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受访者供图
从弑父情结到返祖情结，这背后是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以1949年为中轴，称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前三代就是晚清一代，1949年以后也是三代人，“十七”年一代人，“文革”一代人，后“文革”一代人。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陷在某种“三位一体”的茧房里，信息的茧房、知识的茧房和立场的茧房。
南方周末记者 黎衡，责任编辑 | 刘悠翔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许纪霖之窗”，原标题 网红界替代了思想界，我只想做一只“萤火虫”）
许纪霖教授最近很忙碌。在自媒体公众号“许纪霖之窗”，他评论电影《好东西》，把与他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大段留言放出来；他评论胖东来、吴柳芳、爆火的脱口秀，向辞世的琼瑶表达敬意。
琼瑶达观面对生死，让许纪霖想到庄子，“生生死死，如同这个树叶，自然的轮回，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
他还回忆起十几年前的一个学生。这位年轻的博士生名叫张刚，不幸患上了骨癌，被医生告知生命所剩无几时，老师和同学都很着急，张刚却十分达观，在微博上写道：“如果我走了，请不要为我悲哀，我会化作一颗星星在天上看着你们……”
“代际”，是许纪霖理解这个时代和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把钥匙。1982年，许纪霖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系里分配给他的教学任务是中国民主党派史。在当时文化热氛围的烘托下，他尝试用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考察那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叩访他们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路。
许纪霖援引鲁迅的说法，“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在他看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目前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
1990年代，许纪霖的文章《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
当他更仔细地辨析一百多年来知识界的载浮载沉，他决定修整自己的逻辑，以及稍显粗糙的六代人划分，这种辨析的成果，凝结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
在许纪霖看来，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理念人”。作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仅有理性，也有情感和意志。
他潜入百余年前的历史横截面，提出了问题：人为什么活着？而普遍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感，曾是五四后期青年人的普遍精神症候。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何来革命？”成为他理解数代人兴替、交错的一条隐线。
从政治光谱的角度，知识分子分为左右；从阶层流动的角度，分为上下；在这本新书里，“前后”成为新的关键词，由此，许纪霖希望构建一个六面体式的观察视角。
他也随时警醒自己的代际位置。2024年12月，在广州的一次分享活动上，许纪霖解嘲道：“我这代人不能太说教，否则就有爹味了。”
但他始终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仿佛同时拥有一台历史深水区的潜望镜和一个当下文化现象的放大镜。
以下是许纪霖的自述。
六代知识分子的构想
1978年，我（大学）刚入学第一学期，一位老师给我们上课，滔滔不绝讲历史，结果下面有一个同学，一个箭步冲上去把老师推开。
他说，老师，你讲得不对，然后滔滔不绝开始讲自己的观点，老师很尴尬，我都看呆了。这种风气，现在不太可能在大学出现。但当时刚刚经历过“文革”，这个同学是红卫兵一代，就是敢想敢做、敢“造反”、敢革命，自我表现的欲望特别强。
没有师道尊严，一听老师讲话，就开始要和他辩论，这是特殊年代留下来的一个印记。
当时我们对父辈这一代人有点看不起，他们是1949年到1966年上的大学，那个时候叫“十七年”一代都在“运动”，知识这方面比较薄。每代人都有一种俄狄浦斯的弑父情结，因为父亲是权威的一代，父权并不仅仅是父亲，代表着一种传统的秩序和规范。
年青一代要创新，创造出新的规范、秩序。相关联的有另外一个情结，我把它称为返祖情结，就是返回到祖父一代。
祖父一代是什么？再回到我大学一年级的故事。那个时候学校一看压不住我们，上一届是工农兵学生都是听话的，我们这一代是天之骄子，高考进来的，很多人都是老三届，所以就让这些老教授出来。
这些老教授是民国过来的，1949年以前就受了大学教育，很多是有洋墨水的，当然学问很大了是吧？祖父一代人出来上课把我们镇住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华东师范大学“宝贝”也蛮多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没资格，轮不上他们上课，现在终于派上用场，可以发挥余热了，那个时候都七老八十了。
