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对话|作家王十月：有益的阅读，就是锚定生活的锚

■季风/文字整理王十月/供图

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王十月（《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嘉宾简介

王十月，1972年生于湖北荆州农村，职业编辑，小说家。迄今发表出版长篇小说《无碑》《如果末日无期》《不舍昼夜》等八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数十种。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中篇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榜、中国散文学会年度散文榜，众多作品入选各种选刊、选本、排行榜，《无碑》被《中国日报》评为新世纪必读的十五部中文佳作之一，现居广州。

“多面”王十月

编者按

在中国文坛上，王十月绝对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少年时，唯有语文最好，数理化最差，不得已主动辍学，和千千万万的北方农家子弟一样，背井离乡去广东打工挣钱。老家人根本不知道，从乡村田埂上走出去的那个美少年，日后成为了中国极有影响的大作家了。

他谦逊低调，依然保持农家的本色。他给记者说，书中的王端午不是小人物，而且是我们这个民族稀缺的有自省精神的大人物。

他谈及自己的写作和阅读的关系，说在长篇小说新作《不舍昼夜》上可能体现得更紧密，甚至可以说，这部书是他的心灵史、生活史，也是阅读史，也借书中人物王端午之口说他之所以堕落，正是因为他远离了阅读，远离了阅读，就远离了那些伟大的灵魂，而后来之所以能自我救赎，是因为他重新亲近了阅读。

季风：长篇小说《不舍昼夜》在文学期刊《十月》发表，单行书同时被花城出版社出版，并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值得祝贺。以王端午为代表的小人物在现实生活漩涡中徒劳挣扎，荒诞之外，透着作家赋予了人物生活某些希望及悲悯。有作家介绍说写作是自己的救赎，阅读是自己的翅膀，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和阅读的关系？

王十月：谢谢您的赞美。关于这部小说，已经有了太多的对话，本来我已经对自己说过，不再进行类似对话了。作者说得太多不是什么好事，应该让读者自己去感受。盛情难却，我还是应承了师兄的访谈。其实，在我的心中，王端午不是小人物，而是大人物。而且，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稀缺的那种有自省精神的大人物。说到写作和阅读的关系，《不舍昼夜》可能体现得更紧密，甚至可以说，这部书，是我的心灵史、生活史，也是我的阅读史。王端午之所以成为王端午，正是因为他的阅读。而且，在书中，我也借王端午之口说他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远离了阅读，远离了阅读，就远离了那些伟大的灵魂，而他后来之所以能自我救赎，是因为他重新亲近了阅读。有益的阅读，就是锚定生活的锚。我看网上有读者，集齐了《不舍昼夜》中提到的书。因此，我写的，不仅是写作和阅读的关系，而是人生和阅读的关系。

季风：王端午中学毕业从老家乡村出发，一路南下，在珠江三角洲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最火热、最前沿的巨变时代，映照出中国四十年经济、文化、意识状态。故事代入感极强，若生命之册徐徐打开。很多陕西读者很喜欢这部书，说在里面看到类似他们的父兄、母亲等当年的影子，曾经在城市辛勤制造财富，却忍耐着喧嚣、尘埃，如同附在城市水泥、玻璃幕墙建筑上的浮光留影，一旦风吹草动，精神就战栗不安。这部小说的现实性意义远远大于普通的城市或乡村小说，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部作品，是否这部小说是您目前最满意的作品？您有没有像某些作家说的自己最恐惧、紧张去写的什么内容？

王十月：我没有想过将这部小说写成乡村小说，或者城市小说，或者打工小说，或者哲学小说，或者什么别的小说。我可能想得更加朴素与简单，就是有话要说。过去，我们称小说为话本——说话的本子。可见，说话一直是小说重要的功能。动笔写这部书时，我刚好五十岁，五十年的人生，心中有了太多想说的话，于是一股脑儿在这部书里倾泻而出。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引用了丹麦作家克尔凯郭尔的一句名言：“真的无言并非沉默，而是不断说话。”因此，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不断说话。我曾经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叫《不断说话》，我的《收脚印的人》，通篇就是主人公在说话。在这部书中，我依然是在说话。这一点，我想我做到了尽量说话，说真话，不回避，不虚饰。有心的读者应该能领会到。另外，如何说的艺术一些，是文学这个行当应有之义，这一点做得如何，交给读者评价。不过从目前网络上读到的评价，特别是普通读者的评价来看，大多数读者是认可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说出的话是否有价值，这个要交给时间。如何看这部作品？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爷爱长子、娘疼幺儿”，这部书，相当于我的幺儿，我自然对他格外看重。

