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讲,好奇与追寻就像精神上的“生命力”。对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来说,好奇是一种惯常的精神状态,追寻即是一种稳定的动态生存。世界飞速的变化会让它产生越来越多奇怪的规则,我们不停的追逐与思考,也许,只是想瞥上一眼什么。

《好奇的追寻》一书记录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世纪的种种追问与反思。本文为阿特伍德在某次活动中的讲稿,围绕小说与性别展开。“如果一个男人以负面的方式刻画一个男性角色,这是人的境况;而假如一个女人这么做,她就是对男人不怀好意。”

本文摘选自《好奇的追寻》,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我们到了需要给予男性积极鼓励的阶段

我非常高兴你们象征性地请了一位女性来做今年的海吉讲座。


电影 《蒙娜丽莎的微笑》(2003)

我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已经到了需要给予男性积极鼓励的阶段。今晚我就要启动一个类似的个人计划。

我这里有一些金色的五角星,一些银色的五角星,还有一些蓝色的五角星,当然都是想象出来的。只要你觉得不害怕,今晚能够真的到场,就能得一颗蓝色五角星。不害怕到听了笑话真的会笑的人得一颗银色五角星,一点也不觉得受到威胁的人得一颗金色五角星。

另一方面,说“我太太真的很爱看你的书”的人,得一个黑叉。像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位男制作人前不久对我说的那样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很不高兴,因为我们觉得女性正在占领加拿大文学圈”的人,得两个黑叉。

“为什么男人会觉得受到女人威胁?”我问过我的一个男性朋友。我的这个男性朋友,顺便说一下他确实是存在的,随口加入了如下的对话。

“我是说,”我说,“男人大多数时候都块头更大,他们能跑得更快,更能掐死人,而且平均而言也掌握更多金钱和权力。”

“他们害怕女人会嘲笑他们,”他说,“削弱他们的世界观。”

然后我又在一场我主持的仓促诗歌研讨会上问了一些女学生,“为什么女人会觉得被男人威胁?”

“她们害怕被杀。”她们说。

从这一点我断定,男人和女人确实不同,哪怕只是在施加威胁的程度和范围上。从小说家的观点来看,这一发现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你们也能够注意到我们正在接近今晚的话题,尽管是用一种螃蟹般的、踏着小碎步、迂回曲折而且十分女性化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还是在接近。

我从来都不是那种用轻视的口吻提起男人,把他们全部归成一类的人。我会把阿尔贝特·施韦泽放在一头,希特勒在另一头。

但想一想,如果没有男人的贡献,今天的文明会是什么样?没有电动地板打蜡机,没有中子弹,没有弗洛伊德心理学,没有重金属摇滚组合,没有色情文学,没有回归的加拿大宪法……。而且和他们一起玩拼字游戏非常有趣,需要吃掉剩菜的时候他们也能派上用场。

我曾经听过一些万分厌倦的女性表达这种观点,只有一个死掉的男人才是好男人,但这远非正确。好男人或许难觅,但你要这么想:就像钻石一样,不管有没有经过打磨,都是物以稀为贵。

我在一个科学家的家庭里长大。父亲是森林昆虫学家,他喜欢小孩,并且顺便说一句,他并不觉得受到女性的威胁,我们度过的许多欢乐时光都是在听他解释蛀木虫的习性,或是把松毛虫从汤里挑出来,因为他忘了给它们喂食,它们就满屋子乱爬找叶子吃。

被这样养大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学校操场上,我在面对想用虫子、蛇和类似的东西吓唬我的小男孩时很有优势;另一个结果是,稍晚一点的时候,我逐渐喜欢上了十九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现代昆虫学之父亨利·法布尔的作品。

法布尔,和查尔斯·达尔文一样,是十九世纪如此大量出产的有天赋又痴迷于此的业余博物学家。他从事调查研究是出于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并且和如今许多生物学家往往用数字而非单词组织语言不同,他是一个充满热情又讨人喜欢的作者。

我愉快地读着他对蜘蛛生命的描述,他用蚁狮做的实验,试图证明它们也能思考。但激起我兴趣的不只是法布尔的题材;更是他本人的性格,如此精力充沛,对一切都如此喜悦,如此机敏多谋,如此乐于遵循自己的研究方向,不管它可能会引向何方。接收到的意见他会纳入考量,但只会相信自己亲身检验过的东西。

想象他铁锹在手,出发前往一片满是羊粪的牧场,搜寻神圣粪金龟和她产卵习惯的秘密,让我快乐不已。“我看得目不转睛。”他惊呼着,把一个小东西拿到亮光下,不像神圣粪金龟通常用来吃的粪球那样圆圆的,而是巧妙的梨形!“啊,那忽然闪现的真相带来的至高快乐,”他写道,“其他还有什么能与你相比!”