我就讲其中一个例子。有一位徐怀启老先生，老先生不得了，哈佛大学神学博士回来，圣约翰大学教授，后来他是专门研究基督教史的。老先生徐徐道来，然后在黑板上经常写出一串我们根本不认识的拉丁文，我们就“不明觉厉”，好崇拜。
从弑父情结到返祖情结，这背后是三代人的故事，我就注意到知识分子的代际问题。
徐怀启，资料图。
1980年代，李泽厚先生是一位启蒙者。我们在1980年代受李泽厚的影响，就好像我在书里写的，晚清一代、五四一代都受梁任公的影响。
李泽厚虽然是“十七年”一代的老大学生，但他就像王蒙一样，能超越那一代人。父亲这代人中，能够带领和影响我们这代人的很少，他是其中一个。
鲁迅先生生前曾想写一部小说，从他的老师章太炎，到他自己，再到他的学生，三代人的故事。李泽厚也说过想做代际的研究。
1980年代开始，我做知识分子研究，是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叫“心态史”。我是一个不愿重复自己的人，老从文化心理结构做，做不出新意了，到1990年代中期，就有了一个计划，把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
以1949年为中轴，我把它称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前三代就是晚清一代，康有为、梁启超；五四一代，鲁迅、陈独秀、胡适；后五四一代，就是五四一代的学生，后来也成了大家，像潘光旦、费孝通、朱自清、闻一多、徐志摩这代人。1949年以后也是三代人，“十七”年一代人，“文革”一代人，后“文革”一代人。
从分化到迭代
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了一年多以后，觉得“心态史”还是比较浅，思想史更深入，所以我就恶补了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受到了张灏先生的影响。我就把这个六代人的框架给放下了。
差不多又过了十年，到了2014、2015年，我的思想史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之后，我想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研究，又想起这个废弃了的计划。但这个时候我的想法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的设计太完整了。
最好的研究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既是历史的又逻辑清晰。但是很难，因为历史很复杂，所以过于清晰的逻辑有时候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六代人这个框架太清晰、太完整了，所以它又失去了真实的、深刻的一面，你不能因为它的逻辑的清晰而伤害了历史的真实和分析的深刻。
所以我在重新考虑的时候，就觉得不要拘泥，要按照历史自身的脉络来。加上近年来我很关心当代青年文化的问题，到了90后、00后出来以后，我发现把60后、70后作为“后文革”一代并不准确。
90后、00后是新人类，70后、80后是过渡一代，50后、60后是老一代。我的新书《前浪后浪》里谈到的1949年以前，也没有拘泥于所谓晚清、五四、后五四。这个概念太粗了，因为同一代人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同样的年龄层里也有它的分化。
所以这本书里，我基本是按照这样的脉络来理解的：晚清致力于中国变革的有三代人，第一代洋务，我称为官僚士大夫，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他们是体制内的温和改革派；
然后到了戊戌变法，就崛起了康梁，他们考了举人，但还没当官，是体制边缘的文人士大夫，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形成了世代交替，争夺话语权，文人士大夫虽然获得了话语权的成功，但是缺乏政治经验，最后败给了官僚士大夫和保守派；
到了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被张之洞扼杀，因为唐才常之死，原本一批致力于改良的保皇派就转向了体制外的革命派，他们对体制的失望，不是对保守派的失望，而是对张之洞这样的开明派的绝望。
官僚士大夫在体制内，文人士大夫在体制的边缘，革命派在体制之外，这就形成了晚清的三代人。
这三代人不一定是从生理年龄来说的，更多的是心理。跟我做思想史和心态史的研究都不一样，我把它称为精神史。
这三代人的代际区别，是精神世界的区别。
到了五四，新的一代人崛起了，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他们，可以称为文人知识分子，和康梁这代文人士大夫有知识上的区别，士大夫以旧学为主，知识分子以新学为主，但是气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特别是陈独秀这些人，一方面继承了文人的传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革命党人的传统，把革命党人那种浪漫的、激情的气质在政治上表现出来了。
像梁启超这样的文人士大夫在五四时期也在搞启蒙，结果两代启蒙者也发生了一个争夺话语权的第二次世代交替。我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历史场景，而不是过去的三代的僵硬结构来描述历史。
