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是日本人，死为中国魂（3）日军中的特殊“军用物资”

《生是日本人死为中国魂》

记日本八路——小林清

作者：小林陽吉

第二章来到中国

在日本国内受训的时候，教官就对他们讲过：“在小学课本里，就明确写着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你们去中国，是一次非常好的官费旅行。到中国华北，没什么仗可打，中国的军队已经被皇军打败了，你们只是去做些肃清残匪的工作。”

然而，父亲来到中国后，到处看到的是残墙断壁，瓦砾废墟，经济萧条。他不禁怀疑：“啊！美丽的地方？为什么是一片焦土？”

1937年天津街头

新兵被分配到各作战部队，他被分配到独立混成第五旅团步兵第十九大队第二中队。

二战时期，日军部队战斗编制有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等。其中，独立混成旅团是后来形成的，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战斗单位。

独立混成旅团是日军的基本战术单位，直接隶属于军或方面军，旅团长一般为少将军衔，最早的独立混成旅团出现在关东军的作战序列之中。1934年关东军组建独立混成第1、11旅团。第1独立混成旅团集成了步兵、战车、炮兵、工兵部队，编制人员不过4750人，却拥有774辆汽车，是日军第一支机械化野战部队。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日军面临兵力短缺的困境，四单位制师团的编制也不够灵活，加上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所限，开始出现大量独立混成旅团编制。成为有固定编制的合成作战单位，其火力仅次于师团。从1938年2月组建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开始，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共组建了104个独立混成旅团。

独立混成旅团是日本战争资源不断枯竭的产物，虽然编制几经变动，但整体趋势是战斗力不断下滑，武器始终没有更新。日军的战败不是偶然的。

独立混成第五旅团辖5个步兵大队与1个炮兵队、通讯队、工兵队、辎重队等，总人数约5000人。

步兵大队辖3个步兵中队与1个机枪中队；炮兵队辖1个山炮中队与2个野炮中队，配备六门野炮与十二门山炮。

旅团司令部有27人，马6匹；独立步兵大队有782人，马40匹；炮兵队有596人，马366匹；工兵队有176人，马6匹；通信队有175人，马27匹。属于地方守备旅团规模。

第十九大队驻防在烟台，而第二中队驻防在离烟台不远的福山县。第二中队中有关东的士兵，还有北海道的士兵。

来接他们的是一个个子不高、很壮实，肩佩着曹长军衔的军人。他走到他们面前，上下打量着他们，用关东的快语说话，一看就是江户老油条。

“我叫岗山，是来接你们的，你们明白——吗?”他拖长声音，意味深长地说。新兵们明白他的意思，就把从家里带来的鱼罐头和肉罐头拿出来，奉送给他。有的人边递东西边说:“我是新来到部队的，有许多不知道的事情，请你日后多多关照。”

“很好，很好！我会帮助你们的。”岗山曹长不客气地收下罐头，脸上露出了笑意。

在坐汽车去驻地的路上，岗山曹长在车上占着两个人的座位，用父亲教训儿子的口气对他们说：“我在这里已打了十几次仗了，你们这些新兵，别看经过了训练，中国人会讥笑你们是娃娃兵，是看不起你们的。你们见到中国人，要好好地打他们，也可以杀死他们，这样他们就不敢瞧不起你们了。”

战地的军队生活，和在国内时大不一样，完全不是教官讲的那样轻松，而是非常艰苦的。他们经常要出去讨伐，奔波在山地、平原。每天忙于频繁的演习、作战、扫荡。军官对士兵，老兵对新兵的虐待和打骂，比在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稍不留意，犯一点小错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和令人难忍的侮辱。

父亲小林清的第二中队驻防在福山县城内。在这里，父亲看到老兵们烦闷时就拿新兵开心，作为他们的娱乐。

有一天，父亲一时疏忽，衣服最上边的扣子没扣上，岗山曹长便把父亲叫过去：“小林一等兵，你到这里来！”

父亲走到岗山的面前立正站好，岗山恶狠狠地从床上站起来，一把将扣子扯了去，说：“你大概不需要这扣子吧！不然为什么不扣起来?”