而在我看来,我们正是应该以这种精神来对待所有的问题。假如粪金龟值得如此,为什么不是稍微更复杂一点的对象,人类男性呢?

02

那些女性创作的小说中的男性

假如小说不是科学论文,那它是什么?

让我们就这么说吧,在地上到处游走、往返而来似乎是所有小说作者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过的事情,而小说本身,与冒险故事及其变体不同,则是人类文明之中,当代现实人类世界与语言和想象力相互碰撞的交点之一。

这并不是要将小说限定在左拉式的自然主义之内,而是要表明,部分内容被写进小说是因为它们就存在于现实世界里。因此我们必须认定,男性角色在部分女性创作的小说中做出的不值得赞扬的行为,不一定是因为小说替作者说出了对于异性的偏颇看法。

有没有可能是,部分男性在我们乐于视为现实生活的地方的行为,有没有可能并不是每一个男性都一直行为端正?有没有可能一些皇帝真的没有穿衣?

我们都知道并没有所谓无价值观小说写作这种东西。创作并不是发生在真空里,小说家要么描述,要么揭露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里的某些价值观。从笛福到狄更斯再到福克纳,小说家始终都在做这一件事情。

但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文学批评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环境中的有机体,在诠释阅读内容时,我们依据的是自己如何生活以及自己渴望如何生活。

我认为小说的政治解读在批评文章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要我们正确认识它的话;但全面对立只可能是对文学的伤害。

对女性小说家来说,这意味着如果她们以很多时候男性事实上的行为方式来刻画他们的举止,一些男性就会觉得反感。仅仅是避免把他们写成强奸杀人犯、儿童猥亵犯、战争贩子、施虐狂、渴求权力、冷酷无情、刚愎自用、自命不凡、愚蠢可笑或者不道德还不够,尽管我确信我们都同意这样的男人确实是存在的。即便把他们写得敏感又善良,她还是很容易被批评为把男性描绘得“软弱”。

但在我看来,小说里一个好的角色,换句话说,被成功塑造的角色,和现实生活里一个“好的”人,意思是在道德上高尚的人物,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一本书里有一个始终行为端正的角色,对书本身很可能意味着灾难。但小说家却受到很多公众压力要去塑造这样的人物,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新鲜。

让我们简单看一下文学究竟做了些什么。比如,《哈姆莱特》是对男性的诋毁吗?《麦克白》是吗?任意一个版本的《浮士德》呢?男性在《摩尔·弗兰德斯》里的行为又如何呢?在《汤姆·琼斯》里呢?《感伤之旅》写的是个典型的窝囊废吗?因为狄更斯塑造了奥立克、葛擂硬、多特男童学校、费金、尤利亚·希普、斯蒂福思,还有比尔·赛克斯,我们就必须断定他讨厌男人吗?

梅瑞狄斯在《理查·弗维莱尔》和《利己主义者》之类的小说里不留情面地批评男性,对女性则相当赞赏。这意味着他相当于阶级背叛者吗?迷人的伊莎贝尔·阿切尔在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里没能跟一个和她条件相当的男人配成一对又说明什么?然后还有《德伯家的苔丝》,善良温和、惨遭迫害的苔丝,以及两位男性主角,一个卑鄙下流,一个自命清高。

我再提一下《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稍微来点文化跳跃;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或许也可以顺便谈谈亚哈船长,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创造,却几乎不会是任何人心中可以接受的榜样。


电影 《包法利夫人》(2014)

请注意,所有这些角色和小说都是由男性创作的,而不是女性;但没有人,据我所知,曾经指责这些男性作者对男人太刻薄,尽管他们倒是被指责过各种其他问题。或许其中所包含的原理就和讲种族笑话一样:在团体内部没问题,但若来自外界就成了种族主义,即便讲的笑话可能完全相同。

如果一个男人以负面的方式刻画一个男性角色,这是人的境况;而假如一个女人这么做,她就是对男人不怀好意。我认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这句话反过来用在女性对于女性作品的反应上。

