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悦洲，小上海

“和悦洲，小上海”并不仅仅是我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故乡安徽铜陵和悦洲自清末民初以后约定俗成的另一个称号。

已成废墟的和悦洲头道街

对于上一代或上上一代和悦洲人，最难忘怀的是和悦洲的三条大街和十三条通江的巷子，现三条大街均已难寻旧影，唯十三条巷子却依然存在，只是早就不见当初的陈迹。每一条巷子均由水字旁打头，如清字巷、洄字巷、浩字巷、潮字巷、沪字巷等。听过很多关于这些巷子的故事，现在多已消失于无边无际，唯洄字巷和清字巷念念在兹。洄字巷连接着我的出生地二道街，这条巷子是和悦洲繁盛时期的一条烟花巷子。少年时听那些风华不再的老男人说起洄字巷，总会有一种暧昧和促狭的意味，所以也就被我深深地刻在印记里。清字巷是来往于鹊江两岸的主要渡口，不知何时，来往于两岸之间的板划子便成为湖北人的天下，他们大多数来自孝感地区。鹊江之南便是被称作小上海的和悦洲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过去了，“小上海”的繁华早已不再。2019年我去和悦洲时，正是一场大水过后，洲上一派狼藉，石板路上堆积着早就凝固了的淤泥，但那些民国时的老建筑依然挺立在荒草和杂树中间，让我想起法国印象派画家塞尚的名画《缢死者之屋》。正是夏季，高大的白杨向天而立，蝉鸣之声惊天动地。

这一片水域曾由曾国藩部将彭玉麟镇守，以抵挡从南京随时反扑过来的太平军——湘军在和悦洲建立水师营，训练水军。曾国藩也在和悦洲逗留过一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洲上百姓“编葺苇茅以为庐，一不戒于火，延烧数里”，池州以下更是“芦棚丛杂，亦往往一炬万命”。也是这份奏折，我便明白了和悦洲的十三条通江的巷子何以均以水字旁为首了。

建于1872年的大钟亭

直到我的童年时代，鹊江两岸，除了商贾之家前门店堂，后门住家，仍有大片以“编葺苇茅以为庐”者。故乡的同龄人应该熟悉这样的场景，每每夜深，坐落在龙头山的西班牙人的大钟亭里的大铜钟骤然响起，对于睡梦中的我们，那是令人恐怖的绝响，凡听到此钟声者，无不从内心深处发出令人震颤的悸动。窗外，大火燃红了镇子的某一片天空，街道上人声嘈杂，有人提着水桶或是面盆朝着着火的方向跑去，母亲将她幼小的儿女搂在怀里，一边安抚着：“我儿不嚇，我儿不嚇啊。”第二天上学时，便只见昔日熟悉的棚户区变成一片焦土。有女人对着那被烧焦的废墟绝望地拍打着屁股下的土地，无声地哭泣着。那曾是她的家园，是她的儿女家人得以栖身之处。日子总要去过，不到半年，或是数月，那废墟上又重新立起一间间茅屋，立柱和房梁均是整棵粗大的竹子，芦席的墙壁糊上泥巴，比起我们在共和街从前的店铺隔成的筒子屋要好住得多，而且冬暖夏凉。这一刻，我的耳畔再次响起夜里从上街头渐次传来的驼子三叔带着绵绵瞌睡的火更声：小心火烛呐，火烛小心啦，水缸挑满，灶门口扫清，芦席壁上不要挂煤油灯啊……

我一直很羡慕我的同学李益和家的那栋三开间的茅屋。它最大的好处是临近那片水域宽广的祠堂湖，坐在后门口，用一根穿在竹竿上的棉线，一只用大头针弯成的鱼钩，不消一杯茶的工夫，便能钓到半篓子的小杂鱼。李益和众多的弟兄分别被人叫作大和尚，二和尚，三和尚，四和尚……，一直到第七个兄弟“滴和尚”降世，李益和的父母也老了。在故乡的方言中，滴，是最小的单位。

