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桂芝，今年62岁，出生在山东一个小村庄。
我们村地处偏远，年轻人上学的机会本就少，我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后来，村里搞集体经济，我在生产队干了几年农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20岁那年，我嫁给了村里的张建国，他是村支书的儿子，家里条件比我家好一些。
婚后，我和建国一起下乡种地，后来赶上改革开放，他家托关系把我们调到了县城的国营厂。
厂里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工资稳定，生活总算有了点盼头。
我和建国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张磊，今年34岁，早些年在外地打工，后来结婚定居在济南。
小女儿张晓梅，今年28岁，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嫁了人，生了个儿子。
按理说，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我和老伴应该安享晚年，但事实并不如意。
建国比我大两岁，去年他厂里提前给他办了退休手续，退休金有6000多块。
而我，因为学历低，干的是厂里的后勤工作，退休后每月只有3000多块，两人收入差距挺大的。
刚开始，建国并不在意这些，但自从他在老年大学认识了一帮朋友后，整个人的心态变了。
他总跟我念叨：“老李家老两口，退休工资加起来一万多，每年还能存不少钱。咱们这日子，稍微大手大脚点就捉襟见肘。”
我听了心里不舒服，觉得钱够用就行，可建国却开始斤斤计较起来，甚至提出我们俩的日常开销要AA制，说“花谁的钱谁心里都有数”。
这话让我气不打一处来，结婚几十年了，怎么还能分得这么清楚？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直到前几天，他突然跟我说：“桂芝，今年春节我爸妈、小弟、小妹他们一家子要来咱们家过年，总共十口人，你看你准备准备。”我一听这话，心里顿时不是滋味。
他们一大家子要来我这儿过年，吃喝拉撒全是我一个人的事，建国却只字不提帮忙，甚至连买年货的钱都没提掏一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建国，你说要AA，那过年你家十口人来咱家，是不是也该按人头分担点费用？”
他听了，脸一沉：“桂芝，你这话就没意思了，过年是全家团聚的时候，怎么能谈钱呢？”
我冷笑了一声：“分得清楚的时候是夫妻俩，到了你们家人这儿就不分了？”
他听完，把筷子一摔：“合着这么多年，我爸妈来咱们家吃顿饭，都是欠你的了？”
那一晚，我们吵得不可开交。我心里委屈极了，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全都被他当成了理所应当，而他却从来没为我的感受考虑过。
第二天，我给女儿打了电话，把家里的事和她说了个大概。
晓梅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说：“妈，你要是觉得心里不痛快，就别管这些事了。今年过年你来北京吧，我给你订票。”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阵轻松，可转念一想，万一我走了，建国一个人忙不过来怎么办？
晓梅似乎猜到了我的犹豫，又说：“妈，你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为自己想想了。再说了，爸不是总跟您讲AA吗？他有本事算账，就让他自己忙去吧。”
挂了电话后，我越想越觉得女儿说得对。大半辈子，我把这个家当作我的一切，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藏在心里，可到头来，换来的却是建国的冷漠和算计。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于是，我做了个决定。
元旦节，我在手机上订了一张去北京的高铁票，打算提前两天出发，过年在女儿家住一段时间。
订好票后，我没跟建国说，只是把厨房里的菜都收拾好，冰箱塞得满满的，又把床单被罩换洗了一遍。
一周前，我把车票拍给了晓梅，她发了个大拇指的表情，说：“妈，这次您可真干得漂亮！”
第二天一早，我拎着行李箱出了门。
建国见了，愣了一下，问我：“你这是干啥去？”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去北京。”
他瞪大了眼睛：“过年不在家？那我爸妈他们来了咋办？”
我冷笑了一声：“你不是嫌我工资少吗？那就自己看着办吧。”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坐在高铁上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心里竟然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么多年，我第一次为自己做决定，第一次抛下家务、亲戚，去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
晓梅来接我的时候，抱着我说：“妈，您来了咱家，就别考虑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踏踏实实过个好年。”
在北京的这几天，我每天陪外孙玩，跟晓梅一起逛街、买菜，看着她老公忙前忙后地做饭，心里别提多舒坦了。可是，我也知道，这样的日子总有尽头，过了年，我还是要回去面对建国和那个家。
今天上午，建国终于打来了电话。
他的语气里有些疲惫，更多的是无奈：“桂芝，爸妈问你怎么没在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你不是能耐吗？那就自己应付呗。”
他沉默了半天，才叹了口气：“桂芝，我错了。你快回来吧，这家里没你，是真不成样子了。”
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并没有多少得意，反而有些酸涩。
或许，他是真的开始意识到我的重要了吧。
但这一次，我没有立刻答应他，而是说：“等初五吧，过了年我再回去。”挂了电话后，我不禁感慨，原来一个人的价值，真的只有在消失的时候才会被看到。
故事的结尾，我并没有给自己和建国的关系下定论。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还需要时间去思考。但这一趟北京之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应该学会为自己而活，哪怕只是短暂的逃离，也能让我们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