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月9日是法国思想家、文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诞辰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借此机会于近期推出她的《青春手记》，共计7卷，总共60万字，收录了她1926年到1930年间的私人记录，忠实呈现了波伏瓦如何从一个懵懂迷茫的资产阶级小姐蜕变为朋友口中的“海狸”——一个自由、独立、清醒的女性。这也是该书的国内首次出版。
西蒙娜·德·波伏瓦一生有过三个时期曾求助于写日记来帮助自己面对“人生的断裂”，分别是进入索邦大学求学期间、二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其中记录她青春韶华的《青春手记》于其诞辰100周年时在法国出版。
波伏瓦青春时代的手记现存第2-7卷，第1卷遗失。波伏瓦在1928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回忆道：“1926年……我开始记日记，但在圣热娜维耶芙图书馆弄丢了。不过我又重新开始写。”
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都是在普通的细方格笔记本上写就的，每页分为两栏，左边较小的一栏是阅读摘抄，右边较大的一栏里是日记，有时也会是写给朋友的书信底稿、小说构思的提纲、学习计划或年度总结。
左下：西蒙娜·德·波伏瓦，拍摄于她19岁时（1927年1月）
除了现存的第2-7卷外，另附第0卷，收录波伏瓦的养女西尔维·勒邦的长文导言，回顾了她与众不同的人生历程，以及近30幅珍贵照片和文件资料（波伏瓦大学入学照、与友人的合影、学士文凭、来往信件、朋友送给她的涂鸦等），大多为首次公开发表。
波伏瓦不仅在手记中记录自己的迷茫和思考、希冀和悲伤、友谊和爱情，还常会重读自己的手记：
“我重读去年的手记。我那时的内心挣扎要比今天激烈得多！我也没有现在这么独立，那时我对自己也不确定！现在我拥有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在实现自我。”（1928年3月26日）
“我越追溯过去，越常翻阅过去的手记，我就越明白，我曾希望他就是我的人生，而我从未因此感到满足。”（1929年9月19日）
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回望中，她渐渐看清楚了自己，也明确了未来的方向。
整整6本手记，从1926年到1930年，几乎每天都不中断，一开始的惶惑摇摆让位于清醒明晰。她阅读、感受、评判、写作、自省、制定计划，所有这一切都由一种意愿引导着——执着地成为自己。
右上：在梅里尼亚克的野餐（1926年9月8日）。波伏瓦在左侧
左下：高等教育普通数学考试合格证书（1926年7月28日）
《青春手记》将年轻少女时期的波伏瓦的脆弱和迷惘转化为丰富且激发共鸣的乐章，我们将一页页地见证波伏瓦的诞生，见证她如何寻找自己、创造自己、确立自己。
就像法国《费加罗报》评价的：“一开始，她只是想成为自己，最后却改变了世界。对人类来说只是一小步，对她来说是一大步。十八岁时，她打的唯一一场仗就是努力成为她自己。她最终赢得了这场战役。”
《青春手记》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沈珂/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译作选读
第0卷 / 西尔维·勒邦·德·波伏瓦
为什么写日记？为了不被放逐，西蒙娜·德·波伏瓦如是答。每每遭到放逐，每每人生发生断裂，她都需要求助日记。当一九二六年“甜美的出生困惑”消散的时候，当一九三九年幸福被战争打碎的时候，当一九五八年阿尔及利亚的悲剧让她与同胞渐行渐远的时候，她都选择了写日记。每一次，都是一种放逐：孩童时代的终结、与“前世”生活的割裂、介入民族运动中。在文学创作之中或创作之外，尤其是在与自我的对话中，一颗孤独的灵魂挣扎着，因危急情况之下的动荡和紧迫难以平静。长久的危难催生了这些文字，必须找回自我，否则便会堕入自我迷失的深渊。
西蒙娜·德·波伏瓦于十八至二十二岁间写下了这部《青春手记》，向我们娓娓道来她最初被放逐的体验。“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刚刚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断裂……我开始记日记。”
这是一次最根本的体验，或者说最原初的体验，因为一九二六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尚未存在。确实有个名叫“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人，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蒙娜·德·波伏瓦”。真正的波伏瓦是一个自己构建自我的存在，是不断变成的人，我们在一页页的阅读中，一天天的流逝中，才看到一个鲜明个体的显现，从家谱上被命名为“西蒙娜”·贝特朗·德·波伏瓦的那个人变成了我们所认识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即大家口中的“海狸”。若一种在既定处境中自我规划、自我尝试、自我选择的主体性是在毫无准备和预设的情况下形成的，那么我们确实有幸能够见证这一独特的塑造过程，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少之又少。