同样是五四，过去我们只注意到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实际上五四还同时存在两拨人，我用了比较讨巧的概念，可以通俗理解的概念，一个是旧派中的新派，另一个是新派中的旧派。
旧派中的新派，就是原来的文人士大夫，在五四时期继续活跃的，典型的就是梁启超和杜亚泉；新派中的旧派，最典范的就是以陈寅恪为精神领袖的学衡派，他在哈佛接受了最顶尖的西学教育，但内心的精神情怀是古典的。
通过这个方式，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迭代现象和分化现象同时存在。同代人分化以后，才为下一代的迭代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一种空间。
陈独秀把《新青年》从北京带到上海，留在北京的人要自己办杂志，《现代评论》和《语丝》就成了《新青年》启蒙的继承者，问题是这两拨人的文化惯习不一样，然后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现代评论》派大多是英美留学的海归，《语丝》派是名士，但鲁迅和周作人虽然有相通的名士派头，又有差异，鲁迅有一种嵇康式的战士的气质，周作人则像阮籍。到了1925年大革命的背景下，迭代又出现了，高长虹和《创造社》的人，也有了弑父情结，反对鲁迅这样的精神导师，甚至提倡新流氓主义了。
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一代一代人，我们不说政治立场，说文化惯习，它的代际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这背后的一个因素是，中国变化太快了，和今天一样，五年十年就是一代人。今天我接触的一些1990年代初出生的90后，会觉得95后他们看不懂。当然，个性不一定完全可以用代际来定位它，但是当你分析一群年龄相仿的人的时候，再和另外的年龄断层的人来比较，会发现文化惯习的群体特征明显是有差异的。
小镇青年视角下的五四
事实上，对历史的观察有多种视角，没有一种视角是终极性的。也就是说，（如果认为）这种视角是最全面、最准确、最完整地揭示本质的，这是一种幻象。
所以我通常说，历史研究就是瞎子摸象，每一个人因为你不是上帝视角，看不到完整的大象。每一个肉身、每一个领域、每一个专业都是有限制的，都是瞎子，你只能摸到大象的一部分，千万不要自称自己这个角度是最好的。
我这本书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在时间的流逝，前浪后浪的交替当中，来理解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排斥其他视角的重要性，甚至有时候要结合其他的视角，才能理解那一代人。
其中我还提到了这个空间的视角，涉及北京上海的双城记，还提到了都市青年和小镇青年。这也不是我个人的研究，因为过去做五四的研究只注意《新青年》在都市的反响，因为资料都集中在像北京、上海或者几个大的省会城市，但这些年历史学有很大的发展，地方史（研究）趋势起来以后，开始注意到一些地方人物，山西的刘大鹏日记，东北的金毓黻日记，这些都是地方人物，他们对那个时代怎么反应呢？
刘大鹏日记（左）与金毓黻日记（右）书影。资料图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也借鉴了别人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就发现地方上对五四的反应与我们过去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新青年》主要的影响是在大都市，而一些小地方的人，当梁启超、杜亚泉这代人已经被都市青年唾弃的时候，“小镇青年”没法区别《新青年》和《东方杂志》、《学灯》和《解放与改造》有什么区别。
他们为了考大学，要学习新知，杂志是提供新知的，一概拿来主义，他们搞不清楚这些刊物之间到底在争论什么问题，都是同等看待。
特别是“小镇青年”还生活在一个传统的环境里，对《新青年》这种新潮的、过于激烈地反传统是不理解的，这跟他们的生活感受不一样。
当然我这只是一个很宏观的研究，还没深入到区域的差异，比如江南、岭南、两湖、华北、西北、东北各个地域的反应也不一样。
现在我的学生辈的一些学者，已经深入到更细部的研究了。我只是盖了一个粗糙的毛坯房，他们进入到各个房间去装修，不过在装修某个房间的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框架背景。
今天也好，我这本书写的民国也好，都是一个大变化、大流动、大转型的年代，时间变化之快，空间（之间）流动之迅捷，是没有过的。
因为流动，我所描述的民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及今天的都市人，大部分人都是从小镇流动而来的。这里我不带贬义地说，虽然你读大学在都市，在北上广深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但是那层底色是很难改变的，也就是说，它具有双重性，一个是都市性，一个是小镇的、带有某种乡村田野式的底色。
不是说都市性和非都市性，哪个好哪个不好。对都市的各种内卷和系统，对都市病的批评，很大一部分资源都来自乡村和田园。
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李娟的《我的阿勒泰》这么流行，为什么李子柒讲中国非遗的短片有这么多粉丝。只有抓住这点，才能了解今天中国的都市，了解中国人真实的文化性格。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就发现了中国的乡村和小镇凋敝的问题，他敏锐地注意到传统文化的复兴不能在大都市，更不能在大学里，儒家义理讲得再头头是道，依然是没有根的。