从历史上来看,与男作家相比,女作家在自己的书里对男性更宽容。任何由女性撰写的重要英语小说中,都找不到近似《黑暗之心》里库尔茨先生那样的堕落天使和邪恶怪物的角色;最接近的,我觉得,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赛门·勒格里。

通常的角色都介于希斯克利夫和达西先生之间,两人都有缺点,但都被描绘得讨人喜欢;或者,援引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部英语小说,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介于干瘪又嫉妒心重的卡苏朋和充满理想却误入歧途的利德盖特医生之间。

这本书的神奇之处在于乔治·艾略特不仅能让我们明白嫁给卡苏朋有多么可怕,更让我们明白成为卡苏朋是多么的可怕。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效仿的范例。乔治·奥威尔说过,从内部观察起来,每个男人的人生都是失败的。如果我说了这句话,会是性别歧视吗?

当然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拥有一些我们所没有的有利条件。首先,对于今晚我们讨论的这类问题,他们并不像我们所被迫感受到的那样不自在。虽然承受着来自他们那个时代的礼节先生和礼节夫人的持续压力,不能写出一句可能会让十八岁少女脸颊泛红晕的话,实际上这个要求在今天或许会授予作者很大的回旋余地,但他们对于描写恶行并称其为恶行并不会感到迟疑,或是让一大群滑稽和丑陋的形象在读者面前招摇过市,也不会担心此类描写有可能被解读为对于这个或那个性别的侮辱。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小说家还有一系列其他优势。写性事是不可能的,因此她们在塑造男性角色时,不去努力从男性角度描绘对性的感受也没关系。不只是这样,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面向女性的,这意味着它经过了一段时间才被视为一种严肃的艺术形式。

最初的一些英语小说是由女性创作的,占到大多数的读者也是女性,甚至连男性小说家都相应地让作品内容有所倾斜。当然也有许多例外,但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说小说在几乎两个世纪里都有明显的女性偏向,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有更多的男性作者将女性刻画为中心主角而不是相反。女性小说家的优势非常明显。如果小说针对女性,那女性就掌握了内情。

在那之后小说作为一种形式已经有了许多改变和扩充。但是,大家最常问我的其中一个问题仍然是:“你写的是女性小说吗?”必须留意这个问题,因为,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其含义会根据提问者和被问者的身份而变化。

“女性小说”可以指流行文学小说,比如那种封面上有护士和医生的,或者有那种翻着白眼的女主角,穿着古装,头发在风中乱舞,站在歌特城堡或者南部大宅或者其他罪恶可能出现、希斯克利夫还在西班牙苔藓中埋伏的地方。

也可能是指主要读者被假定为女性的小说,这可能会包罗相当多的作品,因为除了路易斯·拉摩的西部冒险和特定种类的色情作品之外,各类小说的主要读者也都是女性。

还可以指女性主义宣传小说。或者可以指描写男性—女性关系的小说,这同样也覆盖很大的范围。《战争与和平》是女性小说吗?《飘》呢,虽然里面有一场战争?《米德尔马契》呢,虽然里面有人的境况?有没有可能是,女性并不担心让人看见自己在读那些可能被认作是“男性小说”的书,而男人却仍然认为,如果他们太过认真地去看一些由女性拼缀起来的据说是心怀恶意的词语组合,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会从身上脱落?

从我最近在世上的到处游走和为了在许多扉页上签上我的名字而在书店所做的往返来判断,我可以说这种看法正在逐渐式微。越来越多的男性愿意站在队伍里并且被人看见;越来越少的人会说,“这是为了我太太的生日买的。”

但是,当我的老朋友和同党,可敬的皮埃尔·伯顿在电视上问我,为什么我最近的书《肉体伤害》里的男人全都懦弱无能的时候,我差一点就出口伤人了。我展现出女性著名的同情心,请不要把这跟意志薄弱混淆,只是漫无目的地说了几分钟的废话。

“皮埃尔,”我原本应该说,“你觉得对于性关系当中的男人,谁比较可能有更多经验:你还是我?”这话并不像听起来那么不客气,甚至还有几分道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有相对较多的经验储备可供汲取。她们当然有自己和男人相处的经验,但同时还有朋友的,因为,没错,女人讨论男人—— 除了丑闻综合征之外—— 确实多过男人讨论女人。

女性愿意向其他女性倾诉自己的弱点和忧虑;男性则不愿和其他男性谈这些,因为对他们而言外面仍然是个狗咬狗的世界,没有一个男人想对一群长着尖牙的潜在竞争对手露出软肋。假如男人要对任何人谈起他们和女人之间的问题,通常要么是心理医生,要么对其他女人。