说着劈头盖脸打了他两个耳光，父亲的左颊右颊，马上红了两块。随后，他要父亲在肩上挂上破布条，举着破扫帚，像游街一样，一面走一面叫喊：“小林清升为‘参谋长’，特来参拜诸位！”

老兵们看着父亲向他们拜见，开心地哈哈大笑。父亲怀着愤怒和屈辱的心情，请求岗山曹长把扣子还给自己。因为扣子上有着象征天皇的菊花图案，在外面是买不到的。经父亲百般央求之后，岗山才把扣子还给了他。

还有一次，听到隔壁曹长的房间里，小队长在大声训斥和打别人耳光的声音。仔细一听，原来是因为机枪没有擦干净，弹道里有灰尘。该着岗山曹长吃耳光了！士兵们都幸灾乐祸。可是又一想，连曹长都挨了耳光，恐怕他们也逃脱不了惩罚。果然，没等多久，曹长岗山吃完耳光后，气势汹汹地闯进他们住的房间来，绷着一副刚挨过打的脸，不问青红皂白，打了他们每人几耳光。

他们几个人脸上火辣辣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悄悄地到厕所里骂他。军曹濑古说：“以后打仗时，想办法从后面给他来一枪。” 他说完后，怕被别人听见闹出事来，悄悄溜走了。

新兵经常挨老兵们拳打脚踢，不但吃不上一顿好饭，而且还经常要替他们执行勤务、站岗放哨。

军官经常打他们骂他们。要士兵给他端饭菜、洗衣服、擦皮鞋的岗山曹长还一再警告大家：“不要一个人往外蹓跶，当心八路土匪，他们要是抓住你，要杀你的头呀！杀头啊！多可怕呀！”曹长故意用手劈父亲的脖颈，加重语气恐吓他：“八路的抓住你，砍下你的头，懂吗?”

听他经常这样说，父亲的情绪渐渐低落了。他才是个二十岁、未领略人生奥秘的年轻人，但是却已经了解到战争的可怕、悲惨和残酷，知道了军队生活的艰辛，以及军队内部的矛盾。生活的折磨使父亲更加深了对祖国的思念，每天都想着回到故乡的怀抱中去。他痛恨那些酗酒打人、专门欺侮、虐待新兵的老兵，更恨那些欺压、处罚士兵的长官。要不是为了忠于“天皇”，他真想和那些不讲理的人干一场！提到了天皇，又使他想起了书本上写的武士道的光荣，而他自己就是“光荣的武士”。为了不玷污武士道的荣誉，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忍耐下去。

在日本军队中，士兵对长官都是顺从的，执行礼节的。但有时士兵没有留神，长官走过时，没有向长官行礼，虽然不是故意的，但长官在事后仍然把士兵叫去骂一顿，或者打一顿耳光。“军人勅谕”中明确规定军官对士兵“除执行公务以外应亲切对待之。”然而在军队中，军官们不执行“军人勅谕”的事情简直太多了。

《陆军刑法》上严格规定：犯掠夺罪者处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劳役。犯强奸或杀伤罪者处七年以上劳役，重者处死刑。犯放火罪者，处死刑。以上各种罪行，长官们自己直接或间接的全都犯了。

在作战或“扫荡”中，长官们命令士兵把中国老百姓的粮食、有用的东西都拿走，把锅打烂，把活的东西全杀死，把房子烧毁。而且还借口为了试验胆量，强迫不愿杀戮的士兵去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凡任务没有执行好的，都要受惩罚。

步兵第十九大队在烟台守备时，抓住一个中国人，年纪约二十七八岁，像个商人。但宪兵队长一口咬定他是敌探，把他交给军医“动手术”。军医叫士兵剥去他的上衣，仰卧在地上，又叫士兵按住他。军医拿一灌满了水的注射器戳进他的胸部，又抽满了血拔出来，接着又继续把水打进商人的身体里去。血开始从这个喊着的人的口中流出来，连按着商人手脚的士兵们都转过头去不忍看，军医却笑嘻嘻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商人全身发肿，昏了过去。军医又注射一种药品，那商人又慢慢醒来，仰起身子向军医求饶。军医皱起眉头说：“讨厌。”一脚把商人踢倒，又用水注射进去，反复多次，直至把这个中国人折磨致死，那个残酷的军医才拿起他的东西走开。

有一天，步兵第十九大队第二中队的山本中尉对士兵们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今天我们来一次杀人实习。你们不要把中国人当人，把他们当作比狗猫还不如的东西好了。勇敢些！现在，自愿参加杀人实习的，向前一步。”没有人动，中尉发火了。“你们这些胆小鬼！没有一个配作日本军人！没有自动出来的吗?好！我命令你们！”于是他开始喊名字:“三村—吉川—上野—田岛！”