文化之根在社会，在中国，特别在广大的乡村。所以梁漱溟后来辞去北大教授，带了帮学生先到广东，然后到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他是有眼光的。
当代知识分子的场域和茧房
再说回当代知识分子的场域问题，不同场域的人，他的文化惯习是不一样的。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有公共性的，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分化，一部分就是在学院里成为专家学者型的，越来越象牙塔了，和社会是游离的，甚至越来越趋向保守，还有一批人走向社会，成为自由撰稿人、自媒体人。
特别是到了21世纪以后，“公共”和“知识”分家了。在学院的人没有公共性，而在社会上活动的人有公共性，但是知识这面弱了，不再是专家了，甚至有些自媒体写手是全能型的，讨论一些热点话题，做时评，我很敬佩，什么话题都能谈，而且也谈得不错。
从场域角度而言，你看他们活动在不同场合，所以就具有不同的属性，这就像我书里写的，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大夫是在不同场域，《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是在不同场域。
所以你看今天这两部分人相互也看不起，在社会上活动的知识分子觉得学院的人只有一套概念，书生气，而学院派又觉得那些人太油，太江湖气，缺乏专业知识。因为我是跨界的，我既在学院里，这几年也面向公众，然后也成为自媒体作者，所以我两边都看得很清楚。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展”上展出的《语丝》报纸。视觉中国
当然，因为场域不一样，这种裂痕，相互的不理解，甚至歧视，我都可以理解，但是我通常鼓励说，应当尊重对方的某种价值，也就是说不同场域之间要互相尊重。
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应该多了解社会，特别你希望你的研究有点实践价值的话，应该更多地面向公众或者从公共角度来思考，不能端着一个架子，觉得我是高贵的，凡是到了社会上都变成平庸的。
倒过来说，在媒体活跃的知识分子，当然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但是知识的力量、专业知识也是值得尊重的。不要以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惯习是最好的，自己是唯一正确的。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陷在某种“三位一体”的茧房里，信息的茧房、知识的茧房和立场的茧房。你去看今天大部分群聊，都是“井底之蛙”，信息差不多，知识也是同类型的，立场也相当的同质化，一个群聊就是一个场域，一个朋友圈也是一个场域，越来越相信我是对的，我是代表多数的，对，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普信男”。
就像我前面说的一个比喻，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以为摸到了大象的整体，事实上恰恰真正的大象在一个不同的场域，甚至是互相冲突的知识、信息和立场（之间）才有证明。
但是很可惜的，今天人们都受限于精准推算的算法。我们的朋友圈都是有选择的。我们参与的群聊，反正觉得不合我意，要么就退群，要么就把它折叠，不看了，是吧？这样留下来的，都是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那些群聊，每一个群都是这样。
除非群主像蔡元培一样能够兼容并包，然后他可以把不同的声音组合在一起，而且斗而不破，分而不裂。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茧房当中，在自己画地为牢的场域当中。
我现在结交的朋友都是很年轻的，说句难听的话，和我同辈人，我觉得他们中的不少人20年前、30年前，和今天说的没什么区别，没有新意。
我倒不是说鄙视老年人，老人最可怕的是不再有对新鲜的东西的兴趣、冲动、开放性。同样一个新鲜事物，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感受，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感受，但是首先你要去感受，（不能）连感受都不愿意。
说实话，现在有一些大佬，也是我这么多年从1980年代一起过来，大家都算彼此很熟的，不是所有人，但我觉得不少人他们已经没有新的东西了。
当然我承认他们坚守自我也很重要，因为对我来说没新的东西，对年轻人来说恐怕他们没听到过，还有意义。我想，人最开心的事就是自我发现，不断地成长，活到老学到老，成长到老。
文化界网红的兴起
哈贝马斯有个概念叫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我的理解是，改革开放以来公共领域产生了公共舆论。在当代中国的知识界，最有名的一场争论就是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大论战，从1996年持续到2000年左右，然后知识界分裂了，再然后变成鸡同鸭讲。
今天你看出现热点的事件，那些热搜，社会会形成舆论，但这只是舆论，主要不是知识分子发出，而是自媒体、公众号，各种各样的短视频，都是快消品，一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压力场。
知识分子在里面没有深度讨论，不往深度走。形成一个围观的力量，鸣金收兵，要么就铩羽而归。