无论是读还是写,女性都可能比男人更加熟悉男人事实上如何对待女人;因此一些男人认为是诋毁他们形象的东西,女性可能觉得只不过是实事求是,或者甚至过于手软。

但回到皮埃尔·伯顿的论断上来。我非常仔细地斟酌过《肉体伤害》里的男性角色。其中有三个,女主角真正和他们睡过,还有第四个主要的男性角色她没有。

一位女性小说家和评论家指出,书里有一个好男人而没有好女人,她说得很对。其余的男人并不“坏”——事实上他们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男性角色算得上是相当亲切且有魅力,比库尔茨和伊阿古好得多—— 但那个好的男人是黑人,或许这是为什么那些抱怨“对男人刻薄”的人忽略了他。在套用榜样模式评论作品的时候必须读得很仔细;不然便可能陷入尴尬的境地,就像这样。

03

“做一个人”和“做一个男人”

好了,说回新寒士街的实际问题。让我们假设我正在写一本小说。首先:这部小说会有几个视角?如果只有一个视角,它是属于男人、女人还是海鸥?

让我们假设我的小说会有一个视角,并且那双让我们看到小说中世界展开的眼睛来自一位女性。紧接而来的便是对书中所有男性角色的看法都必须经由这位中心角色的感知体系。且这个中心角色也并不一定正确或者公平。

同时而来的还有其他所有角色都会—— 出于必要—— 居于次位。如果掌握一定的技巧,我还可以通过对话和字里行间的暗讽,反射出另一套与中心角色不同的观念,但这会带来强烈的偏向,使角色A成为说真话的人,却永远无法听到角色B和角色C在独处时的真实想法,也许是在户外小便,或者是在做其他男人做的事情的时候。

然而,假如我使用多点视角,情况就会改变。这样我就可以让角色B和角色C也独立思考,而且他们的想法并不总是和角色A对他们的看法相一致。如果我想的话,我还可以再加上另一个视角,来自全知全能的作者,但是作为小说里的又一个声音。全知全能的作者可以自称知道角色身上连他们本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并从而也让读者知晓。

接下来我必须决定的是采用何种基调,运用何种风格写作。对《呼啸山庄》的仔细研读会表明,希斯克利夫永远不会被人看见在挖鼻孔,或甚至是擤鼻涕,搜遍沃尔特·斯科特的作品也不会发现有厕所出现。

而另一方面,利奥波德·布鲁姆在几乎每一页纸上都一门心思地在忙着这些平淡无奇的生理需求,而我们也觉得他讨人喜欢,没错,同时也觉得可笑而且可悲,但他原本就不是“憧憬的爱恋”。

利奥波德·布鲁姆要从凯瑟琳的窗户爬进屋子十有八九会滑倒。哪一种才是对“男”字大写的“男人”更加准确的描绘?或者,是不是每个男人都像沃尔特·米蒂一样,既有平凡、局限和琐碎的自我,也有英雄的梦想,而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写哪个?

我并不支持其中任何一方,只是想说二十世纪的严肃小说家通常会选利奥波德,而可怜的希斯克利夫则被贬去了哥特传奇。如果某个特定的二十世纪严肃小说家是位女性,她多半也会选利奥波德,包括他所有的陋习、白日梦和渴望。这并不是说她讨厌男人;只是表明她对于他们不穿斗篷的样子感兴趣。

好了。假如我已经决定小说里至少会有一名男性角色作为叙述者或主角。我并不想让我的男性角色异常邪恶,像海德那样;我更想要杰基尔医生,一个本质上善良但有特定缺点的人。

这当下就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就像史蒂文森也明白的,与善相比,描写恶并让它显得有意思要容易得多。如今什么是对于好男人的可靠看法?让我们假设我所说的男人仅仅是不坏;换句话说,遵守主要的法律,不欠债,帮忙洗碗,不会打老婆或者猥亵孩子,等等。

让我们假设我想让他拥有一些真正好的品质,积极正面意义上的好。他该怎么做?而我又如何才能让他—— 不要像查尔斯·格兰德森爵士那样—— 在小说里显得有趣?

