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夏天，是一个让人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夏天，中华大地正处于一场摧毁一切的狂风暴雨的前夜，空气异常的闷热难当，直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年轻人疯狂了，他们抄家，他们批斗，他们把那些善良而正直的人拉来游街示众，斥之以口舌，动之 以拳头，他们要得到这个世界。
在那个夏天里，秩序荡然无存；在那个夏天里，人人自危，家家不安。
8月25日清晨，北京人还未从梦里走出，在北京市北郊太平湖畔，一位早起的演员照常来到湖边锻炼身体，突然发现离岸边十几步远的湖水中有一个后脑勺，吓了一大跳，连忙跑去叫人，而附近无人居住，只有远处住着几户湖边的渔民。
人们把尸体打捞上来，放在岸边，发现他遍体鳞伤，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干涸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瘀血。有人拿来一张破席，把他盖了起来。
他是谁？
他就是著名作家老舍，这是从放在岸边的制服里的工作证上知道的。
当人们知道是老舍之后，人群哗然，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外的西北角。
是自杀还是他杀？
派出所的人来了，法医也来了，断定悲剧发生在午夜，没有他杀迹象。
老舍的制服上衣、眼镜、手杖、钢笔，完好无损地放在岸边，还有抄录着毛主席诗词的一卷纸，有的被风吹到湖里，也被小心地打捞了上来。
他为什么要作出这种选择？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
这位《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的作者，是30年代与茅盾和巴金齐名的三大长篇作家之一，在中国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他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康有为变法的那年腊月廿三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杨家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里。有兄弟姐妹8人，活下5个，他排行老幺。父亲舒永寿当兵，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
阵亡。当时小庆春不满两岁，多亏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长大。母亲马氏出身农家，虽不识字，但其性格和品质却给老舍以深刻的影响。
他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多灾多难的时代，注定了一生坎坷，几多辛酸。为了谋生，他不得不两次远涉重洋到英美，在国内亦数次迁徙流亡。
新中国成立后，当他得知周总理希望他回国的消息时，立即热泪满襟，从美国动身归来，为了他不再是丧家之犬。
1950年他出任北京市文联主席，1951年荣膺“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53年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后任北京市和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常委和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并积极创作，于1956年写出不朽名剧《茶馆》。其艺术成就，不但令中国读者叹服，且获得世界戏剧评论界的赞誉。
然而，正当他准备创作自传体小说和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时，一场狂风暴雨呼啸而来，他没有能够逃脱厄运的捉弄。
这年夏天，面对种种困惑，他心情很坏，一天夜里突然大口咯血，被送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病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加休养。但他是坐不住的人，急着于8月23日到文联去上班。
这天下午，正要开会时，一群红卫兵准备焚烧京戏戏装，要拉几位文化局的领导去批斗。
文化局与文联是近邻，这些狂热的少年就顺手牵羊，把文联已经被揪出来的20来位文化名人也装上卡车，拉到成贤街的孔庙去。
老舍因为总理的关照，尚未揪出来。
此时看到朋友和领导都被点了名，作为文联主席且为人正直的老舍，就主动站了出来。
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北大女生发现了他：“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
那位北大女生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话结束了他的生命！他上了车，驶向灾难的深渊。
在孔庙发生的事是可怕的，那些无知的少年，作践了这位曾经让他们崇拜过的温文尔雅的文人。口号、拳头、皮带、皮靴、唾沫、木刀，凡是可用的武器，统统投向这位最有人情味的老人。
头破了，鲜血从他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额头，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红了白衬衫，在阳光下十分耀眼。