我这两年一直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三个界：理论界，主要是和国家意识形态有关；学术界，主要是学院内部的专业领域、学科；第三个是公共思想界，有相对独立性，但又是跨学科地讨论一些重大的公共问题。这也是三个场域。
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在B站上讲课，但它不是一个公共讨论，没有交锋，甚至跟BBS都不一样。在B站开的课程，或发的视频，在某种意义上不具有公共性，这是一个私域，是个“客厅”，我是主人，你们来听，这是有重大差异的。
今天的私域蛮活跃的，这也是一个茧房，我可以把不同的声音踢出去，公共空间你怎么踢？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维护者，得尽量平衡两种声音。
今天温和理性的声音受到双重压力，就像当年鲁迅一样，（遇到了）比他更极端的人。像罗翔这种有表达能力，年轻人又喜闻乐见的人太少了。
更多的是掌握了今天新媒体、社交媒体密码的人，不要觉得他们又蠢又坏，他们一点也不蠢，非常懂得怎么迎合下面，然后通过自己的方式输出价值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2022年作为第十七届文津图书获奖代表发言。视觉中国
要讲今天替代公共思想界的，我把它称为网红界。网红界是过去没有的，随着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出现以后，才出现了核心的网红，有巨大的流量，我这里完全没有贬义，然后背后有商业力量在推动，因为今天流量即现金。
这个网红不是演艺圈，我主要是指和知识分子相关的文化界网红。
今天各种各样的大型文化活动，都要请网红，还有我不认识的很多自媒体人，各种标签的博主，构成了一个以流量为中心的新的场域，这个场域是半开放、半封闭的，网红就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圈，因为也要互相借流量。
这个网红办一个活动，希望另外也请一个网红，他的流量最后也成为我的流量，互相的流量可以叠加。
这个半封闭的网红圈，外人很难进去，除非某一个人，某个很偶然的机会你也成为网红了，你就进去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你是进不去的。所以今天各种各样有影响的这种论坛活动，基本上来来去去就是这些人。
这个场域的逻辑和过去思想界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些内心还有情怀的人，通过自己网红的这种流量、辐射力，还在传播一种“启蒙”。
做一只萤火虫
我做自媒体，留言基本不看，最重要的是心态要好。我也有一些大V朋友，非常在乎各种各样的留言怎么样，有时候会被激怒，我经常劝他，你要么就算了，不要在微博活动了，要不你就不要看。我连拉黑的兴趣都没有。
如果有人很认真地以说理的方式和我讨论的话，我也会认真回应，包括私下也有一些蛮有水准的要和我讨论的，只要我觉得是理性的，有价值的，我都会回应。
说到年青一代知识分子，我现在都能理解这些“青椒”，普遍困在系统之中，我们做青年教师的时候，哪有这么卷，哪有这么多来自系统的压力。
（我们那时候）普遍地贫穷，也没有这么多欲望。所以我蛮理解、同情他们的。但是我还是回过头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超脱的方式不能只想到自己，越有一种普世之心，越能摆脱生活的拘束。
有时候超脱一点，视野更大一点，反而对处境有更好的一种解构能力，外在的东西解构不了，内在的那种“困”是可以自我化解的。如果情怀更大一点，就可以从一个小的专业研究领域，看到背后更深、更广的价值和意义。
而这些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你生活的感受。一个人做研究，格局多大，取决于内心的情怀有多大，生活的场域有多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鼓励困在系统的人能够走出来。
回到我自己，别人也说，许老师，你应该多说说，好像我说了有多大作用似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自以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有些人还自以为有很大的影响，这都是一种幻觉，所以首先要打破这种幻觉。
今天已经不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了，知识分子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你有影响，但是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你就发出你的声音。
2023年我去了一次马来西亚，东马的沙巴，有一天夜游看萤火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当中，然后一处处萤火虫飞过来，我突然醒悟，过去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燃灯者，为人们照亮道路的，我觉得以燃灯者自居的话，好像在今天也有点太自负了。
我觉得不过就是一个萤火虫罢了，也就是说你这点微光是没法照亮别人的，但是给人一种希望，在迷茫虚无当中，有那些微光在闪烁，你心中略略带有一些暖意。
今天，我愿意只是做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如此而已。
与景凯旋同游巴尔干半岛（5.11-20），感受欧洲后花园的浪漫
游学埃及（4、5月，三期）｜全新解读大埃及博物馆，共同寻找失落的古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