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品方
毛泽东主席1965年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以来，花了19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才能够取得革命胜利。”
1940年，他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然后9年之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证明，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
从1921年7月到1925年1月，3年半的时间，中国经历了许多。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随着中国国民党1924年初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工人运动逐渐扩大，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外敌入侵和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当时的形势混乱，中国革命前途未卜，国共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在大革命洪流中，潜伏着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国民党右派张继、谢持等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他们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消灭国民党。
面对国民党右派（所谓“西山派”）的进攻，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违背国民党一大政纲、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反动言行。
此刻，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是：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为了国民革命而组织工人、农民和青年呢，还是应当由共产党直接去组织群众？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面临的许多问题，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四大，共产国际代表维京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彭述之，维京斯基和各地代表分别作了报告。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上述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取得共识。
这次会议的成绩，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会议认为被压迫阶级必须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大会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和城市基层民众的普遍参加，明确了工农同盟的思想，指出没有农民的支持，工人阶级要想取得领导地位并取得革命成功是不可能的。
大会还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对反封建和反殖民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决定加强刊物宣传工作、设立党校和工人补习学校，要建立运用革命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阵地。大会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决议，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宣传部主任，张国焘工农部主任，蔡和森和瞿秋白同为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是最高领导层。会议在1月22日完成。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回顾总结起来，中共四大有4大重要贡献。当年孙中山已患重病，国民党分为“反共”和亲共两派，国共两党矛盾尖锐，合作的基础并不稳固。一旦孙中山不在，国共合作的前景堪虞。因此，中共四大的召开十分及时，极有预见性。
四大的4大贡献，第一是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第二是总结了三年半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检讨了国共合作以来的政策和策略，在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上有了突破，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笔者认为，15年后的1940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四大的思路基本上一脉相承。
第三是强调组织健全的重要性。面临着日益复杂的革命形势和不断壮大的党员队伍，原有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组织建设举措：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单元，务求党的组织架构更加严密、稳固、有活力；深入到工厂、学校、农村等基层单位，更好地发动和组织群众，为革命事业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在国共合作的各领域建立党团，提高党员的组织归属和责任担当，加强党的组织性。
第四是群众工作，推动党对群众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聚焦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指导方针和行动计划。工人运动强调通过建立工会组织、开展罢工斗争等形式，维护利益，提高觉悟和加强组织；农民运动鼓励党员深入农村，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反抗土豪劣绅等斗争；妇女运动倡导妇女解放，鼓励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激发她们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
以上四个方面，中国共产党说到做到，客观上为三年后的1927年应对突变的形势有所准备，才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革命行动，才有后来走上井冈山的革命斗争。
回顾中共四大，其历史意义深远持久。在革命理论上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党的基本认知；在组织建设上创新地为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根基；在革命策略方面实事求是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注入了活力；在群众工作方面的努力，充分彰显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先进性和正确性。
现在回顾100年前的四大，可以看到当年新兴的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的精神，在组织建设、理论创新和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宝贵经验，为随后出现的革命高潮做了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话说回来，四大对于怎样取得革命的领导权、怎样实现工农联盟、是否武装斗争、工作重点在农村还是城市等问题，还缺乏具体明确的主张，没有认识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关键性，因而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建设革命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团结各阶层成立统一战线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建立政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走中国自己的道路等，都是四大以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才逐步摸索得到的。
随后的15年，有好几个历史转折点。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武装革命第一枪。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1934年10月17日，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翌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中央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然后有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发表。
笔者在香港大学的同窗好友郑先生从去年开始和几位热衷于驴游的朋友踏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估计现在已经去到四川。长征共经过11个省，攀越18座大山，飞渡24条大河，跨过雪山草地。郑同学他们当然会利用现时发达的交通工具。安全至上，估计今年将抵达延安完成壮举。百年回眸，歌唱祖国。中国近代百多年来艰苦奋斗取得成功，是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史无前例光荣伟大的篇章。这是客观的正确评价，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笔者认为，香港年轻一代在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权益的成长过程中，系统地认识国家的近代奋斗史很有益处。2500多年前，孔子登高望远，看到山下奔流的泗水（黄河支流），有感而发：“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