的位置：心理治疗是一个人与另一人之间，人性的相遇。

这句话第一次出现在我心里时，它的主语其实是精神分析，因为并非每一种咨询模式都这么强调人性在其中的作用。我尚未获得分析师资质，却又想让访客们通过这句简单的话来了解我的工作风格，便把它改成了现在的样子。

在中文互联网上时不时会见到一种论调，说“精神分析已经落伍了”。

若是只把眼光放在对躺椅的使用、每周四至五次的高频面谈和细水长流的领悟与改变上，精神分析临床过程里洋溢的古典主义气息以及与我们时代精神相反的“慢”，确实早已不符合当代生活对效率的要求。

可我觉得，只要人类的情感创伤仍然真真实实、结结实实地存在，只要我们还渴望让他人的人性与自己相遇并焕发奇迹，只要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还有我们所不理解并需要深入探索的内容，精神分析这件事就绝对不会过时。

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论及的人生三个普遍性的创伤时刻，不妨说，都是我们深切渴望与他人的人性相遇，希望能与他者相联通的时刻—有关自我实现的第三种创伤浮现时，亦是渴望与自身的人性相遇、渴望与自我相连通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