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一个晚上，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主席带着秘书，乘一辆吉普车，决定来一个“夜访”北京城。正是这一次夜访，毛主席遇到一个老鸨当街殴打失足少女，这一幕让毛主席很气愤，回来后就坚定地对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很快，由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亲自挂帅，罗瑞卿担任行动总指挥。公安总队抽调了5个连的兵力，各单位迅速抽调了2400名干部和民警，发起雷霆行动，十二个小时关闭全市风月场所，堪称奇迹。
毛主席向来以解放劳苦大众为己任，他认为风月场所是一个社会渣滓集聚的地方，但里面的失足妇女却都是受压迫的。跟所有受压迫的底层人民一样，失足妇女也是需要被解放的。因此，将风月场所关闭之外，还要狠狠打击背后的黑恶势力。
而新中国首场扫黑除恶的战役，就落在了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身上。
1906年5月31日，罗瑞卿出生于四川南充市舞风乡清泉坝马家坡。1926年他参加革命，经历长征到达陕北，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罗瑞卿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担任过保卫局长，对隐蔽战线的工作非常熟悉。
北平解放前，毛主席总览全国局势，开始为新中国谋篇布局。为此，毛主席从平津前线找来时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提出请他担任将组建的公安部首任部长。罗荣桓毫无私心，从有利于党的事业的角度考虑，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拒绝，但他也向主席推荐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适合人选，那就是罗瑞卿。
罗荣桓说了他的理由，主要是说罗瑞卿有经验，在红军时期罗瑞卿曾经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后又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有这一方面的经验，由他担任公安部长最合适不过了。
1949年４月，当时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太原解放前线党的总前委副书记（书记为徐向前）的罗瑞卿正在指挥太原战役，４月24日攻克太原。太原战役结束后，参加太原市解放的部队为了解放全中国，一部分南下，一部分则进军大西北，都在整装待发。当时有消息说，要任命罗瑞卿为西北大军区副政委，带兵西进，去解放大西北。
５月下旬，罗瑞卿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要他马上赶赴北平，担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对
于这一任命，罗瑞卿感到很突然，他渴望继续留在军队。
他对军队的政治工作很热爱，留恋军队火热的战斗生活，要他突然离开军队，确实有点舍不得。他向送别的战友们说：“我真想随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到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大地。”
到了北平，周恩来副主席找他谈话，当面向他传达了中央要他担任军委公安部长的决定。在和蔼的周恩来副主席面前，罗瑞卿坦率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还是请求去西北打仗，现在形势很好，仗也好打，叫我做公安部长，我不太会做，不如还叫我去打仗。”周副主席则郑重地对他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不要很长时间了。把旧的国家机器打掉了，就要建设新的，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现在准备组阁，公安部是管家的，很是重要。中央研究决定调你来当这个公安部长。”
当天晚上，李克农派车把罗瑞卿接去，来到党中央的临时住地香山，在双清别墅见毛主席。毛主席一见到罗瑞卿，就笑着问：
“听说你不愿意干这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本来．他当时向周恩来副主席讲那些心里话，只是怕自己干不好，希望有更好的同志去担当这一重任。现在经过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做思想工作，罗瑞卿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决定。他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不会的可以学习，可以请李克农帮助，我一定要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