“天呐！没有我的名字。”父亲喘了口气，在心里默默庆幸。在中尉疯狂咒骂逼迫下，士兵们用战栗的手举起上刺刀的步枪，慢慢地走向站在土坑旁边神情恐怖的中国人，那个土坑是他们被迫为自己挖掘的墓地。父亲闭上眼睛。中尉在一边骂着，士兵们把刺刀刺进那呆若木鸡的中国人身上。当父亲睁开眼时，中国人已倒在土坑里了。“杀人凶手！罪犯！” 父亲这样在心里叫着自己的战友。

他暗暗地想：这样对待中国老百姓，永远达不到“东亚和平”和“中日亲善”的目的，相反地，只能激起中国人的仇恨，而更加顽强地抵抗日军，这样就会延长战争时间，推迟日本士兵回国的日期。

一九三九年春天，父亲被调到大队部机枪射手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里，他们学习使用日本重机枪和掷弹筒等军事技术。训练班里有一百名学员，配备十挺重机枪和十门掷弹筒。他们每天反复地进行瞄准、射击、拆装、修理等技术训练。经过两个月紧张的训练，他们每个受训的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和修理这些比较先进也很有威力的武器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父亲在机枪射手训练班经考核合格结业后，回到原部队。

步兵第十九大队第二中队已经调防到威海卫，各小队分别驻守在威海一带的县城。父亲回到中队不久，又经过全面军事项目考核，升为上等兵机枪射手。

在日本军队中，升到上等兵就算有一点地位，可以命令管教新兵了。但是上面还有伍长、军曹等，所以士兵们都拼命地苦练军事技术、提高兵业，争取作战立功，以便获得更高的军衔，这样就可以少受别人欺辱，少挨打骂。作战时，自己可以督促其他士兵冲锋。

日本军队是很重视军衔的。刚一入伍是二等兵，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之后，提升为一等兵，再提升就是上等兵了。上等兵上面是伍长、军曹、曹长，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下士、中士、上士。再往上是准尉和少尉阶级，一般担任小队长职务。中尉和大尉阶级一般担任中队长职务，而大尉阶级以上，就是少佐、中佐、大佐了，相当于中国军队的少校、中校和大校。

还有一种特殊的军官，叫“宣抚官”。“宣抚官”是随军的政治工作军官，大多数是由懂中国话和中文的人担任。日本军队占领一处地方后，“宣抚官”就利用中国的民族形式，如演说、散发张贴传单、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对占领区的中国老百姓进行教育。

日本军队中还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随营和尚。和尚的主要任务是念经、做佛事，超度阵亡将士，附带也做宗教宣传。

生活方面，按规定每人每顿粮二合(约半斤)。平常倒是够吃，如有演习或者长官们舞弊，把粮食私自卖给日本侨民时，士兵就不够吃了。老兵还能想点办法，新兵们却饿得够呛，往往偷老兵们的残羹剩饭。尤其是晚上站岗的时候，肚子饿得特别难受。一般都是两人站岗，肚子饿时，一个站岗，一个人到外面街上去找东西吃。

有一次，父亲在外面街上买了烧饼回来，不敢在大众面前吃，只能等到熄灯后，躲在被窝里吃。这时，他只能把嘴闭起来，轻轻地磨动牙齿，以免发出咀嚼的声音，怕长官看见了挨打。有的士兵偷偷地搞到食品没法吃，就把食物带到厕所里去吃，避免别人看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想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美好的愿望，是建立在战争胜利基础上的。于是诞生了“满洲国”，彼此间共存共荣。由满洲国供应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后勤，而日本则保护满洲国的主权。

日本的钢铁年产量当时只有四百万吨，而东北的工业基础相当不错，弥补了日本钢产量不足。而且沈阳兵工厂是中国当时最大最先进的兵工厂，成了日本派遣军的军事装备供应后勤地。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就退进关内，拱手把大片国土让给了日本关东军。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私家军”体制。不管张学良的军队，宋哲元的军队，还是其它军阀的军队，都是“私家军”。对于私家军来说，他们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保卫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保卫他们军队司令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安全。所以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时，私家军首先考虑的是保卫自己而不是国家，都希望别人出头和敌人拼死一战，自己坐享胜利果实。