季风：人物的人生轨迹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叙述到2023年，近50年的时间跨度专门探讨了个体生命的历程与时代变迁。端午一词，似乎取《易经·乾卦》中飞龙在天、龙星得正的大吉大利之象。南方先民此日拜祭龙祖，也传说为纪念楚国诗人屈原跳汨罗江自尽，还有说为纪念伍子胥、曹娥及介子推等，众说纷纭。端午节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让王端午这个人物也注定不平常，您给人物赋予了某些哲学意向。作家的写作是否跟着批评家走，为批评家提供的新的理论启示，而主动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

王十月：大家都熟悉的，是出自《论语》的这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表达了一种时间的流逝感，在《十月》发表时，题记用的就是这个。但出行本时，我改成了莎士比亚的“愿你忠于自我，不舍昼夜”，从中可以看出我的取舍。至于取名端午，并没有想那么多。王端午早在我的小说《收脚印的人》中就出现了。我们乡下有一句土话：“癞蛤蟆躲端午。”什么意思呢，说癞蛤蟆已经是毒物了，但它还是怕端午，因为端午这天是至毒日。因此民间有将生于端午这天的孩子扔掉的旧习。至于说作家的写作是否跟着批评家走，我想大约这样做是很难操作的，如何跟着批评家走呢，作家在写前，难不成先跟批评家交流一番？我没有这样的习惯。另外，那么多的批评家，批评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听哪个的呢？至于作家为批评家提供新的启示，也是不大可能的。批评家自有见解，无非是借作家的酒（作品），浇自家的块垒罢了。那么，具体的文本批评意义何在呢？批评家会将作家的一些感性的、模糊的，甚至只是潜藏于文本中的、作家的潜意识给明确下来，并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为作品发掘出新的可能性，并将这种可能性，纳入其理论体系里进行言说。所以，好的文本重要，好的阐述同样重要。

季风：王端午从小热爱读书，最初从农村进入县城工作，参加本地文化馆的读书会，但读书会很快结束，包括工作的纺织厂停工待产，年轻工人迫不得已另外选择出路，类似陕西已故作家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当然这部小说的个性、场景、环境更为宽阔、复杂，思想经常有复调变化。“就像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也结束了”，您如何看待中国西部或者陕西作家写作的艺术特点？您对自己创作有没有过具体规划，就像人生和生活不断地转场，写作也得转型，过去的生活已经写过，新的生活也在打开和继续？

王十月：说实话，我很少读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没有读完。可能我并不是太能和他笔下的人物共频。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我也没读完，前面我很喜欢。相反，贾平凹的小说我读得特别多，我年轻时是贾迷，几乎读完了他在《秦腔》之前所有的小说和散文。我不是文学研究者，很难就西部作家或陕西作家的艺术特点进行总结性的评价。我年轻时，还喜欢读杨争光，特别喜欢《黑风景》。还有红柯的短篇小说，多好啊，《美丽奴羊》《阿力麻里》。杨争光的更西部。红柯最好的小说，写的是新疆的故事。弋舟的短篇小说我特别喜欢。但他似乎更像江南作家。所以，很难说谁更能代表陕西的特色，或者说陕西小说的特色是什么。至于说那种创作规划，我其实不是很有规划的人，而且，很多规划中的作品总是迟迟未能动笔，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不妨想到哪儿写到哪儿，随遇而安吧。至于未来，我是很悲观的，谁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没了，所以我从来不去想太遥远的事。

季风：王端午为奔赴一场爱情与幸福之约，在深圳关口遭遇坏人袭击，从此陷入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悲惨遭遇，在本能驱使中，他一边流浪一边朝回家方向走，在广州火车站他偷盗了一个旅客的钱财及证件，从此冒用他人的学历及身份体面生活。后为灵魂安妥休憩，他恢复原名及身份，在新千年创办了一家名为西西弗斯书店，与女作家结婚，有了孩子，送孩子出国求学，中年生活也逐渐趋入平常，文似看山不喜平，您又很快让他转入一波三折的生活漩涡中。