五年间，她的内心摇摆起伏，却建构起了创作的自由，或纯粹地虚构一些新鲜的素材，或重新思考那些发生过的情境并对它们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其目的便是为了完成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她自己。西蒙娜·德·波伏瓦致力自我构建的方式，既不源于继承，也非演进，而是一种变革。但凡她要接受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都会首先尝试打破它。但凡她认为自己有理，都会先思考与自己相反的观点。这样的苛求并不多见，而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更是障碍重重，举步维艰。不过，即便一开始已形成这样的习惯，她看待“存在”这一问题，也不是站在女性的立场，而是站在个体的立场，“我是作为个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女性主义，性别斗争在那时候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她这样说。这一表述，至关重要。也就是说，男人也完全可以宣称：“做我自己，我愿意开始这伟大的历险。”
“我”涵盖了作为女人的事实，但并不仅限于此。西蒙娜·德·波伏瓦作出了决定其存在的所有根本性选择，我们见证了这一切，因此可以说，波伏瓦创造了自我，发明了自我，而每一个人都能够而且应该这样做。
波伏瓦引领我们在这场充满偶然和不安的冒险中前行。当我们读到一部小说、一份忏悔的时候，通常一切都已过去许久——但这部作品，不是。一切都还是滚烫的，赌局尚未结束，输赢也未可知。“我赌上的可是我的全部。”写下这句话的女孩并不知道故事将如何发展，她摸索着，忍受着生活上的匮乏与青春期精神上的孤单，去寻找答案，去寻找出路，而所谓的答案或者出路，她又会很快提出质疑。没有任何一个瞬间或者结局是事先确定的。一切都可能走向虚无，或者更糟糕，陷入泥沼。她疲惫，她绝望，她重新出发。在她身后，时间之桥已经断裂，她脱离了过去那坚实的土壤，无法回到过去，而前方，是将来，是未知。而她又找不到一个能与她对话的人。必须赢得言说“我”的权利。萨特这句带着辩证反转意味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只有在内心断然地否定我们被他人造就的样子，我们才能成为我们。”
自一九〇八年一月九日，在芸芸众生中，一个性别为女的人偶然地降临到这个世界，降临到法国巴黎，别人教她说“我”，可这是冒充，只是通过一个乖孩子的嘴巴说出这个字，而真正说话的是谁？是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许多亲戚，她的阶层，她的时代，德西尔学校，甚至在她出生之前所有期待着她的人。孩子扮演着她的角色，而且扮演得非常好，但只是一个角色、一种仿效而已。
这个“我”是表面的，是“我”的一个幻影，却始终萦绕着微弱的光芒。从此以后，她的任务便是将纯粹形式上的第一人称单数转变为实质性的“我”，表达自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自己认为有些事情是重要的，为什么会渴望那些自己渴望的，思考自己所思考的，热爱自己所热爱的，拒绝自己所拒绝的——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这个“我”将不再依赖他人，而只依靠自己。我们都明白，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让许多人畏葸不前。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给这个“我”指定一个目标，那么至少从理论上它是无限的，因为这个自我是为了自己，也依靠自己，哲学告诉我们，它像上帝一样，永远退到地平线上，它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超越者，只要它存在，我们就永远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有限的整体来拥抱它。之后……便不再是它的事，而又再次是他人的事。哦！他们无时无刻不在那里，随时随地都在，而任务是很困难的。然而，在摩拳擦掌的年轻女孩眼里，再没有比这更重要、更刺激、更光荣的任务了。她为此投入了自己所有的活力、无限的精力、对生活的热爱、她的整颗心、她的头脑，毫无保留，不遗余力，因为一旦涉及重要的事，她便不知道何为分寸。
从开始这项创举到成为女性的皮格马利翁，日记成了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面前并不是一位写就了作品的作者，而是一部正在造就它作者的作品。它远远不只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一种内心的挖掘（蒙田式的“描绘”已经存在的自我），其目标是形而上的，也可以说是本体论的，是对存在、对自我、对世界、对他者的拷问。有一些日记，比如像玛利亚·巴什基尔采夫的日记，每一页都映照出作者对自我的得意与迷恋，而读者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里兜圈子，但是，这本手记则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工具，只有它有用才能证明其价值，而且作为工具必须协助工作：自我创造的自发性工作，创造未被创造之物。我们探寻未知，内心期盼着未来，我们以康德的方式探寻一种有价值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而非一种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带着恐惧和忐忑：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找到？或许，我们会筋疲力尽，半途而废？或许道路的尽头空无一人？
一九二六年十月的我
我活了十八年零九个月，但有过思考的人生只过了九个月。短短的九个月，却异常沉重，像过了几年之久。思想上的经历，情感上的经历，数不胜数，程度剧烈。我学会细致地分析，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其他人，自我，等等）。