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中，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实际上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责任。当时中国的很多军阀和政治家，口头上大喊要抗日救国，实际上自己并不肯出力，只想让张学良军和日军拼死一战，自己坐享渔翁之利。孙科政府请各路将军援助张学良，竟没有一人考虑把自己的军队派到东北前线和日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愤而撤军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上海事变时，大家一致称赞蔡廷锴十九路军英勇抗日，却没有一支军队前往增援十九路军。

1945年初，美军正和日军在海上苦战，作为盟国的中国政府军本应该配合美军向日军发起反攻，有所作为。可是拥有2亿多人口的地区和600多万中国政府军却在一旁隔海观战。由于蒋介石奉行保全实力在先，抗战为次的避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在日本于1944年春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严重失利。１９４５年７、８月份，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国完全有可能出兵东北收回失地，根本没必要等苏联人来解放东北。可是中国政府军都想着不出力而坐享胜利果实，不要说反攻收回失地，就连一个反攻收回失地的军事计划都没有制订过。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和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有密切关系。九・一八事变中，一伙关东军的年轻军官们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命令下发动对外侵略，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关东军司令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东军的侵略是非正义的，中国军队保卫祖国是正义的。可是在某种意义上，那些非正义侵略者的内心世界，反而比正义的祖国保卫者更无私单纯一些。

九・一八事变，区区两万日军就把十六万中国东北军驱逐出东北。抗战前夕，日本曾有“三个月灭亡中国”之说。蒋介石私下议论：“哪里用得着三个月，一个月就够”。他知道这仗没法打，所以尽量拖延，以待天时。他盼着日本和别的列强打起来，中国好坐收渔人之利。还有，“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却违背全中华民族的意志，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的方针，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日本军队乘虚而入。继占中国东北之后，又进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

抗战时期，日军在胶东的大本营主要设在青岛，然后，从青岛派兵到胶东各地。

1938年1月10日，日军第二舰队及海军陆战队在飞机掩护下侵占青岛，司令部设大学路万年兵营。此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军国崎支队先头梯团、日本海军第四舰队、第5方面军第5师团鲤城支队先后到青岛驻防。

1938年2月，该部派出3000余人自莱阳、栖霞沿青烟公路北犯烟台，并占领烟台。

1938年4月29日，日军第5师团将胶济路沿线的警备任务移交独立混成第5旅团。

这个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之后主要担任青岛特别市、登州道以及胶济沿线、潍县以东、以南地区及沂州道的守卫任务，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父亲就是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的一名士兵。

第5旅团又称桐部队。司令部代号为桐4270部队。直属队为桐 4271 部队。各大队代号依次为桐4272-4276部队。辖第16、17、18、19、20共5个独立步兵大队以及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3个兵种直属队。

这支日军的编制层次是旅团、大队、中队、小队。

1个步兵大队约850人，下辖4个步兵中队,每中队满额210人。

1个中队下辖4个步兵小队和一个机炮分队，每小队 40-80人。

每小队下辖2-3个分队，每分队15人左右。

旅团3个直属队：炮兵队596人、工兵队176人、通信队175人。旅团司令部27人,全旅团约5200余人。

武器配备上，每中队装备九二式重机枪两挺，迫击炮1门，轻机枪9挺，掷弹筒9个，此外还配备有卡车2辆，驮马18匹。

第5混成旅团长先后五易其人。

1938年4月为秦雅尚中将。

1939年3月为秋山义兑少将。

1940年3月为关原六少将。

1941年3月为内田银之助少将。

1944年7月为长野荣二少将。

旅团司令部驻青岛太平路29号。

进驻胶东的日军分为陆军和海军两大部分。驻防分布：第16大队驻坊子，第17大队驻青岛(1942年11月移驻即墨)，第18大队驻高密。第19大队驻芝罘。第20大队驻诸城。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驻青岛及周边地区。

其中，第17大队大队本部驻青岛。第1中队驻城阳，第2中队驻即墨，第3中队驻莱阳，第4中队驻胶县。第18大队一部驻平度，负责守卫掖县、夏邱、旧店诸点。

驻青岛的日本海军由5艘海军陆战舰组成，共有3700人。

烟台方面。1941年，第19大队接防烟台。大队长先后为池田、吉山、斋藤、柴山等。

第19大队重点守备烟青公路北段、烟潍公路东段以及玲珑金矿等要点，控制半岛北部地区及烟台、龙口等港口。下辖各中队分别设立 3-4处据点，派驻一个分遣队驻守。

第 19 大队分布如下:

