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2年，越南就颁布了《反腐败法》，强制要求所有领导干部进行财产自主申报和公开。
该法案于2013年1月正式实施，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和漏洞，因此在2018年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不仅扩大了财产申报的范围和细节，还加强了申报核查的力度，特别是鼓励公众举报和社会监督。
尽管这一法案尚未达到完善的程度，但它明确展现了越南在反腐斗争中奋发向上的决心与努力，这也是越南能够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重要原因之一，公众能够亲眼见证这一进步。
根据《反腐败法》的要求，任何价值超过1万元人民币的财产均需进行自主申报，这一规定与两千年前汉武帝时期的阳谋有些相似。
现金、土地、房产、贵金属及海外资产均在申报范围之内，申报对象包括国会代表、政府官员、党政军干部，甚至国有企业领导和社会团体高管，几乎涵盖了主要的精英群体。
对贪腐行为的惩罚极其严厉，贪腐金额超过34万元人民币的，最低可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严重者可面临死刑；即便是贪腐1.7万元，也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下，必然会取得显著成效，创造的收入也将更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如果官员无法依靠权力进行贪腐，那么收入自然会在民众之间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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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稻葵在越南的调查结果，越南工厂女工的月收入约为3500元人民币，相当于司局级干部的收入；工厂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约为6000元，接近正部级干部的收入；而中高层经理的收入则相当于正国级干部的收入。
因此，越南社会的生活压力较小，房价低，收入差距小，民众充满活力。
我们国家，早在1988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官员财产公示的建议，之后经历了多次研究、论证和试点，但始终未能形成正式的立法。
那么，为什么这一法律迟迟未能落地呢？
因为，任何事情的开展首先需要意愿，其次需要能力。对于简单的事务，只需尝试便可实现；但对于复杂的事务，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功。
虽然财产公开立法相对简单，全球已有137个国家完成了官员财产公开立法，但缺乏的其实是推动的意愿。
可以说，大多数有能力的人不愿意推动立法，而愿意推动立法的少数人则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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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奇怪，毕竟很少有人愿意为自己套上枷锁，利益往往决定了行动的方向。
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大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还是能发现加速立法的希望。
困难在于只有小集体具备推动的能力，如果将这一小集体扩大为大集体，意愿便会变得充足。例如，如果将目光放在14亿人身上，便相信我们具备足够的能力。
越南的情况也类似，从小集体的无意愿转变为大集体的迫切愿望。
当然，即使完成立法，前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世界上仅有78%的国家完成了立法，但真正做到公示的仅占43%。这表明，完成立法并监督执行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若不付诸实践，便永远不会出错。
信息的垄断是最为愚民的行为，缺乏信息意味着没有任何要求。
信息的公开和公正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一步，犹如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只有通过透明的信息，社会才能走向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