眼镜飞了，他分不清站在外面的是人还是兽，分不清脊背上流的是血还是汗，更分不清自己是在热爱 了一辈子，也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还是在油锅滚滚、鬼影幢幢的地狱。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孔庙，局势完全失去控制，仇恨的怒火，吞没了一切。
一边是红卫兵的狂热，一边是受难者的悲苦。他脸色煞白，目光痴呆。
过去，他用高度完美的语言，编织了那么多美好的愿望；今天，他却用红色的血，为这些愿望赶织了一块裹尸布。
他感到奇耻大辱。他已然决定，不再开口，不再低头，不再举起那令人憎恶的牌子。他抬起了那颗满是伤痕、满是血迹、满是愤怒、满是尊严的头。
“低头，抬起牌子来！”
他没有，他使出最后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朝地下掷去，牌子碰到他面前站着的红卫兵，然后落在地上。于是，他被咒骂和拳头所淹没……
文联的人想把他从红卫兵手中夺回来，他们冲进重围，故意说他的反抗是“现行反革命”，应交由专政机关法办。
经过一番争夺， 他被塞进汽车，送到附近派出所。尾随而至的少年，在派出所里不顾所内人员的劝阻，又将这位奄奄一息的“人民艺术家”轮番毒打至深夜。
在对老舍施以暴行的人中，有不少是女孩——她们那遮去一切曲线的旧军装，随皮带晃动的身影，灼热似烧红了的煤核的眼睛，被仇恨扭曲的脸，以及阴沉而麻木，因为竭尽全力而力不可支，引起了咻咻喘气和眉梢处的阵阵悸动……一切青春的魅力都泯灭了！一切女性的特征也都消失得踪影全无！
然而更糟糕的是，对“现反”的称呼，老舍完全无误地领会了，这就把他彻底地推向了另一个世界。
直到深夜两点，他才被夫人用三轮车接回家。临走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文联去报到。
他的确按时去了，但不是到文联，而是出走了，永远离开了他生活过20年的称为“丹柿小院”的温暖的家。
那一夜，他回到家，很少说话，眼里流露出从未有过的愤怒和痛苦。
夫人为他清洗伤口，发现他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地方。这般惨状，令她伤心不已，她本想哭，又不敢，只好强忍着。
见夫人如此心痛，他反而安慰说：“你不必怕，不用难过，人民是理解我的！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8月24日早上，夫人准备留在家里照顾他，但他一定要她去上班，怕她不去参加运动要挨整。他说他自己绝不会出事。
他的夫人叫胡潔青，素工丹青，早年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自从1931年与老舍结婚以来，风雨同舟30多载，患难与共几多春秋。他们曾经数次别离，但这次的别离却是永别。
她真的上班去了。
他也出了家门。
出门之前，他郑重地向他十分宠爱的孙女道别。当时只有年仅三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年迈的保姆在家。
他俯下身，拉着孙女的小手说：“和爷爷说再——见——!”
然而孙女的年龄太小了。她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要同她握手，为什么要一字一句地和她说“再见”。
其实，他已下了必死的决心。他在向亲人告别，向所有爱他的人告别，向他爱了一生和写了一生的老百姓告别。
他和小女孩的对话是他一生的最后一句话。他把这句话依依不舍地留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这时他是清醒而理智的，心中充满了纯洁，因为他是在向“未来”道别。
他走了。
他没有到文联机关去。红卫兵找不到他，就找到他的家里。到处搜查，没有查到，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于是纷纷溜走了。
他的儿子和女儿化装到国务院接待站，将情况告诉负责同志。几小时后，总理秘书给胡潔青打来电话，说总理已经得到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一有消息一定立即通知，请等候。
一直等待着。直到25日下午，市文联打电话给老舍之子舒乙，叫他去，给了他一张证明：“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在推脱责任之后，就让他到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太平湖虽然未写入老舍的著作中，但他熟悉这一带，1920年到1922年，他任京师郊外北区劝学所劝学员，他的办公处就设在德胜门外关厢华岩寺内，负责管理散布在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和东直门外的所有私塾。在两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乡间各 村，熟悉了这一带。《老张的哲学》就是写的德胜门外，他也以此书成名。
50年后，他又消失在德胜门外。他从这里出发，走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处。
这是宿命论吗?当然不是。
有一点是重要的，西直门外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的太平湖，只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
观音庵是他母亲晚年的住地，是他为老人家买了十间大北屋。老人家于1942年夏在这里去世，住了近十年。如今他找老母去了，把生命奉还给她。