我猜想在这一点上小说作者的关切与社会是一致的。曾经,在我们根据—— 远比现在频繁—— 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或是未能达到某个预先规定的性别榜样来定义他们的时候,判断“好男人”或“好女人”指的是什么要容易得多。

“好女人”是实现了我们对于女性理当如何以及应该如何行事的观念的人。“好男人”也一样。

对于什么才算男子气概以及如何才能取得这种气概有着特定的设想—— 大多数权威人士同意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必须以某种方式赢得、获取,或是被人领进门;勇敢和英雄主义的行为非常关键,能承受痛苦而不退缩,或是能喝上千杯也不醉,或者随便什么。无论如何这是有章可循的,男人与男孩之间有一道分界线可以跨越。

诚然男性性别榜样有许多劣势,即便是对男人来说也是如此——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超人,许多人只能是克拉克·肯特 —— 但确实也有一些积极的而且在当时是有用的特点。

我们用什么东西取代了这一系列标准呢?我们知道女性处于剧变和动荡的状态之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运动会产生能量;许多现在可以被用来形容女性的东西曾经都是不可能的,许多可以去思考的东西一度是无法想象的。

但我们为男性提供了什么?他们的领地,尽管仍然广大,却正在萎缩。在小说中的男性角色身上所发现的困惑、绝望、愤怒和冲突并不仅仅存在于小说里。它们也存在于真实世界中。

“做一个人,我的孩子”和“做一个男人”听起来还是不一样的,虽然它确实也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与空想派的传奇作者不同,作为小说家的小说家以眼前有什么作为出发点。

在我们讨论男性的时候,眼前所有的,是一种变化的状态,新旧观念彼此交叠,简单的规则不复存在。一些激动人心的生命形式可能会从所有这一切之中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我认为女性必须认真对待男性的关切,就像她们希望男性认真对待她们的关切一样,既是作为小说家也是作为地球上的居民。

我们太常遭遇这样的态度,认为只有女性个体感受到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对我而言这和认为只有劳动阶级的人才是真实的,中产阶级的人就不是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是等同的。

当然实际获得的痛苦不同于幼稚的自艾自怜,而且没错,女性害怕被男性杀害的依据比男人害怕遭人嘲笑的依据在更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统计数据就更不用提了。形象受损和颈项受损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也不可低估:我们都知道男性曾因此杀害自己或他人。

我并不是在呼吁让女性重回逆来顺受的状态,甚至都不是那种女性支撑、培育、迎合和巩固男性自我而男人却不用礼尚往来的情况。


电影 《蒙娜丽莎的微笑》(2003)

理解并不一定就是纵容;而且可以指出的是女性已经“理解”了男人几个世纪了,部分是因为生存所需。假如对方手持重炮,最好还是能提前预测他可能的行动。

女性,就像游击队员一样,发展出了渗透敌后而非正面迎击作为更受偏好的策略。但将“理解”作为操纵的手段—— 事实上是一种对于被理解对象的轻视—— 并不是我想看到的。

然而,一些女性已经没有兴致再给出任何形式的任何理解;她们的感受和瑞内·雷维克很像:属于理解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她们想要力量。但我们无法从“人类”的定义中剥去任何人性的部分而不让自己的灵魂面临严重风险。

让女性将自己定义为无能为力而把男性定义为无所不能将会落入一个古老的圈套,逃避责任且扭曲现实。反过来也一样;描绘一个女性已经与男性在权力、机会和行动自由上平等的世界,也将是类似的自我弃权。

我知道我并没有就写作男性角色给出任何具体的说明;我怎么能呢?记得,每个男性都是不同的。我唯一给出的只是一些提醒,指出来自现实世界和评论家的挑战。但仅仅出于困难并非不去尝试的理由。

在我还年轻,还看很多漫画书和童话故事的时候,我常常希望得到两件东西:一件隐身斗篷,好让我能到处跟着别人,听他们在我不在的时候都说些什么,以及能把我的思想传送到别人脑里,但同时仍然保留我自己的认知和记忆的能力。

你们可以发现,我天生就是写小说的料,因为小说家在写下每一页的时候都是在实现这两种幻想。如果要投射思想,把它投射到和自己有一些相似之处的角色身上会更容易,这或许是为什么我从女性角色视角写的内容比从男性视角更多。

但男性角色更是一种挑战,而现在我人到中年,并且更加勤奋,我毫无疑问会尝试多写几个。如果写作小说—— 以及阅读小说—— 有任何可取的社会价值,那多半是它们让你不得不去想象成为其他人会是什么样。

而这,正日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

本文摘编自


作者: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副标题: 阿特伍德随笔集:1970-2005

译者: 钱思文

出版年: 2024-12


编辑 | 流浪学家

主编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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