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经历了两次弹劾、一次重罪定罪、两次暗杀企图,以及失败的连任竞选后,唐纳德·特朗普于美国当地时间1月20日重返白宫,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 特朗普重新上台后,会如何处理上届政府遗留的诸多问题?中美关系可能面临哪些调整?对于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特朗普2.0版”团队又将采取哪些做法?围绕相关问题,观察者网连线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

观察者网:您看完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后,有什么感受?

李海东:首先,从场面来说,特朗普的就职典礼非常宏大壮观,也非常有趣。其次,特朗普的就职演讲内容也很丰富,传递了许多接下来四年美国对内、对外的施政方向。

我认为特朗普的就职演讲以及这一系列就职活动的展开,预示着美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当然,由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影响力,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美国跟世界的互动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确实值得我们持续去关注,以便于更好地判断美国内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方向。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圆形大厅,特朗普在美国第47任总统就职典礼上发表讲话。新华社

观察者网:在特朗普就职时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当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条?

李海东: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美国目前自身内外的政策都处在危机中,美国接下来要进行“重构进程”。换言之,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美国的确处在一个危机过程中。按照特朗普自己在大选中所说的——美国是个失败国家,只有他上台执政以后,美国才能重返繁荣强大的道路。所以,克服危机,实现特朗普提出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成为了他整体演讲中的主题,也是我们理解特朗普施政过程和未来走向的重要衡量指标。

中美关系的乐观空间较大,但也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观察者网:作为中国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中美关系。您觉得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可能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转变?

李海东:基于目前中美互动的现实来看,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应该会有较强的灵活性。

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前,中国就宣布国家副主席将访美参加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特朗普与我们的国家主席也进行了电话交流。随后美方还表明,特朗普打算在上任后的三个月内来访中国。从美方释放的信号可以看出,特朗普方面对于中美关系本身还是比较重视的。毕竟双方元首都表达了彼此国家都是伟大国家的这样一种共识,而且在双方各自面临的内外部挑战中,特朗普也认识到,只有与中方展开务实的协调与合作,才能够解决和处理美国外交过程中的诸多挑战。

所以我个人感觉,特朗普的对外理念,尤其是对华政策理念,没有美国建制派精英那种“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特朗普在这方面的思维和观念比较淡泊。当然这不排除特朗普团队内部,比如说卢比奥等其他人有这种观点,但美国外交本身的最高决策者是总统。

我相信特朗普在未来的对华政策中,会更加注重务实性和结果导向,会基于中美关系目前利益高度交融的现状,以及面对国际性问题,若双方不合作就难以解决的现实,来处理和看待双方的关系。这意味着特朗普的对华政策还有较强的理性色彩,以及较大的灵活性与调整空间。

当然,由于特朗普团队中的确充斥着较多的对华强硬派,因此在对华政策的实际酝酿、规划、讨论、实施的过程中,我相信特朗普与他的团队之间会存在更多的内部协调。但是我相信特朗普个人的方向感还是很清楚的,即通过大国外交来解决美国的内外部挑战,从而达成特朗普反复向美国国民所宣讲的MAGA蓝图。

所以未来中美关系的乐观空间比较大,但是也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其中一个因素就是特朗普本人的行事风格,大家普遍认为他具有不可预测性,这也是我们在观察未来中美关系互动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中,需要保持警觉的地方。


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第一资本体育馆,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示其签署的行政令。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开启了对华贸易战,包括拜登政府也给中国施加关税,您觉得在这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是否会做一些改变?

李海东:第二任期内特朗普的主要外交方向还是比较清楚的,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经济的民族主义。具体地说就是关税,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以贸易保护主义为特点的全球经贸格局。 二是军事的绝对优势主义。这意味着美国在军费投入和军备优化方面,升级换代的速度会非常快,从而确保美国在军事领域中的优势地位。 三是外交上的新孤立主义。新孤立主义就是我们常说的“退群”,特朗普刚上台就已经明确表态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还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此外,特朗普在对美国盟友的处理态度上,也有不顾盟国感受的倾向。

这三点基本上意味着美国接下来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层面的框架已经非常突出了。而且这三点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时都有所体现和落地。比如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就在全球范围内高筑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对许多国家尤其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那么在第二任期内,我相信特朗普的这三大原则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按照特朗普的理解,只有这三大原则落地,美国国内才会有凝聚力,美国的经济才会繁荣,美国的制造业才能够强大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威望和实力令其他国家无法相比。

可以预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会更加努力地推动这三大原则的落实。因为第一任期时虽然也有许多构想和蓝图,但是由于团队选择等种种原因没法很好地落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感觉第一任期的时候所有人都跟他为敌。那么通过政策团队内部的调整,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应该会比第一任期要顺畅得多,这意味着特朗普的很多政策规划和设想落地会更迅速、高效,某种程度上政策落地结果也会更明显。