共和国建立伊始，面临如何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许多丑恶现象，诸如流氓地痞、恶霸盗匪仍然在作怪，严重干扰了新中国的秩序；还有比如青楼勾栏、烟馆赌场等丑恶肮脏现象，也依然存在，腐蚀着新中国健康的肌体。
在关闭了北京的风月场所后，罗瑞卿将目标对准了其背后的黑恶势力。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宗族观念、行帮意识影响较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制度更替、军阀割据、连年战争，曾使中国的黑社会势力迅速发展，并在全国形成了洪、青、汉、礼、白五大黑社会势力。
北平一直是青帮的势力范围。据史料记载，1926年前后，“青帮”从天津渗透到北平，并以天桥地区为其主要势力范围。
北平解放前夕，天桥地区的东西南北四个“霸天”都是“青帮”的头子。
“东霸天”叫张德泉，过去在戏班子里当过跟包，曾拜师学过武术，后加入青帮和国民党，成为一跺脚天桥就颤的人物，曾打死伙计马顺子，身负六条人命。
“西霸天”叫福德成，25岁进京，在天桥以开茶馆为生。后勾结敌伪势力，组织流氓地痞贩卖人口、强奸妇女、开设赌场、经营暗娼，并身负二条人命。
“南霸天”孙永珍是天桥土生土长的“地头蛇”，1947年在天桥开茶馆，后与伪宪警相勾结，霸占他人土地和饭铺。
“北霸天”刘翔亭，原为天桥吉祥戏院经理，日伪时期任天桥梨园公会会长，勾结敌伪势力敲诈勒索、强奸妇女，是一贯道坛主。后来经过调查得知，那个被毛主席撞上的老鸨，背后“老板”就是这个“北霸天”刘翔亭。
有了这些“霸天”们，天桥一带的治安也特别混乱，那里住的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有三轮车夫、苦力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摆个小摊都得交保护费，若是不懂规矩过了地界，轻则挨打，重则丢命。所以人民群众要讨还血债，要求政府为他们申冤报仇。”
解放后的北平，尽快铲除地方黑社会势力是改善社会治安，使民众建立起对新政权信心的重要手段。关闭妓院的雷霆行动，罗瑞卿是用打仗的方法来指挥的，而面对黑恶势力，他采取的方法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
为此，市公安局层层发动群众揭露地方恶势力的种种罪行，先后3次在天桥地区召开控诉恶霸大会。但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怕变天，不敢控诉，公安干警就挨家挨户地宣传党的政策，群众的积极性终于被调动起来了，纷纷检举揭发。连“北霸天”的干儿子赵清泉也站出来揭发其义父的罪行。
1951年5月16日，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天坛祈年殿前召开第四次控诉恶霸大会，到会群众达3万人，有19位受害者登台控诉恶霸罪行，
当市公安局外五分局宣读“三霸一虎”(东霸天张德泉、西霸天福德成、南霸天孙永珍、林家五虎之一林文华)残害14条人命的罪状时
，“枪毙三霸一虎”、“为死难同胞报仇”口号响彻会场。“三霸一虎”被吓得面如土色。
1951年5月18日至20日市政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联席会议，对市公安局提交的恶霸案卷进行审查，
一致同意对天桥恶霸张德泉、福德成、孙永珍、林文华等恶霸处以死刑。枪毙“三霸一虎”后，北京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旧社会，警察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就是高高在上的“老爷”，纷纷敬而远之。新中国成立后，警察在处理跟群众的关系上，往往缺乏经验。有一天，罗瑞卿从公安部大楼步行到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的住处。这时发现一个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时态度粗暴。一个小贩推着车占道卖菜妨碍交通了。警察态度不太好，就和小贩争吵起来了。后来，警察将小贩的推车掀翻了。罗瑞卿就过去教育批评他。警察说你是谁，你管得着么。秘书就告诉他这是公安部的罗部长，警察吓坏了，说以后一定认真改正执法态度。
为了区别于旧警察，罗瑞卿请示周总理，建议将新中国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名称统一称为“人民警察”。周总理批示同意。1950年12月14日，公安部发出《统一人民警察名称的通知》：“关于人民警察之名称，各地均不一致，且‘警察’二字在人民中的坏观念很深，特作如下规定：各种警察一律通称‘人民警察’，简称‘民警’，凡来往公文表册中均用此名称。”
扫黑除恶，罗瑞卿有雷霆手段，反腐打贪上，罗瑞卿也毫不讲情面。
1952年“三反运动”，公安部打出一条“大老虎”叫宋德贵。