大队部驻芝罘。第1中队驻招远，负责驻守玲珑金矿、蚕庄、道头、下店据点。

第2中队驻福山，负责文登、牟平、水道、威海等据点。

第3中队驻栖霞，负责松山、小庙后等据点。

第4中队驻蓬莱大辛店，负责八角、黄城集等据点。

驻烟海军有海军陆战部队600余人，军舰6艘，共1500余人。这期间，出于战斗需要，各部有所变动。

1939-1941年，第21师团一部驻青岛。1941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派驻青岛1个38人的宪兵队。1941年8月，在青岛成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作为日陆海军协调机构，直属日本大本营。

1941年，为了策动对胶东半岛的大扫荡，第5旅团指挥部迁到烟台，大扫荡结束后，又回到青岛。

1942年9月，向烟台派出芝罘特务机关，人员49人。1945年5月，独立第十二警备队泷本一磨部侵驻海阳。1945年8月，驻烟日军撤至青岛。

独立混成第5旅团，参加了对胶东的全部“扫荡”和对山东的大部分“扫荡”，犯下了累累罪行，是山东人民特别是胶东人民的死敌。

一九四〇年，有一个时期，第二中队野村小队总是吃不上好饭；要是遇上军事行动，肚子就更难受了。大家都不高兴，憋着一口气。有一天，饭特别少，大伙气红了眼睛，对着饭桶骂了起来。可骂也不是办法呀，于是大伙商量了一下，决定“罢食”。由老资格的濑古军曹把小队长野村少尉叫来看，大家全站在饭桶旁边，气呼呼地看着他。小队长野村很不高兴，耷拉着脑袋，但是他害怕大家团结的力量，一句话也没说，马上质问经济管理员。经追查才知是管理员贪污作弊的原故。从此，饭的数量开始多一些，菜的质量也好点了。

其实，管理员搞贪污，小队长心里最明白，因为贪污的钱，有一半进了小队长腰包。

一、二等兵在日本国内时，每月军饷为伍元伍角，上等兵六元四角，伍长九元。到了战地，除军饷外增加百分之六十的战时津贴；一、二等兵领取八元八角，上等兵十元二角四分，伍长十四元二角四分。将校们的薪水却大得多，在战地准尉每月一百二十元，比一、二等兵多十三倍以上。将校们除了军饷外，一年还有两次赏金，并且还可以在其它地方揩油。而士兵们除了八元八角薪水以外，便没有一分钱的“外快”了。

本来，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士兵每年也能领到两次赏金，但到了一九三九年以后便取消了，只有军官们还保留着。

在这八元八角钱里面，还要扣去三元贮存金。这是强迫硬扣的，在发薪水之前，长官们已把贮金扣去了，士兵们只能拿到五元八角钱。贮金对于新兵特别严厉，老兵就比较随便些了。长官们按规定也必须贮金，但大多数只贮金五角钱，不过是敷衍敷衍而已。贮金有两种：一元以上的叫做“日之丸”贮金，五毛以上的叫做“报国”贮金。

军队中有野战邮政局管理贮金的事宜，但是也有某些部队长官偷偷地把贮金挪用和私自花费的现象。士兵想提取贮金是非常困难的，必须盖有中队长的图章。而中队长是不肯轻易盖章的，谁要是请他盖章提取贮金，他便教训说：

“日本正处在非常时期，你们应该厉行节约，多多的贮金……谁浪费就是对父母不孝，对天皇不忠……”结果挨了教训还是领不到钱，士兵对于强迫贮金非常不满。父亲心里常想：在战场上打仗，不知什么时候打死，储备了钱又有什么用呢？

除了贮金之外，还得购买公债。公债分五元一张和七元一张两种。实际上，五元的公债，只要三元钱便可以买到；七元钱的公债，只值五元钱。这些公债，要等二十年后，由国家负责归还。购买公债，虽然不像贮金预先克扣薪水，但是买不买却影响到升级。日本士兵认为：来中国打仗，如果回家时仍然没有升级，那是最丢人的事情，所以不得不硬着头皮购买。有些士兵一旦急着要钱用时，只好偷偷地把公债廉价卖给当地日本侨民。