所以特朗普的下一个四年会是重塑美国自身国内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秩序和理念的关键四年,如果这四年特朗普的执政能够风生水起、成果丰硕的话,那么无论是四年后万斯在大选中顺利接棒,亦或是未来8年或12年共和党的顺利执政,都足以使美国自身内外的发展方向产生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川罗主义”或加剧美国的新孤立主义倾向

观察者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共和党把这12年全都续上,美国可能会彻底改变之前民主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对外政策特点,从而重回保守主义,甚至说重回孤立主义。

李海东:特朗普在政治光谱上应该说还是蛮右的,他既不是国际主义者,也不是全球主义者,严格地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就意味着他在处理美国外交内政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色彩会非常淡。对以往美国政治精英渲染的一套叙事,特朗普会相当大程度地予以漠视。

在外交层面,特朗普会回归历史,即19 世纪美国在美洲处理事务的模式——很大可能会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乃至共和党未来的执政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以美国独特优越的实力地位来使世界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的局面。

所以有些评论者说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外交确实有帝国主义的色彩。过去的孤立主义是指美国单干,那时候的美国还没有那么明显的多边主义机制。而现在的孤立主义是因为美国有它的联盟体系,如果特朗普要把联盟体系彻底拆解、重构的话,这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对特朗普而言,联盟体系对美国是负担,所以他要甩负担,既要甩责任,还要甩费用,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在多边主义外交层面的作用会弱化。这就是特朗普时期整体外交所呈现出来的新孤立主义风格和特点。

不管怎么样,特朗普的所作所为都着眼于惠及美国的实力,增强美国的内聚力,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形成一种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匹敌的格局。换言之,就是维系美国的霸权长久存在。

观察者网:这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最近有个词叫做“川罗主义”,就是照着历史上“门罗主义”这个词设计出来的,您觉得特朗普他会对加拿大、格陵兰岛,甚至包括墨西哥乃至更广阔的南美地区实行一些比较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吗?

李海东:现在看来特朗普这么做的概率是偏高的,因为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已经非常明确表达出了要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意愿,而且他对于格陵兰岛的兴趣也非常高昂。但是在就职演说中,他并没有明确提到对加拿大的一些想法。


特朗普次子埃里克·特朗普发布的梗图

换言之,在格陵兰岛和巴拿马方向,特朗普一定会有所动作,以威慑力也好,或以经济引诱力也好,来达成美国领土扩张的目标。

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跟美国自身的传统是吻合的。换言之,美国的外交史本身就是一部扩张史,如果不扩张,还真的就不美国了。

特朗普要回归美国的扩张传统,不再谨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以及建制派精英所强调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价值同盟。如果特朗普要购买格陵兰岛的话,那就涉及到美国跟丹麦的关系。如果特朗普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的话,那就涉及到跟加拿大的关系。加拿大和丹麦都是北约的核心成员国,所以特朗普的MAGA蓝图,目前看起来是先从内部开始的,而在外交层面也是先从内部开始对盟国开刀。

而在美国国内政策的整体规划中,特朗普也是着眼于从改变政府内部的许多规则,甚至是人事任用方面来出发推进的。换言之,先要对联邦政府进行重新整顿,把政府内部无法接受特朗普理念的人清除出去,随后才会大刀阔斧地制定国内政策。在对外政策中,特朗普也是先从盟国着手,先从盟国手中把那些美国认为容易拿到手的土地、权利占为己有。所以综合而言,特朗普团队在对外政策上,的确与美国冷战结束后历届政府的执政理念格格不入,某种程度上甚至说是一种颠覆也不为过。

对于特朗普而言,这些问题都是外部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他不会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应该与其他国家共同协调合作,给予更多的技术资源、资金来解决国际性问题。相反,他始终将能否加强美国自身地位、经济活力和内部凝聚力作为标准,来决定相关议题的处理态度。所以,用民族主义的标签来刻画特朗普是准确的。


特朗普在重新上台的第一天,就解雇了1000多名拜登政府的雇员

观察者网:您觉得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通过一种对外的方式来转移美国内部的矛盾呢?

李海东 :这样的客观后果是存在的,我们通常说叫“内病外治”。历史上美国每次处在重大转折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讨论。比如美国内战之前,林肯作为总统,曾与他的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William Henry Seward)就如何避免内战有过争论。苏厄德建议通过主动引发与欧洲的战争来转移美国内战的可能,当然对此林肯是不接纳的,他坚决要以联邦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为首要目标,随后苏厄德的主张实际上就被放弃了。

这次特朗普说要买格陵兰岛,要夺回巴拿马运河,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一系列主张的确是因为美国正处在非常严重的危机下才出现的。