宋德贵，游民出身，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1935年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改造，留在了革命队伍里。他1936年入党，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处伤疤。1950年调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当时为副厅级)。可以说，宋德贵是一名老干部、老党员了，然而进城后他却腐化享受，犯下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达9亿元的重大罪行。
宋德贵的腐化堕落是从结识天津东华货栈经理赵溪桥开始的，也可以说他是被不法商人拉下水的。赵溪桥是通过公安部行政处生产科的萧顺和与宋德贵认识的，相识不久，赵溪桥就发现宋德贵“花钱大方，喜好奉承”，于是就抓住他的这一弱点，展开进攻。
赵溪桥曾私下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把宋处长服侍好了，这一辈子享乐就不成问题了。”宋德贵喜好喝酒，赵溪桥就每天请他下馆子。为了博得宋德贵的欢心，除了请吃请喝，赵溪桥还经常给他送钱送礼。
单请宋德贵吃饭一项，赵溪桥就花了1.6亿元，行贿1.3亿元以上。宋德贵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饭馆和最好的酒席。据查，宋德贵几乎每天都要喝一两瓶上等的白兰地，北京许多有名的饭馆都知道公安部的宋处长。宋德贵从此晕头转向，花钱做事与赵溪桥不分你我。
1951年4至9月，公安部委派宋德贵负责到东北购运木材。宋德贵利用这个机会，伙同行政处副处长刘玉泽、生产科副科长王珍以及萧顺和等人，勾结赵溪桥和北京祥利木厂老板杨生祥大肆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宋德贵让赵溪桥包运木材，照章每车皮只能装25立方米的木材，他们却装了30立方米。仅此一项，赵溪桥就从中捞取7亿元。
宋德贵认为赵溪桥、杨生祥很能干，视之为“心腹”和“好军师”，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赵溪桥、杨生祥则认为找到了“靠山”和“摇钱树”，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事实上，宋德贵已成为东华货栈、祥利木厂的大老板之一，东华货栈的伙计称他为“老掌柜”。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宋德贵又以奸商拖他下水的办法，拖别人下水。他以盗取来的国家财产，大批地购买了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人参、鹿茸、海龙、海狗肾等到处送人，有时甚至直接送现金，把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在他的拉拢下，公安部行政处80%的人都有贪污受贿的问题。
宋德贵的罪行暴露后，领导反复教育，但他仍不悔悟，反而有计划地进行对抗。他曾两次和奸商赵溪桥及同案主犯刘玉泽、王珍秘密会面，商讨怎样混过这一关。在要他交清账目时，他一面以有账无错相搪塞，另一面制造假账。
罗瑞卿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处理罪行昭著的贪污腐化分子一点不讲情面。在准备公审大会执行宋德贵死刑的前一天，
罗瑞卿秘书王仲方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翻阅宋德贵档案，此人在红军东征时负过伤有战功
，意思是判他死刑是否考虑到这一点。
王仲方认为人命关天，虽然是已经决定了的事，但他还是冒着风险去见了罗瑞卿。当天是星期天，罗瑞卿正准备带孩子去公园，见到王仲方料定有事，立即停下来听王仲方汇报。听完缘由后，罗瑞卿脸色一下变得极其严肃，简直冷若冰霜，返身上楼，并告诉王仲方立刻通知公安部党组的同志来开会。
所有人都坐定后，罗瑞卿只说了一句，“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枪毙宋德贵，党组同志还有什么意见？”打电话那位同志虽然在场，却也不敢吱声了。
做好保卫工作，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是公安部的极端重要的任务，对此，罗瑞卿不仅领导警卫部门做好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而且经常亲自出马，保证中央领导外出活动时的绝对安全。每当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首长外出，他总是认真布置，亲自到现场去做好每一个警卫环节。他多次对保卫人员说：“保卫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毛主席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毛主席还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罗长子就是罗瑞卿。罗瑞卿身高1.82米，比毛主席还高1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