大通祠堂湖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曾在和悦洲有过较长时间的滞留，并作逾百首诗歌，其中《荷叶洲杂诗》中有：“新建词中唱卖盐，雕镌荷叶我犹嫌。只从和悦渠侬语，春尽潺潺不卷帘。”这是我所掌握的资料中从象形意义的“荷叶洲”易名带有一定儒家色彩的“和悦洲”的开始。但也有人说，根据当地人的方言，闽人的林旭是将“荷叶洲”讹听为“和悦洲”了，须知这是一次多么美妙的“讹听”，从此，我的故乡——这片不知形成于何时的江上沙洲便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和悦洲。林旭离开和悦洲十八年后的1914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也来到和悦洲，在其《考察教育日记》中记到：“三日，午后一时坐肩舆回大通，五时至大通市，渡至和悦洲，宿通安客栈，和悦洲，本名荷叶洲，取其形似也。土人从而文之曰和悦……”这是和悦洲被半官方文字正式定名的第一次。由“荷叶”而“和悦”，既体现了民意，也符合官方的意旨。如此，便有了“和悦洲”的称号。

和悦洲而被谓之“小上海”，是和悦洲经济跃升的结果，也是一座城镇扬名立世的荣耀，还是得力于曾国藩在和悦洲设立的“盐务招商局”。在那个时代，谁掌握了盐，谁便是这世界的一方霸主。现在的人似乎很难相信，那片形如荷叶的弹丸之地，最繁华时曾有多处码头，三家报纸，两家戏院，十多处银楼，并有发电厂、学校、教会、寺院、烟馆、赌场、妓院等，最多时拥有人口达十万人。

抗战时期，日军从江面上向和悦洲发射了几发炮弹，炸塌了几座民房，驻守在和悦洲的川军偶尔在一处废墟中发现一大户人家藏在墙垛中的银元，便一连推倒数座民房，眼看和悦洲的三条大街已被推倒过半，便索性以“焦土抗战”之名，一把火扔向和悦洲的三条大街，“大火三日不熄”，和悦洲就真的变成了一片焦土，从此小上海的繁华不再。

近读铜陵文化人孙德夫的《家乡大通和悦洲》，当时留给日本人的不仅仅是和悦洲的一片焦土，还有和悦洲西江码头的趸船。孙德夫说，当敌寇来临之际，他伯父毅然将趸船开进和悦洲与相毗邻的铁板洲的夹江，凿沉了趸船，让其沉入江底，面对国破家亡，和悦洲的民族资本家们不忘大义，宁肯玉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开始打捞那艘沉没的趸船，这才发现，当年被沉入江底的趸船不是一艘，而是五艘。由此可见当时和悦洲西江码头的繁盛。直到新中国后，云消烟散的和悦洲西江码头重新响起轮船嘹亮的汽笛声。我幼时的小学曾是一座德国人的教会，坐落于通往西江码头的公路一侧。有时候，会有黄头发、绿眼珠、高鼻梁的外国人提着皮箱从那条马路上经过，我们稀罕地一直尾随其后，直到那边上课的铃声急促地响起。只是直到我离开和悦洲，举家迁徙至鹊江对面的大通共和街，我一直未曾去过西江码头。

处在汛水期的大通老街

《和悦洲，小上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一次印刷）一书出版的第二年，乡友吴华带着我坐着电瓶车去西江码头，哪儿还能寻到一丝踪迹？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书中《洄字巷》一文的硬伤。书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一艘轮船拉响汽笛，巨大的螺旋桨搅动着浑浊的江水，喷吐出一团雪白的浪花，在鹊江里掀起一股惊天巨浪，一整条鹊江似乎都沸腾起来。”我在写作这篇散文时，如能稍作推敲，便能发现其中的错误——清字巷码头根本不具备停泊大型船只的能力，来往于鹊江两岸的不过是湖北人摇着双桨的板划子。

江上往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