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也承认了美国所处危机的严重性,那么通过购买或者占有等手段,就能化解美国内部的危机吗?在特朗普的逻辑中,他试图做到既把外部的土地或者权力攫取了,又把内部的危机也化解了的效果,但这种效果能不能够实现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他在任内完成了对格陵兰岛的合并;完成了对巴拿马运河的占有;当然可能的话,开启跟加拿大之间有关方面的磋商,那么特朗普的支持选民以及美国国内群情激昂的民族主义者,会对他的继承人给予一种更强有力的拥戴。而这就意味着他的内外政策遗产在四年后,很大程度上会通过他选择的继承者来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虽然说存在“内病外治”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从特朗普整体内外政策的具体规划以及实施轨迹来看,他还是想达成——既能把外部的地占了,又把内部的病治好的良性局面。但是美国国内现在的问题积重难返,不是一个总统任期内能够解决的。就像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也曾经对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系列作为进行过猛烈抨击,但执政4年下来,美国的危机和动荡反而更加剧了。

这两个战略方向,特朗普的态度都很强硬

观察者网:既然提到这种对外政策,那肯定还是要讲一下美国的两个战略方向,一个是俄乌冲突,还有一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先说第一个,您觉得特朗普上台以后,俄乌战争大概会如何演变?

李海东: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很清楚,就是要求俄乌冲突尽快结束,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就是:不能够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特朗普的表达得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他不希望乌克兰危机继续恶化升级,这一点也合乎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很强硬地要求俄乌以各退一步的方式来化解这场危机,这种主张在现实中还是有难度的。

比如他要让乌克兰承认已失领土不能够再获得,现在看起来乌克兰接受的难度很大。再比如他要让俄罗斯接受乌克兰短期内不加入北约,但不排除长期内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那俄罗斯也接受不了。所以,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所提的主张是具有内在矛盾的。


2024年9月27日,特朗普会见正在访美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图源:外媒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俄乌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在乌克兰危机如何化解的问题上,德国总理朔尔茨和特朗普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从欧洲许多国家的角度看,他们是希望继续援助乌克兰,从而在战场上达成一个胜负的局面。当然,从欧洲的角度而言,他们肯定希望乌克兰胜,但是结局会是那样吗?这是个问题。

换言之,美国在处理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它不仅面临着和欧洲之间的深刻矛盾,也面临着美欧之间就俄乌冲突化解问题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因此,特朗普给出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是一个让各方都不愉快的方案。俄方难以接受,欧方现在看来也难以接受,更不要说美国国内建制派精英了。之前特朗普曾说要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问题,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后续我们还需要观察。

但是特朗普有一个很有趣的政策逻辑,他认为大国只要有实力,敢于用实力展示自己的决心和意志,就能够化解任何挑战。所以特朗普希望实现与俄罗斯的协调,来解决俄乌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这种观念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的确也会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诟病,所以特朗普政府提出要让俄乌冲突尽快结束的主张,在逻辑上说还是合理的。毕竟一旦冲突升级和扩散,毫无疑问对于各国都是灾难性的。

但是如何务实地化解这场危机?特朗普政府的方案是一个令各方都感到不舒适的方案。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研判,如果特朗普强行推进自己的主张,来结束俄乌这场不愉快的经历,那最终的解决很可能是一个冻结性的方案,即临时性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未来这个问题可能会再次爆发。

当然,从特朗普的角度而言,只要在我任期内,你俄乌之间的战争结束就可以了;至于我下台之后,俄乌之间是不是再打,那就是后边的美国总统要处理的事情,他不管。

所以俄乌争端如果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还需要更多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更深层次的讨论,因为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整体的安全架构出现了严重的缺陷,但这个根源现在看来根本解决不了。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能不能解决呢?特朗普说了,如果北约的盟国不能将军费增长到3%甚至5%的话,那么美国对北约的许多安全承诺可能就不会认真对待了。

换言之,如果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使得美国的联盟体系达到松垮程度的话,那么未来公平构建欧洲安全架构的的空间就存在了。但现在看起来难度很大,而且要在短时间内有效化解这种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

观察者网:前两天看到以色列媒体那边的报道,特朗普派出的中东事物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其实非常强硬。不仅在安息日强行要求人家工作,还说了很多不尊敬对方宗教节日的话,同时要求内塔尼亚胡接受他此前完全不能接受的停火谈判条件。所以我感觉特朗普对于以色列其实远比我们之前预计的要强硬得多。


1月11日特拉维夫爆发示威,要求内塔尼亚胡结束加沙战争并达成囚犯交换协议 路透社

李海东: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拜登时期在处理中东问题上,尤其是“阿克萨洪水”行动出现后,拜登整体的中东政策就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无论是中东,还是在哈马斯跟以色列冲突的各个环节中,我们几乎都能够感受到以色列在为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定调。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小国拽着大国的鼻子走,而大国对小国非常不满,但是又无可奈何。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要对这种现象加以扭转,要在实际行动中表明一个客观现实——美国才是真正的大国。

中东问题很复杂,所以特朗普不可能不关注中东,但是要将中东问题有利于美国的政策规划设计,并使之落地的话,我相信难度跟特朗普政府处理乌克兰危机的难度相同,难以根本性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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