我在自己身上首先发现的是一种严肃，近乎苦修的严肃，无法改变的严肃，我不知它从何而来，但我接受它，将它当作一种神秘的、不能拒绝的必要。我从未想过要与之讨价还价，即便令我不适，我也不能憎恶它：这就是我。是这样的自我支配着我的生活。首先，它替我杜绝了一切不重要的东西。有一些朋友对我很重要，她们很会寻欢作乐。她们甚至不会相信有人会拒绝这些东西：网球、游泳、戏剧、聚会。她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却让我感到不舒服，怎么会这样？我想。我也不会指责这些东西是一无是处的，而当我好好思考的时候，我很清楚我拒绝愉悦是没有任何道德根据的，只是我无法放任自己享受而已。
这一点，我每回都说。这也是我话不多的原因：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似乎觉得自己很掉价。我花很长时间斟酌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去看望朋友之前，写信之前等等，我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我讨厌交谈，只是因为我无法准备，我不能准确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别人有时会认为我的有所保留是一种傲慢。恰恰相反，这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带给他人一些我认为不重要的东西（要是他问我的话），我会因此感到羞愧。
当我独自面对我自己，或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我无法作出冷漠的姿态。我必须投入，即便不是整个自我，也至少是自我的一部分。
我很惊讶，大家都与我不同，我因此而难过。我难过，首先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我所表达的内容具有深刻的含义。他们忘记我说过的一句话，或者漫不经心地对待我做的一件事。而在说这句话、做这件事之前，我曾犹豫了很长时间，痛苦地纠结与思考。而且，我会依据我自己来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判断，要是我做这件事很有价值，那么他们做这件事也会具有同样的价值。因此我试图重塑他们的心理状态，以此来预测可能发生的结果。我虚构了无数悲惨的故事，但在现实里并没有发生。
我就是有这样的弱点，我无法满足于自己所获得的，也无法耐心地等待未来。我想尽办法去揭开未知的面纱。我带着一种巧妙的绝望，虚构一些最不被期待的未来。或者准确来说，我一件一件想象着未来发生的事，却始终将那些自己最不希望发生的事视为最有可能发生的。眼前的时光，我为此感到痛苦，因为它是确定的。我不会对自己说“可能”，可我会重新构建现在，我将这样的重构当作一个已然的事实……即便要以别的东西为基础来实现重构也在所不惜。
我完全失去了平静与自信。我无法一劳永逸地将一件事分类：我应该对雅克的友情深信不疑，每天我都会质疑这份友情，每天我都会思考其中一方面的问题，然后整日沉浸其中。最奇怪的是，我的思考完全没有逻辑性，我的假设也不以坚实的心理学论据为基础：我想到一种可能性，对它在理性世界里是不是最不可能发生也不加探寻，便深陷其中。因而凡事种种，我都有办法自寻烦恼。遗忘，等待，这些词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许多人都懂得将困扰自己太长时间的事件或者感情暂且放下，不再被这样的困扰折磨，从中完好无损地走出来，或许等到某一天，它又会重新焕发价值。可我做不到。面对一个上了锁的箱子，我不会边去忙一些别的事，边安心地等待别人给我钥匙，而是会牢牢地把它抓在手里，急不可待地把它颠来倒去，但心里十分清楚，这些动作都是徒劳，我根本无法知道里面装了什么。或许在别处这样是有用的，但在这里纯粹是浪费力气。只是我觉得，尤其是在情感上，这么做可以确保一种深刻、一种连续性，这才是别人所不具备的。即便在书里，我也很少读到像我这么执着的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违背自己的想法。我内心的一切都没有沉睡，一切都不需要被唤醒；一切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强烈的生命力；一切都存在着，无论从感情的角度还是理智的角度。我认为这才是我最本质、最区别于他人的特征。这一特征也解释了我为什么有好的记忆力——那些我认为重要的书、人、事件。我也几乎将自己所具有的全部价值都归因于这一特征；但同样也因此，我不是一个天真率直、心血来潮、无忧无虑的人。我总被自我与他人困扰着。
以这样的方式，我才能思考一切，才能通过不断地在脑中拉扯一切来厘清一切，才能认识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去丰富它们、转变它们。我也会惊讶地发现，当现实还保持原样的时候，事物已经经历了各种变化。
我认为这种习惯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与疲惫，但这也是我最美的光环。我并不认为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我想到一些出众的人，他们也并不具备这样的习惯。可对我来说，没有这种习惯，我就一无是处。它让我与众不同，因为我的确相信，它赋予我一种力量，这是其他人，即便是那些最乐于思考的人都做不到的。因为它，我的生活才能延续，才不会任由那么多重要的事（道德的、心理的、感情的、知识的）从我的指尖溜走。尤其是我对自我特别看重，我认真对待自己有过的每个想法、感受到的所有情绪，我必须不断地强化这种习惯才能让自己满足。我不断地咀嚼那些想法和情绪、反复咀嚼，直到它们完全成为我的一部分，而它们自身则失去了生命力和趣味。我需要一些全新的、独特的想法和情绪，只要它们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我便会为之惊叹，但我又无法忍受对它们尚未熟悉……如此循环往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