他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完全靠母亲拉扯长大。她靠给人洗衣、 作女红、当佣人、当工友养活一家人。
她咬牙将小儿子庆春送入学校，使他成为舒家唯一识字的人，后来还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并称为“满洲三杰。”
她还把自己的正直、善良、热心、勤劳、朴素、诚实、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能吃苦、好强、谦让而又刚强，软中有硬的秉性传给了他。
他曾说：“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正因为他出身贫寒，所以在他的笔下都是下层民众：“洋车夫、巡警和一般市民。”他写出了他们的悲愤和辛酸，向往和希望。他的幽默里蕴藏着伤心的眼泪，具有狄更斯的风味，同时又具有契诃夫的微笑和高尔基的苦涩。
正如日本作家千田九一所说：“他在贫穷中长大，他深深体会到被压迫庶民的苦痛。他和别的新文学家 不同，他们多数出身于农村没落地主官僚家庭，彼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年轻时就具有庶民的善良、执拗、豪侠、静观保身、幽默讽刺等独自的风格。”
与鲁迅一样，他成为日本人民热爱的中国作家。解放前，他的作品就已经介绍到了日本；1965年，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他的名声在日本妇孺皆知。
老舍逝世的噩耗传至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因消息封锁严密，虽有纷纷传言，但得不到一个确证。
日本作家为了弄清真相，每次访华时都打听老舍存亡的消息，死于何处，葬身何处等，而中国方面噤若寒蝉。
远在台湾的故友梁实秋，在1974年出版《看云集》、《忆老舍》时，也不知老舍是否尚在人间。
终于，中日友好协会一位负责人，把真相坦率告诉了中岛健藏先生，中岛转告了巴金。这样，中国老作家才知道老舍真的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也是日本作家在世界上首批发表了悼念老舍的文章：1967年3月，水上勉写了有名的散文《蟋蟀葫芦》;1970年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到中国做了详细调查研究，以《老舍之死》向世界公布了老舍被迫害致死的情况。同年3月，开高健写《玉碎》，哀惋老舍的逝世，并获1979年度的川端康成奖。
老舍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热爱，不仅仅因为他著作等身，也不仅仅因为他有不朽之作，还因为他的舍我精神，正如他的字“舍予”所示。这个字，既是他的姓的拆解，又代表了他的忘我献身精神。他还曾用过笔名“非我”。
1944年4月15日，老舍在“文协”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做耶稣降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
他走了，他“舍予”而去。他留下了该留下的美好东西，虽然他未能留下骨灰，因为他“自绝于人民”。在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中，他是第一位没有保留骨灰的人。
然而，风暴总有平息的时候。1978年6月3日，党和政府在老舍逝世12年之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没有骨灰的骨灰盒里，夫人放进了他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两支笔，以慰他九泉之下的魂灵。
关于老舍之死，有种种传说和猜测。他是被迫害而自杀，已经无疑。他选择的地点，也有了答案。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投湖的方法呢？
在悲剧发生前的几天，老舍曾对亲人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又说起有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因不堪侮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事情。
甚至早在1945年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四世同堂》里，他就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竟与老舍的死法惊人的一模一样，似乎在20多年前就为自己设计好了死的模式。这究竟是巧合，还是什么？
还有一个尚未解开的谜——据公园看门人说，24日这天，老舍在这里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
他有一整天的时间来思考，来选择。他随身带有纸和笔，他是否留下了遗言？
北京市文联将他所有的遗物都奉还给了家属，唯有纸卷，他亲手抄录了毛主席诗词的纸卷，始终没有奉还。
这个谜，至今依旧无解！
正值创作顶峰之际，老舍悄然而逝。他以“舍予”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然而，这种方式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自他之后，太平湖这个偏僻的、没有名气且连门票都不收的小公园，这个杂草丛生、芦苇成片的小湖，顿时热闹起来，成为殉难者的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