像上面所讲的，区区八元八角钱，扣去三元钱的贮金，再强迫购买些公债，剩下来的实在寥寥无几。日本士兵十个有九个抽烟，六分钱一盒的“枪” 牌烟，每天一盒，一个月就得一元八角。物价不断上涨，以前一杯咖啡一角五分，后来涨到八角钱一杯；原来一瓶酒一元五角，涨到四元五角。星期日出去玩玩，一个月的薪水就花完了，更不用提逛随军妓院了。其实能去随军妓院玩的，绝大部分是军官，士兵们只有到过年过节，有军事行动时才免费优待一、二次。

在前线，经常有国内亲属寄来的信件。长官们不放心这些信件，要拆开检查，看信中有什么问题没有，唯恐信的内容影响军队士气。但是又不能一封封的信都检查到，就想办法抽查。抽查的办法是军官不拆你的信，叫你自己拆，而且还要在长官面前大声读你自己的信。这也是十分令人难堪的事情……

他们对当地的情况逐渐也有一些了解。在山东尽是土匪，有一部分向日军投降，被改编成“皇协军”。现在和日军作战的，只有“八路匪军”。他们不是正规军队，武器装备也比国军差得多，但是他们出没无常，依靠地形熟悉，经常深夜来骚扰日军。

每当在战斗前得知出发的消息，士兵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随军妓院去玩妓女，或是到酒馆里去疯狂的酗酒，以消除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恐怖心理。即使在喝酒时，士兵们也一个个愁眉不展，没精打采，就像面临一场灾难似的，情绪萎靡不振。连岗山曹长都解嘲地劝大伙：“这次出去作战，生死未知，趁此良机，诸君尽情地作乐吧!”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日本随军慰安妇。日本“广辞苑”对“随军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简言之，随军慰安妇即随军妓女。她们是在中国命运最悲惨的日本女人。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每到一地，除野蛮强奸妇女外，还频频出入妓女院，致使性病在军中蔓延，战斗力也因此削弱。同时，日军的一些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受到国际舆论强烈谴责。日本军部为了对士兵的性欲问题加以统制，开始建立管理卖春制度，计划征集由军队直接管理的随军慰安妇。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日军强迫、掠夺送往前线的慰安妇总数达二十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妇女，也有一部分是朝鲜女性；而在朝鲜人慰安妇中，多半是以强迫和欺骗的手段征集来的。

日本军部募集慰安妇，是由在日本做“花柳”生意的人出面进行的。最初募集到的妇女大部分来自妓院、花酒店和私娼窑子。募集者发给应募妇女每人一千元预支金，声称到军队后，伙食一律由军队供给，其他生活费用也由军队负担；应召妇女靠卖淫收入还清一千元预支金，即可恢复自由之身。

在当时，由于日本政府宣传鼓动和思想灌输，日本到处可见挥舞着太阳旗的人群，“胜利归来，勇敢战斗”的歌曲四处飘荡。在身穿白衬衣、斜披彩色肩带的妇女欢送下，脸上泛着兴奋红潮、剃着光头的出征士兵队伍在街上来往穿行。这种浓烈的战争气氛竟使妓女们受到感染。一些应募妇女说：像我这样的身子，还能为前线将士做事，为国家尽力，感到很高兴。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挣钱的动机。在应募者中，也有一部分是处女。应募者的条件，要求身体健康，无性病，年龄在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

这些妇女经过军医严格检查后，被送往中国以及其他战场。由于日本陆军在运输规则中，不准妇女上运输舰，因而只得把慰安妇当作“军用物资”运输。

第一批渡过东海、运到中国的“活物资”，被收容进上海其美路沙泾小学。与此同时，在远离市中心的军工路附近的杨家宅，营建“慰安所”的工程随之动工。

日本派遣军中的第一个慰安所从此诞生。慰安所是一些木造简易房屋。四张半榻榻米外加一个土地间的小屋，十间一栋，共约十栋，设有管理处。这个慰安所当时定名为“陆军娱乐所”。

从一九三八年春末起，慰安所在中国各日军驻地相继建立。从此，随军慰安妇便在日本陆军组织中固定下来。各地日军部队士兵与慰安妇的比例从三十比一到三百比一不等。

随军慰安妇被一些日本军官和军医称作“卫生性的公共厕所”，慰安妇则被称为野鸡。在慰安所里，性行为凄惨无比。床上的褥子吸满了几千人的油汗和污垢，随军慰安妇只穿一条衬裙或干脆什么也不穿，用被子裹着。接待在门外排队等候的士兵时，便赤身裸体地仰躺在床上。一个结束，嘴里便机械地喊着：“好了，下一个！”