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的艺术特点是紧贴在现实主义地面飞翔，在当代文学环境中，现实主义地位尤为重要，您如何看待二者艺术的特点，自己又如何驾驭二者结合的写法？您总在勤奋、不断地写作，中间有没有写不了和写不下去的状态，或者说有没有为写作而感觉疲倦过？

王十月：我这个人，没有太大的文学野心。因此，也不是太考虑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因为现实主义也好，现代主义也好，本没有高下之分。重要的，是合适、具体的小说，要面对具体的表现手法，哪种手法更适合当下这个小说，就用哪种。我在抖音上讲写作，就说过，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各种手法，无非是工具。工具是为目的服务的，就好比打架，目的是将对方打倒，至于是用拳、还是用脚，是拿板砖、还是棒子，或者遇上机会了咬上一口也是可以的，哪有那么多的讲究呢。主义方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千万不要被这样那样的主义束缚了手脚。比如我这个小说，明明是现实主义的，可我需要处理一个人两种人格的冲突，于是就让他的脑子里住了另外一个灵魂。如此而已。我才不在乎什么主义的地位重要。谁规定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人物就不能好端端凭空飞起来呢。小说本就是虚构的，虚构嘛，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啊。所以，最后一章，王端午在流浪时，加缪和鲁迅都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和他进行对话，于是，小说就从现实主义，变成了超现实主义。谁又能说不行呢。小说家，不能自己画地为牢。至于说写作，写到后来写不下去，这样的事是常有的，于是，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写不下去，就放弃，我手中有好几个写了半截的长篇。还有一种，是写不下去勉强写，于是，就成为半部好书。这部书的写作状态一直很稳，很多人都说，这部书是越往后越好。

季风：您表示自己在青少年时期读了一些书，遇见一些人，经历一些事，心中种下了一颗理想主义的种子，也怀着这个理想主义的种子走向世界，一路上风吹雨打，摇摇晃晃。您如何看待理想主义？您觉得当代年轻人是心怀理想按自己内心初衷生活，还是崇尚务实找收入较高的工作为好？您如何看待过去“先锋”一时的文学现象和“先锋”精神？那些鲜活、生动的内容，尤其富有灵性充沛多变的思维，流向往往最不固定，但诗意盎然，表达上犹如飞翔，并更为灵活。

王十月：理想主义是一个复杂的词，看放置在什么样的语境中。比如治理国家，理想主义就不是什么好事。但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理想主义，会让这个人去直面一些主要的问题。至于年轻人该如何生活，我不敢当年轻人的生活导师。现在的年轻人，最反感爹味重的人。年轻人该如何生活是年轻人的事，我不操这份闲心。至于“先锋”，我借文中冯素素之口，对先锋文学和文学的先锋性进行了充分的表达，读者可以去看书。至于小说是该像您说的诗意、飞翔，还是朴拙、敦厚，依然是不可僵化地去看。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合适”。内容和形式，合适了，就好，不合适，就不好。

季风：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的更迭，每代人的价值观和喜好都在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变化，而优秀作家总能应时而歌，并找到自己熟悉的语言叙述密钥让故事突围，您如何看待那种碎片化叙事和现代性表达？

王十月：碎片化叙事，还是一个形式的问题。碎片化叙事，就适合表达一些碎片化的思考。比如现在抖音上的一些短视频，时长限制，不可能长篇大论，也不可能系统，就适合碎片化叙事。当然，无数的碎片组合在一起，也可以形成系统和深度。碎片化的形式、碎片化的内容与适合碎片化的传播方式相结合，自然就是好的。如果说，我要用碎片化的叙事，写作一个很宏大的、复杂的历史，写中国近一百年的沧海桑田，似乎又有点捉襟见肘了。至少不是最明智的选择。至于现代性的表达，则不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价值观的问题。一个具有了现代性思维的作家，哪怕他用最传统的方法写作，比如鲁迅、聂绀弩写格律诗，也是具有现代性的。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家有姣妻匹夫死，世无好友百身戕。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你品，这样的格律诗，是不是很有现代性。而一个没有现代性思维的作家，哪怕他操持了若泽·萨拉马戈或者托马斯·品钦那样的写作手法，写出来的必然也是旧的。因此，碎片化是方法论，现代性是价值观。

长篇小说《不舍昼夜》出版两个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