士兵们的表现也极其粗野。在慰安妇的枕边，用过的手纸堆得高高的，仿佛一朵巨大的花朵。每个士兵的性行为时间，根据慰安妇的多少，规定为三分钟至三十分钟不等。前面的人刚进屋，门外排队的士兵就叫嚷着：“快一点！”叫进去的人心中发慌，无法从容行事。当然也有一些士兵在进入小屋子前，很有秩序地排着队，默默地等候。进慰安所秩序的好坏，与各个部队的军纪有直接关系。

这些有固定“工作”地点的慰安妇，每天要接待十几个或几十个士兵。日本人慰安妇每五天可以休息一天，而中国人和朝鲜人慰安妇则必须连续“工作”二十天或更多的时间。

由于某些部队没有配给慰安妇，故有些慰安妇必须流动服务。这种情形比在慰安所里更悲惨得多。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个叫岛田俊夫的御用商人奉部队之命，带着二十名慰安妇从上海乘军用列车去杭州营业。原因是杭州还没有慰安妇，士兵们正在“饥渴”中。

火车由于害怕新四军游击队的袭击，每到一站就停车，晚上停在车站上过夜，行进十分缓慢。火车在离开上海第三站停车时，站上担任警戒的日军发现车上有女人。问明情况后，当即要求她们就地营业。

于是岛田在闷罐车里，用草席隔成一个个小小的空间，充当临时慰安所。规定每个士兵三十分钟，收费两元。在有些车站上，由于警戒部队太多，岛田又规定每个士兵十分钟，超过时间则加倍付钱。

火车走了两天半时间才到达杭州。而慰安妇在这段时间里每人挣了一千多元，就是说每人都慰安了五百多名士兵。她们从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有的身上还趴着士兵就打起瞌睡来。

青岛陆军娱乐所是借用的民宅。一天，一艘运输船载来了三十名慰安妇。很久没有见到女人的青岛驻守日军官兵欣喜若狂，有的竟兴奋地大声哭泣。

由于慰安妇的日程表安排得很紧，仅在此地停留两周时间，饥渴已极的士兵们当即在陆军娱乐所外排起队来，然后像接受体检似的匆忙进出。

十九大队的士兵喝醉了，拼命地唱着悲壮的军歌：“花开必有花落时，壮士捐躯在沙场……”大家边唱边发酒疯。

由于战争期限的延长，有的士兵对战争已失去了胜利的信心，不再相信军部鼓吹的“三个月结束战争”的神话了。因此，在日本军队中，士兵怠战、装病之事日益增多。

一有战事，部队里的老兵，特别是大阪的士兵故伎重演，下级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大阪人深谋远虑，经常惦记着自己家里的买卖摊子。

当然，也有些人循规蹈矩的投入了战斗。战斗结束，从前线负伤的士兵转到医院时，那些“养病”的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至于被问到为什么不愿意参战的原因时，有的老兵竟这样解释：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那自然要好好打一仗喽。说得豪气干云。

再加上从国内来的新兵，带来了国内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等消息，使士兵们更加思念家乡，对战争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厌恶战争的情绪在下层士兵中间蔓延着。即将出师作战的部队官兵告别时，如果战况较好，就说“武运长久”，如果情况不妙，就说“九段坂见”。第十九大队是大阪出身的士兵较多的部队，所以第十九大队的补充官兵来了以后很容易适应，而他们的老乡也不时从别的部队过来探望。别的部队的官兵很快就发现第十九大队士兵之间的告别很新鲜。日军各部队的临别致词（挨拶）都有自己的特色，不过这句“九段坂见”明摆着咒对方挨枪子儿，大有“我在九泉之下等着你！”的意思，所以第十九大队的士兵绝对不说。

而第十九大队的大阪官兵告别时，其词却是：“御身大切”。原文可以翻译作“保重贵体”、“身体第一”，或者干脆就是“保命最重要”，让别的部队军官们闻之哑然。这是大阪地域的独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普通农民，土地和人身都依附于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尊崇对上级的效忠，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这也是日本军队的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